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朦胧岁月时的老、少伙伴们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念完高中一册还不满十六岁的我，因遭遇“三年困难”，学校停办而失学。当年夏天，彷徨中的我，在镇上一个综合修配厂谋了个学徒的位置。
这综合修配厂名为工厂，实为一个近三十人的、有着自行车修配、刻章、修配锁、钟表修理、铁器制作、焊补、制作中国传统的老式黄杨木木梳等的多行业的手工作坊。是个集体所有制单位。
在这手工作坊里. 朦胧岁月的我结识了不少老、少伙伴。岁月过得虽然苦难艰辛，但也充满了难言的乐趣，在这人生哲学的学校里，我获得了终身难忘、至今还十分有用的社会和生活常识。
我现在的性格多是那时形成的。我的许多良好的和不良的习惯也是那时养就的。
那经验丰富的师傅们，或已千古。但他们在我的脑子中留下极深的烙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马二位师傅是我最佩服的了——虽然他们从事的工作，当时认为是最下九流、被人十分地瞧不起的。
王师傅是四十岁左右的人，是刻印章的，他没有带徒弟。他的哥哥在县城里是很有名气的医生，两兄弟很少来往，据说是哥哥瞧不起弟弟的行道的缘故。王师傅极少言语，总是头也不抬地在柜台上刻着私章、公章……。
的确，刻章这个行业那时是极不被人们重视的了，在我们镇上，把印章看成是艺术品的人微乎其微。
王师傅能刻许多种字体的印章。
别的刻章人刻章前，大多要在印章的刻面写上反体字，王师傅不是这样。
王师傅在夹于固定板上的质地色黑的印章的刻面涂一层白色颜料，白色的石头、象牙、透明硬质的高级塑料印章，则涂上墨汁之类的黑色颜料。不写字。
待白色颜料或黑色颜料干后，他便认真地刻起来，不大一会功夫，印章刻面该刻掉的部份已没有了，留下的带白色颜料或黑色颜料的部份，即为各种字体的艺术品——印章了。
印章刻好后，王师傅将印章认真地沾上印泥、在公安局发的印鉴本上留下印鉴（法律手续）。
我看了这印鉴本上的那么多大的、小的、方的、园的、菱形的……图形中刻有各种字体的印鉴，啊！真是一本绝佳的篆刻艺术收藏品！和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人民画报》上看到的没两样！
我问王师傅，为何不自备所刻印章的印鉴本并保存下来，他淡淡地说：“刻的太多了，没那么多钱买本子。再说，小T啊，又有几个看得起我们这个行道的啊！”。
就这样渐渐地，我和王师傅十分投缘起来，要不是那时组织性很强，也许我已向他学起这门技术了。倘这样，指不定在当今，我已靠卖篆刻艺术品发家致富了——呵呵！随便说说而矣。
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想，倘王师傅还活着，已不愧为艺术大师的。但很多艺术大师就这样被时光的流逝和人们的愚昧冲洗光了。
马师傅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解放前就病死了，家境也因此衰败了，解放后，马师傅就只有靠焊盆补锅维持生计了。他平时少言寡语，脾气古怪，好像对谁也不买账（但，他对我倒是很和气的），也常和领导顶嘴，人们对他也颇有非议。
闲时，我常到他作坊前看他干活，慢慢的，我发觉他那饱经风霜、冷冰冰的面孔后面，却藏有一颗善良、执着、热忱的心。
那街沿台阶上用竹篱笆和毛毡搭起来的、很窄小的一个铺面，便是他的焊补铺面兼宿舍。
马师傅对工作很认真，不少的婆婆大爷大妈都爱请他焊补锅盆家什，一件已破旧的家什，他也力求把破口、破洞用焊锡或补钉补得平平整整，好像要作到下次再补、也是别的部位。因此，他的工作，倒也繁忙。
马师傅从不和顾客争执。而是和和气气的。由此，我开始怀疑别人对他的议论是否正确了。
马师傅是解放前结婚的，他的妻子很漂亮，但不幸因病，双下肢已不能活动多年了，成天卷缩在他那焊补铺面后的狭窄的、简易的床上。吃饭、拉屎、拉尿全由马师傅照顾，极少见马师傅对她生气。马师傅遇收入好的日子，买酒、肉改善伙食时，也从不避开妻子而去独食独饮。简易、寒酸的窝棚里，常常充满了穷苦家庭的温馨。
慢慢地，我倒是很看不起背后议论马师傅的人了。心里想，倘你们处于他的艰辛境遇，你们一定比他差远了！
杨师傅是制作黄杨木木梳的，他带着两个徒弟。每当黄杨木木块购回后，他和两个徒弟把整箱、整箱的、楔样的黄杨木木块倒在车间里。
杨师傅师徒的工作便开始了：用特制的小锯把每块楔样的黄杨木木块又切割成多块梳坯。第二道工序是细心地用特制的锯把一块块的梳坯锯上梳齿，然后把梳坯锯成半月形并刨光，雕刻上简易的条形花纹，最后一道工序是用一种叫笔管草（中药木贼）的植物慢慢地打磨木梳，大约半个月，几箱极光滑细腻的民间的梳妆用品加艺术品就诞生了。
杨师傅对自己和徒弟们的制成品作一丝不苟地检查、验收。但更多的像是在欣赏自己的辛勤劳动结晶。杨师傅和两个徒弟小心地把制好的木梳包装起来，交与保管员。
徒弟“保二爷”（别名）常被杨师傅找出纰漏、而遭严厉的训斥，师傅是严谨的，徒弟进步也快。待我一年多后离厂、踏上转变我一生命运的、更为艰辛的人生征途时，徒弟“保二爷”已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能工巧匠了。
我们要好的五、六个徒弟常在一块鬼混光阴，我们在一块儿说笑，一块看电影，一块儿打闹，一块儿飙自行车，甚至一块儿睡觉。
幸好，那时社会风气极正。倘现在，我们或许也要干起什么结拜弟兄、同生共死、进进酒吧、甚至“打家劫舍”的勾当来了。
汪师傅是专修自行车的，很敬业。他带有三个徒弟中，有两个和我同龄。他们修自行车时，我有空就在旁边打杂，很快的我也学了许多修车的知识。
汪师傅利用废旧材料装了两辆自行车，一好一破，我就是用破车学会骑自行车的。学会后就不想再骑这破车了，就蹓别人送来修的车，或骑汪师傅装配的那辆好车，大概是骑的人多了，于是汪师傅向厂长建议，就以较低的价把这车卖与在我后面进厂的、比较和领导亲近、但和我们学徒们并不合群的青工了。
维修手工业管理局K局长（我们的最高上司）的德国制造的自行车，是汪师傅“专利”，那单车可能是铝合金的吧，又轻便又好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看到並骑过的外国造自行车。
修锁的张师傅是个留长胡子的老头，经验丰富。可以说，没有他修不好的锁，也没有他配不好的钥匙，更没有他开不了的锁！
但张师傅话多语碎，常抱怨徒弟马虎，又不认真学习业务，许多简单的活计也要靠师傅来完成。其实是那徒弟瞧不起自己的行道。后来终于另谋职业，走人。
这徒弟似乎与我们也不合群，印象已很淡漠，只记得他有着洋人那白里透红的面皮，眼里似乎闪着一点鬼异，恰又姓H，故得了个尖猴狲的别名。
我离厂后数年，厂里逐渐出现了衰败的景气，好几个车间因缺活计而解体，黄杨木木梳也因滞销而停产。我的几个好友有的到邻县的厂矿谋生，有的自己开业（那时叫分出去，由手管局直管）。
厂长和会计这两个局里下派的国家干部，则调其他单位。修配厂由那在家修钟表的X副厂长支撑着，但已是实亡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