回老家看父亲
回老家看父亲
一早，哥哥拨来电话，问我是在小城的家里，还是在乡政府。我说今天是星期四，还在乡里上班。哥哥说话一向慢条斯理的，今儿却隐隐的有些急。他说，父亲这两天拉稀，还带有黏液一样的东西，怕是痢疾。街上，我又详细询问了来赶街的哥哥。他说，这几天父亲饭量也减了，问他想吃啥，总是摇头。
父亲九十六了，去年一回夜间小便，不慎摔断了股骨。在县医院治疗那么久也没能把骨头接上。原因很简单，岁数大了，骨头干枯，缺少再生能力。假如动手术，那无异于把游丝般孱弱的生命挑在刀尖上，且还无济于事。无奈，不得不让父亲出院，回老家休养。老家，哥哥一家还住在那，我和弟弟早离开了它。有哥哥陪伴，有专人侍奉，我和弟弟又常回去看看，父亲卧在床上也不缺精神上的慰籍。每每看到父亲能吃能喝，并不觉得父亲像那快要沉落的太阳。如今哥哥一说，突然有了一种不安和担忧，嗓子眼也觉得哽住了。这些年一直以为，父亲那么大岁数了，在世间的时日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要是在某个时辰突然离去，我就再也看不见父亲了，虽然父亲现在给我们的爱似乎是薄了，却更金贵了，那怕是一个笑，或者一声轻轻的问候，也是不可多得的。
我即刻要通了我同学的电话，他治痢疾有秘方。我细说了父亲的症状，他说那确是痢疾。寒风凛冽，我骑车赶了过去，又匆匆把药送到父亲身边。哥哥两间土屋，左边一间拦腰分成两截。父亲住在后一截。走进父亲住室，父亲半睁半闭着眼，斜躺在升降自如的病床上。电视流动着多彩的画面，父亲似乎并不知晓，甚至我和陪护寒暄了一阵他也没一点察觉。于是我近前一唤，才缓缓抬起眼，却慵懒、倦怠、黯然、无光，似乎随时要闭上眼睡着一样。状态大不如前。这让我想起往日，我去看他，很多时候，父亲眼里总溢满泪，弟弟姐姐去看他，也泪水涟涟，甚至亲戚朋友探望他也是眼泪掉过不停。我却不理解父亲，甚至对父亲说：在平辈人面前尽情倾诉无可厚非，孙辈儿辈面前你也吧嗒吧嗒落泪，多没体面，叫人如何面对。父亲默然，似乎是听懂了；父亲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也清醒，自然是听懂了。后来就很少看到他随便落泪了。但那次姑姑来探望他，父亲又一次老泪纵横了。姑姑比父亲大两岁，九十八了，远远近近的人都说姐弟两有福，长寿。早前二十年，姑姑却很少和我家往来。因为很小的时候，姑姑就被抱给本村一黄姓人家了。一是爷爷奶奶前面生的两个是闺女，想抱掉一个生个儿，二是黄姓夫妇结婚多年一直没生育，想抱个闺女捡个好彩头。两相有需，姑姑就被抱掉了。也巧，姑姑抱掉后，爷爷奶奶生了父亲，黄家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姑姑却恨了娘家，虽处一村，也很少到娘家门上。到父亲上，也疏若远亲。事情到后来悄悄有了变化，黄姓两兄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后死去，姑姑遂重新认了父亲这个弟弟，两人渐渐亲密了起来。听说父亲摔伤住院，姑姑让表哥用轮椅把她推到医院看父亲。姑姑颤颤巍巍，微弱地吐着一个个安慰的字眼，却不见父亲说一句话、言一个字，只有泪哗哗地流。
站在父亲床边，我不但有些责备自己，责备自己那次不该那样说父亲，而且祈求他像那次见着姑姑一样，痛痛快快哭一回，那怕是轻轻的一声；或者淌出一行泪，那怕是淡淡的一滴！因为我想证明我心中的那种不安和担忧是多余的。但我的那份祈求是那样的无奈。父亲依然那般半迷半醒，仿佛处于阴阳两界 。我心颤抖着，轻轻抹了抹眼角，悉心为父亲喂起了药。半开半闭的小木窗，透进淡淡的光。忽然感悟，这似乎是一种轮回。小的时候，父母一勺勺喂着我们，而今是自己一勺勺喂着父亲；不同的是，那时父母看着襁褓中的我们充满幸福和期望，如今我看着风中残烛般的父亲却满是忧虑和伤感。父亲的一生历经许多苦难。他还很年轻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那时山水田林路都是私人的，人死后都得葬在自己山上。而爷爷是随奶奶“嫁”到奶奶娘家村子里的，在这里田没一角，山没一岭。爷爷必须葬到六华里外的自家山上去。这一路山高坡陡，一条小道像丝线挂在岭上。天飘着鹅毛大雪，放眼，“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奶奶抚着爷爷的棺木，痛哭着：老头子，你死的真不是时候，你叫我们儿单枪匹马的如何办啊！接过奶奶一个朱红木匣子，里面一百元现大洋白白花花的，父亲把它抱的紧紧的。他花了两倍的价钱，雇了八个“金刚”（乡间专抬棺木的）。那个早晨，爷爷被抬出了寒舍，一路向北。风呼啸着，雪翻飞着，纸钱被卷着在铅灰色的天空旋转，父亲早已泣不成声，一路颤抖，想着爷爷的前生今世，觉得也对得住他了。虽这般艰难，但爷爷也算是归根了，灵魂也有了安放。而父亲却在安葬爷爷后大病了一场。
为了生计，父亲还跑过汀州。汀州，福建的一个县，处闽西，靠赣南——我的家乡。民国时，那儿是我们这儿和沿海沟通的桥梁，食盐几乎从那儿输入。茶马古道有马帮，丝绸之路有驼队，那会我们这里的食盐很多时候是用肩从那儿挑进来的，顺便也把沿海祭祀用的土纸、还有烟叶和笋干从我们这儿挑过去。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跑汀州。母亲几次三更起，为父亲远行赶制衣衫。出发那天，母亲悄悄抹着泪，奶奶更是千叮咛万嘱咐。且不说有二百多里之遥，一路风尘，更恰那会战争频仍，是蒋介石围剿红军之时。其凶险自然是不言而喻。几个年轻人紧赶慢赶，顺利抵达汀州。父亲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知道汀州的一些历史，还由于它地处赣南闽西要冲，商贾云集，多有繁华，父亲却没在那多停留一会，匆匆返程。国民党没碰上，却在石城一个山高林密的隘口遭遇土匪。土匪端起鸟铳对准大家的脑门，大声呵斥，强行搜身。几个人吓得脸如土色，父亲多些历练，表面沉静，心里却打鼓一样。后来忆起这事时父亲庆幸地说：那次是捡了条命回来；那些土匪也还算有点良心，没把盐全部抢去，为我们每个人留了一点挑回来，让我们那次汀州行没白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和弟弟出生后，家里七八张嘴，父亲肩上担子更重了。星星还眨着眼，父亲便下地了，月儿爬上树梢又才姗姗回家。母亲早把酒热好了，父亲一上桌，半壶米酒提了上去，父亲一小口一小口呷着浓香的米酒，母亲一边为父亲炒着下酒的豆子或花生（那时算是奢侈了）；屋子逼仄，厨房和饭桌连一块，我和弟弟先是看着父亲喝酒，锅里一响，转身又到灶边了，看着花生豆子滚啊滚，香喷喷的，直咽口水。母亲笑笑，你们两个“小馋嘴”，随即抓给我们每人一小把。不一会吃完了，又眼勾勾的看着父亲桌上，弟弟转了过去，我大几岁不敢，很惧怕父亲那眉毛一拧的凶相。弟弟自然是又得到了“赏赐”，他会悄悄给我几粒，有时父亲也会叫我过去给我几粒。
大哥参加工作了，家境渐渐好了起来，父亲也有了笑容。大哥好聪明，很会读书，许家大屋的“许公子”早三年念书，大哥还比他成绩好，最后是一起小学毕业；玩牌下象棋，和他一般大的没谁玩得过他，至今还有人说某某某欠他的赌债。可他小的时候尽是病，父亲说他是“取债鬼”。初中临毕业时还大病了一场，不得不休学，他的最高学历是初中肄业。可是一家兵工厂招工时看准了他，后来县法院也看准了他，把他从兵工厂调到法院当书记员。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写些小文章。我曾和二哥调侃：四个兄弟中，大哥和弟弟好聪明的，我们俩都不如他们。二哥总是憨笑着点头。大哥出息了，似乎一切都变了。过年，很多人家关心的是有没有钱买肉，很少有人想着买年画（那时几乎没人贴年画，市场上也难见年画卖，贴年画成为一种稀奇事），我家却贴着许多年画，都是大哥从外地买回来的。路人从门前经过都会驻足看一会，有的甚至搁下农具或家什到屋里来看，甚至摸一摸；还有许多吃的，雪花豆、油烧果子、层层糕是我记忆最深的，那味道一直留在我口中。夏日，大哥回家，他穿着花格衬衣，提着黑皮箱，中等身材，浓眉，络腮胡，四方脸，帅气又大方，许许多多的人围了来，小孩子前呼后拥，糖果发了一拨又一拨。那会租房住，虽小窗小门又是旧的土房子，大哥回来了，便有一串串歌声飘出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首独具风情的《康定情歌》，大哥唱得好动听。我于是也很喜欢那首歌，常常会不自主地吟起来。
突然，大哥得癫痫病了，一发作，倒于地上，不省人事，口吐白沫。父亲急死了，四处求医终不见效。大哥焦躁，更加重了病情，常常失态，难以控制情绪，动辄吹胡子瞪眼，目光血红，凶相骇人。一日，下着淫雨，大哥像疯了，和父亲吵着闹着，遂捡起一块石头想砸父亲，父亲一看不妙，躲已来不及了，信手操起旁边一根扁担，把大哥轻轻撂倒。大哥一会便爬了起来，捡起一块石头，直往家冲，把锅给砸了。父亲欲哭无泪。那是段黑色岁月，不堪回首。祸不单行。那年春节刚过，母亲也病倒住院了。学校离乡卫生院不远，我每天几次去看母亲。几天后，夜里梦见母亲病情转危，我焦急地喊着母亲，也仿佛有一个声音呼喊着，央我快去救母亲。我惊出一身冷汗，梦也醒了。却原来真有一个声音在学校楼下的操场上叫我，是父亲。我惶惶起床，噔噔下楼。父亲好疲倦，一脸忧愁。他说，你母亲胃痛，叫了一夜，明天转县医院，天亮后你去叫你俩姐夫到县里来。终于敌不过罪恶的病魔，母亲的病日见严重。大哥却没一点忧愁，似乎还有些惬意。父亲说，他是以为你母亲命里克他，你母亲死了，他的病就好了。我有些气恼，甚至愤然。大哥怎么病得失去理智了呢！不久，才五十出头的母亲溘然离去。而大哥的病并未见好，两年后也离去了。
苦难没把父亲撂倒，自然是父亲有着坚强的意志。生活的强者，往往有着许多让人羡慕的特质。父亲懂得堪舆，他的老师就是那几本老得掉了牙的线装书，以至于方圆百姓都信奉他；他写得一手好字，还是乡间里的一把“铁算盘”，二十多年的会计生涯，每逢财务清理都少不了他；父亲还是乡戏里的旦角，都说他戏演得好，舞台角色有些“惊艳"。我看过一次父亲演的戏，那是改革开放后，十多年没看戏的乡民很想重温那曾经的美好时光。戏台搭在一个禾场上，两盏汽灯喷着雪白的光。几乎是“万人”空巷，禾场已难有立锥之地。父亲出场了，我有些哑然，脸上堆着粉，猩红，土得掉渣的味道；父亲饰演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服饰又灰又暗。那手势，我有些不忍看，硬生生的，又学着水柔的样子，不伦不类；那声腔倒合拍，却显得有些苍老又缺圆润。六十多岁了，十多年没登台，这些谁都能理解。假如是我，就没那勇气了，那会到那么粗陋的戏台演那么粗陋的戏。因为骨子里总以为那是“下里巴人”的把戏。
勿容讳言，我也恨过父亲。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暴躁，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挨他的打；也不是因为我建房子的时候那么艰难，他不曾助我一臂之力，吝啬又近似无情；也不是因为我开头生的是两个女孩，他很不高兴而对我另眼相看。是因为对我母亲不好，出口是骂，动辄还打。那年冬夜，寒风呼号，母亲可能是嘀咕父亲不关心家里不关心她，我被一阵恶狠狠叫骂声惊醒，昏黄的灯光里只见父亲抓起一把大弹子锁要朝对面床头母亲的头上砸去，我“噌”的一下跳起，尚小的我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挡在父亲面前，央求父亲。可父亲根本不把母亲放在眼里，也无视那么小的儿子的苦苦哀求，“呼”的一下朝母亲砸了过去。我蒙了。母亲“哎哟”一声，肩被砸中。那肩头又红又肿，动弹不得，母亲流了一个多月的泪。我想不通，这世上哪有那么残忍的丈夫？哪有那么无情的父亲？我要和他一刀两断！夫妻可以离异，可是父子哪有两断的！？
时间消磨一切，包括爱，也包括恨。后来的后来，我原谅父亲了。为人父，为人母，个中艰辛，无需任何人细述我都明白。每每外地工作的儿子女儿回来，我都嘱咐他们回老家，看看父亲，看看那份渐行渐远的牵挂。
“苦，好苦"。忽地，父亲抬起眼，咂砸舌，一种很难忍的样子。我忽地有了一些欣喜，心中的不安和担忧顷刻减了许多。我像哄小孩子一样，“哄”着父亲把最后一勺药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