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记事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未能躲过的一场灾祸来临得是那样突然，那样地毫无思想准备，又是那样地顺理成章，以至于我在度过性命悠关的紧要关头时竟无一点恐怖和畏惧，被动地听凭着命运的安排，仿若在看一出别人的故事。这是一场发生在我本命年的意外车祸，三十六岁是短暂生命的一个旅程，而对于我，一切的一切就是那样的真实和触手可及。
7月31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可我却是步着梦想走近的。为赴台湾著名诗刊《秋水》主编涂静怡热情之邀，我从滇东北小县鲁甸启程前去大理，参加在洱海之滨举办的“秋水之友云南行”联谊活动，与《秋水》诗人相聚已是我多年的夙愿了，十余年间因为种种理由，我一次次地错过了共聚一堂的机会，所以对这次在“家门口”的聚会之机倍加珍惜，为了不致在路途中延误，我特意提早一天上路，准备先到滇中楚雄小住一宿，然后再从容地前往大理。一个轻易的决定，印证了莫泊桑在他的作品《项链》中那句引人至深的睿智小语：“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的变幻无常，极为细小的一件事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毁灭你”。决定有时是轻率和盲目的，却与灾难偶然巧成，错不开分分秒秒的毫厘差池，有人形象地把灾祸比喻为人生路上的劫难，并用“在劫难逃”来概述“祸福无常”的必然结果。我不信宿命，自认为该是一生平安的好人，历经磨难仅是为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待天降大任，因而对于承受灾祸的心态总是充满自信。
出了祸事最容易去想那些有可能避让的一万个理由，而我赶上这趟车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乘座了一夜的长途客车，上午8点到达昆明后，我原想找一些当地的朋友聚一聚，谁料除了联系不上的就都有事无法脱身，总算联系上一位曾经共过事的挚友，交谈了一会儿他又临时有事要飞北京。我手足无措地漫步昆明街头，就在这时天不作美，下起了沥沥细雨，阵阵寒意直逼心头，我经不住这种孤独的漂零感，漫不经心地在环城西路坐上53路中巴到了西苑客运站，买了一张去楚雄的车票。距发车时间仅剩十分钟，我买到的居然还是一号座，随后我买了水和面包坐上车去，车座就在驾驶员身后，这是一辆依维柯中巴客车，车内设计简洁紧凑，座位柔软舒适，车窗明亮可视度较好，是在云南省内高等级路面上广泛使用的交通车型。车辆缓缓发动了，临窗可以看到沿途雨中的景致，我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军人，和我并肩就打一个地名——合肥，两个胖子把车座挤得很紧。雨丝不断地敲打在车窗玻璃上，伴着车轮辗在积水路面上发出的“滋滋”声，把雨的气氛烘托到了极限。车内的16名乘客开始时还有人不时地说说话，渐渐地车内静了下来，许多人合眼打盹，把静谧染成了一种沉闷的颜色。过了安石高速路，两车道的安宁至楚雄段二级公路显得狭窄和拥挤，行至不远就目睹了一场惨烈的车祸，进入禄丰县境内，在独瓦房路段过了隧道群，又一场车祸横陈眼前，将过往车辆堵成了数公里的长龙，困在雨水无情的洗刷中。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员下车去看了看情况，估计两小时内道路梗阻不可能疏通，于是征求乘客的意见，打算绕道行走。很多乘客赞成绕道，驾驶员连忙掉转车头，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到羊老哨路段，折入一条很陈旧的柏油公路，颠颠簸簸行了约半个小时，已近高速公路梗阻路段的山脚，再次被险情阻住了很多车辆。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员多次撑伞下车，指导疏通被阻的车阵，不大一会，困住的长龙开始蠕动了。
终于又绕上了高速公路，看着路上被阻的车阵还在增长，乘客们都舒了一口气。窗外还下着雨，隔着湿漉漉的侧窗玻璃已经很难看清外面的景致，倒是从驾驶员前面雨刮不断刮出的明亮部份可以看清经过的塌方险段。由于受路况限制，本来只需三小时的路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还距离楚雄很远。当车走上一段笔直道路时，我有些困了，抬眼看了一下路边有块“彩云出口”的标志牌，便不假思索地靠在车窗上闭目养神。倏然间，一次猛烈撞击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次强烈的撞击惊煞了整车人，我顿感左胸一闷，同时脸上热辣辣地剌痛起来，眼前一片模糊，恍惚间觉得驾驶员头往后仰，一头一脸的鲜血随着碎裂的挡风玻璃碴向我飞射过来，随之发出了“咕咕”的抽咽声。多年前曾经历过一次车祸使我有了临场不乱的心理素质，我心里马上意识到发生了车祸，强忍痛楚站起身来告诉大家尽快下车，以免再有任何不测。身旁的军人下车了，后面的座位上也有人陆续下车，我的眼镜被飞来的玻璃碎片击碎了，朦朦胧胧什么也看不清，走下车来根本无法观察周围的环境。雨水毫无节制地下着，淋得我满脸的血水顺着下巴一直淌，好在还能看清前面被撞瘪的依维柯左侧紧靠着撞得七弯八扭的金属护栏，象一堆破铁皱巴巴地扔在一边，驾驶员一动不动地卡在座位上，除了喉咙里抽咽的呼噜声外见不到任何反应。我邻座的军人一直嘟嚷着什么，在站到公路上的乘客中走来走去，这时我似乎感到车内还有人，便又返回车里，动员车内惊呆的四名乘客离开随时有危险可能的车体。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坐在车座上，一只手呆呆地捂住额头，喃喃地问我道：“我会不会死？我不想死的……”我一面安慰她，一面拽着她跳下依维柯，朝迅速赶来的救护车奔去，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发出的尖叫声里，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形象足以惊煞路人了，好在救护车勉强容下了我的立锥，到楚雄的最后五十公里路程，我们走得那样的艰难、苦楚、清醒而又缺乏风度。
救护车劲直开到楚雄州医院，得到通知的医生们早已作好了各项准备，伤员们从救护车上下来，全都木立在大门口不知所措，我主动领着大家到了医院指定的就诊地，那个女孩找了个地方让我坐下，这才发现我的右腿膝盖从裤子上划开了一道很大的口子，鲜血已经浸红了大半支裤腿。医生逐一查看了伤员的伤势，将轻伤者叫去门诊处理，在查看我的伤情时，医生详细询问了疼痛的部位和感觉，然后取来一支针头很粗的注射器，从我的左肋下剌进去，抽出了一管大半是血的积液，几乎同时我先是一阵发热汗流满面，又一下子冷得寒禁不止，医生将我挪动到手术床上，推到医技楼去做一系列的检查。我对医生说：“我没事的，请你们替我清一下创口就行啦，我明天还要去大理参加一个会议……”，医生严肃地对我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重要的事应该是活下来，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的。”手术床由医生推着下了电梯，经过一片空地，又上电梯，七弯八拐来到B超室，B超医生足足为我做了两小时的细致检查，又经过透视、血常规等检查后，医生再推着我返回住院部。经过那块空地时，雨下得更大了，医生找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罩在我身上，自己则淋在雨中推着我往前走，那种认真敬业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木然地躺在手术床上，无奈、被动、吉凶未卜地任凭摆布，两个多小时的体检，我觉得就如同过去了两个世纪，不能自己成了求生时唯一的音程。手术床推进了抢救室，医生只说了一句要立即手术，我的身边一下子就仿佛炸开了锅，医护人员进进出出，各种术前准备循序进行。我的神智十分清醒，乘机掏出移动电话把受伤的消息通知家里，也通知了会议联络人倪云在大理所下榻的州政协驻地，然后我恳求医生务必等我的家人赶到再做手术。医生开始时态度很强硬，直到剃完体毛即将麻醉前才同意放弃手术继续观察，同时进行保守止血治疗。当天夜里，医生为我处理了眼皮、眉际、脸颊、右膝的伤口，并为我插上了胃管和导尿管，实施昼夜心电监控。客运公司也多次来人探视，经他们描述，我才知道车祸发生的原因是被迎面驶来的三星九座面包车相撞，面包车上已有二人当场死亡，五人受伤，我们乘坐的依维柯驾驶员受重伤一直昏迷不醒，正在抢救之中，十六名乘客有四人受重伤，十人轻伤，除了驾驶员数我的伤情最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入院第一夜，大雨始终没有停息地倾泻着，仿佛要将这个我重新获得的世界涤荡干净。我不能动弹，左臂系着心电仪，右臂打着吊针，耳听着时间分分秒秒地在心电仪凄厉的尖叫声中滑过，苦夜好长好长。子夜时分我一位年轻的侄子从昆明赶来，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慰藉，第二天一大早，我再艰难地通过移动电话联系大理会议方，总算和倪云通上了电话，不久《秋水》主编涂静怡打来电话，从她关切的话语中，我听到了憔急的哭泣声，一种莫名的感受从我的心底袭来，使我不由语无伦次，眼泪夺眶而出。在亲情友情的牵系下，我凭着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终于战胜厄运，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第二天，出血得到了控制，精神也有了很大好转。第三天弟弟从昭通赶来护理我，换下了忙于经营的侄子。就在这一天中午，听到了依维柯驾驶员抢救无效去世的消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一个星期的抢救过程也是我心系大理秋水诗会的整个过程，倪云随时打来电话告诉我会议的进展情况，《秋水》的编委们也打来电话，涂静怡、琴川、汪洋萍，还有香港的诗人们轮流着给我许多安慰，虽然我没有到会，但我的心始终和秋水的诗人们紧系在一起，因为我也是整个会议的一份因子。
我从死亡的关头毅然回来，生与死的考验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场宿梦，但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关怀，也看清了一些原本看不清的东西，真正去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变故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善待生命的态度。其实危难并不可怕，一定的磨砺何偿又不是丰富人生的宝贵财富？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人们才能紧紧握住友善的手，无私无畏地坚强下去，并用这种精神引领自己继续走好余下的路，潜心地为自己生存的社会做一些将竟未竟的有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