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何用？
祖祖辈辈对书的珍视都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对这一论断正确与否的评价暂且不要去理会，反正我是爱书如命的，有人在我跟前做出对书不敬的举动，我一定会象捍卫真理一样地与之坚决斗争。有书可读是我们的祖先梦寐以求的事，诚如当今很多人梦想有钱花、有官做一样，读书是先辈们增长见识的唯一途径，也是寻求稳定收入的必经之路，是故自古以来就有读书人和“大老粗”的区别，好象两种属性的质的区别一般。其实读书人自我陶醉在对功名利禄的求取中，只不过寻得一番清幽罢了，所要付出的心力比起春种秋播恐有过之无不及，有些典故如范进中举之类久而久之地触及灵魂，说明读书要想熬出头来比起商业开奖中个头彩更加具有偶然性。后来人们察觉了读书的妙用，蜂拥而上地往书山一条羊肠小道拼命瞎挤，当然领会的各得千秋，失意的万念俱灰，于是又生出“读书无用论”这些消极情绪来，世态炎凉关键要看人们如何去评判，出发点不同所得到的结局必定相去甚远。
但书也未必随时随地都是有用的，岂不说好书坏书对人的影响有天壤之别，单就书籍本身而言，抵不去衣穿饭吃也是时有的事。古时有则笑话，说的是从明朝开始印书业就很发达了，而卖书为生的人往往是些贫穷的学士，这些人大多亲自挑着书担四处去叫卖。有一名学士凑足了家中所有的资产，大约有百多文钱，买了一担书准备挑到京城去卖。行至途中，遇到另一名学士借书翻阅，并对这些书籍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却因家中太穷购买不起。这人家中仅有几件稍值些钱的古铜器，想拿去卖钱来买书，偏偏卖书的学士也正好性情典雅爱好古玩，一见古铜器倍觉喜爱不已，便说：“不用拿去卖了，我俩按各自物件的价值来交换不是更好吗？”征得同意后，卖书的学士便将一整担书籍换了许多古铜器，挑着转回家去了。妻子见丈夫这么快就卖书回来很高兴，再一看丈夫的行李，见有两三只布袋鼓鼓囊囊的，铿铿作响。经仔细追问得知实情后，妻子一个劲地责怪丈夫说：“你换他这种东西回来，什么时候抵得饭吃？”丈夫得意地答道：“他换我的那些东西去，又什么时候抵得饭吃？”
书的价值原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典型体现，重财帛而轻儒雅，贵经营而贱文章，古规常道理都是这样的。东汉名士赵壹就曾写过“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诗句，唐人杨炯也尝慨叹“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为浅薄文籍提供了佐证。这也难怪，李白就遇到过“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的窘境，看来希望有所著述的人少些迂腐，少些装腔作势，少些误人子弟也不见得是件易事。我就看到过一些书籍完全可以不必现世，甚至压根没有或许对人类的进化更为有利，这还不包括“地摊文学”纯粹为了牟取暴利的那些文化垃圾。因此每当再度凑近书市时，忘不了总要象警惕杨梅疮一般地给自己一番警省，或是暗自掂量诸多文字是否藏有荼毒会着了道儿。迄今为止我尚不愿将自己的良知典了去烦儿孙们劳苦，并时刻盼望通过现有的认知发掘一些好的文辞，给生活过的轨迹留下点滴值得回首的印痕。
眼下的书多得又有些令人眼花缭乱了，凭着各方各面的指南真的会指得人手足无措，我就纳闷许多著述的人哪儿来的知识视野，公然可以在东不成西不就的历史误会中觅得通幽的一弯曲径，并且唐而皇之地把持了文化圣坛的一方净地。记得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句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所憾在林林总总的万千书目中靠谨慎鳞选而修得正果时，白胆奸商们已然腰缠万贯做起图书生意，一边亨乐一边叫骂先哲先贤了。凄凉败落中我抱着珍藏半世的典籍唯有不住地自问：“好书果真又抵得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