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怪病和语言障碍症的博尔赫斯
战胜怪病和语言障碍症的博尔赫斯
杨开显
博尔赫斯是与福克纳、海明威、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大师比肩而立的阿根廷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与博尔赫斯巨大的文学成就相伴而生的是他患的怪病、重病和其他病症。所幸的是，他虽受病魔的折磨，仍顽强地与病魔赛跑，并跑在病魔的前头，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财宝。
博尔赫斯十分的早慧。他从小就嗜书如命，母亲因他淘气要惩罚他时，只有没收书才可能达到目的。他四五岁时开始阅读格林兄弟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俗称《格林童话》）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欧美名著；6岁即立志当作家，并用英文写了一本希腊神话小册子；9岁开始上学就直升4年级，并把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译成西班牙文在报上发表，发表后被误认为是其父所译，译文被选作一个班级的课文；10岁就与父亲讨论哲学问题；11岁就自命为勒萨日或塞万提斯。但他自幼体质衰弱，视力差，胆子小，而且内向，害羞，说话有点口吃，读小学时常常受到同学的欺侮。
在博尔赫斯十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为他导演了一幕荒唐剧，使他得了一种奇怪的恐惧症。当时，博尔赫斯正在瑞士日内瓦读中学。一天黄昏，他的父亲叫他到杜福尔广场旁的一幢楼里与一位他父亲雇佣的街头女郎幽会。这类姑娘专门殷勤地迎合外国人、无聊的年轻人和独来独往者。温顺的博尔赫斯既紧张又不安，见到那位妖冶的陌生姑娘殷勤地迎上来时，突然害怕起来，心里感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敏感、胆小和羞怯的博尔赫斯从此患上了一种性恐惧症的怪病，同时还加重了口吃，患上了语言障碍症。父亲的错误就这样对博尔赫斯的身心造成了伤害。多年以后，直到中年，博尔赫斯在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心理治疗下，才驱散了日内瓦杜福尔广场那一幕压在他心上的令人窒息的浓重阴影，消除了与心爱女子交往的性恐惧症。离开日内瓦40年后，博尔赫斯又回到瑞士，他这时激动地回忆到：“少年时所有惊心动魄的经历都发生在这里。”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博尔赫斯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怪病折磨着博尔赫斯，但他最终战胜了怪病。可是，祸不单行。1938年圣诞节前夕，博尔赫斯跑步上楼时头部撞在了一扇张开的玻璃窗上，受伤后感染，并伴有幻觉和高烧不退，导致败血症，差一点丧命。此后，他长期摆脱不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在博尔赫斯50岁出头时，一种对他文学创作有致命影响的重病降临了——他开始患盲目症。这是博尔赫斯家族第六代的遗传。博尔赫斯刚出生时，漂亮的双眼蓝晶晶的，父母为之异常高兴，认为博尔赫斯眼睛的清澈透亮，是他今后眼睛健康的保证。可是，博尔赫斯仍然逃脱不了父亲给他带来的遗传的厄运。博尔赫斯儿时喜欢游泳，多次的剧烈运动造成他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到27岁时他做了第一次眼科手术，以后至少做了8次；到57岁时，他的视力减退至失明，再也不能看书写字。对于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重的呢？然而，博尔赫斯跑在了这个害他眼瞎的病魔之前，创作并出版了大量的诗集、散文集和小说集，这给他奠定了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和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崇高地位。此后创作的不多的作品，他是靠口述来完成的。博尔赫斯身后有一位可敬的女人，这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忙于操持家务，但有时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他的母亲活了99岁才去世，此时博尔赫斯已经76岁。博尔赫斯除了68岁与40年前就令他心动而今已丧夫的57岁的埃尔莎有过3年婚史外，一生都与母亲相伴；母亲逝世后，他86岁娶了他的日裔阿根廷女研究生儿玉，但数月后他就逝世了。因此，博尔赫斯失明后，虽有一些友人帮助他，但主要是他母亲既照顾他的生活，又为他朗读书报和有关文字材料，还为他的口述作记录并整理，对他的文学创作帮助极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博尔赫斯遭受失明的沉重打击之后，又患了耳聋症。这真是雪上加霜。而且还不仅此，他在这之前就开始患失眠症。好在多年的失眠症并未太影响他的创作。有时似乎还相反，他的有些作品的创作灵感和想象力是在辗转反侧、通宵不眠之中获取的，如他当时创作的具有学者气质的随笔和面具小说，就来自这痛苦的失眠的无尽的折磨。在他失眠的日日夜夜里，他相信自己是“多样化世界里孤独而清醒的旁观者”。
博尔赫斯在与怪病和重病的搏斗中，对语言障碍症的战胜是最为完美的，也是最具戏剧性的；而且治好这个病，他还得“感谢”独裁总统庇隆哩。
博尔赫斯从少年时代患上语言障碍症后，就更不敢公开讲话了。就是后来成了著名作家，也仍不爱或者说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讲话，因为他一讲话就容易口吃，出现语言障碍。如果不得已非要讲话时，他也是写好讲稿，请人代读。一次，他应乌拉圭教育部邀请到一所大学演讲，他推脱不掉，只得应承下来。他先写好演讲稿，并默记数遍，然后请一位口才较好的老师代为朗读，他则坐在后面的位置上不时作点提示。在此前的1936年9月，他没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14次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的语言障碍症。父亲对博尔赫斯造成的身心伤害和事业影响还真是不小！直到中年四十六七岁以后，博尔赫斯才克服了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恐惧心理，语言障碍症得以治愈，甚至达到演说家的水平。个中原因，恐怕还得归于庇隆政府的迫害，真是应了“祸兮福所倚”的古训。
1946年2月，庇隆作为刚被任命的将军，以51%的微弱多数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在此之前，他作为副总统兼陆军部长及劳工和社会保护署署长，握有军政实权。但博尔赫斯对庇隆是不感兴趣的，认为他是一个纳粹分子。博尔赫斯在报上抨击政府及当权者道：“阿根廷……严重到了大批阿根廷人成了纳粹分子尚不自知的程度。……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很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抬头时的情形。……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我认为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把权力交给最高法院。不过，对于阿根廷政府能否较快地回到民主秩序上去，我抱悲观的态度。”
庇隆虽不是纳粹分子，但作为民族主义者和带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军人，他对民主政治的恢复和推进，博尔赫斯是不抱希望的，他勇敢地在一些反对庇隆政权的宣言上签名，以表明自己批评庇隆政权的态度。庇隆开始注意到这些动向，他要给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看，他决定先羞辱一下博尔赫斯。其时，博尔赫斯已是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声名也远播国外，但他的职位仅仅是低下的市立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助理馆员。1946年8月的一天，博尔赫斯接到市政厅的通知：“升任”他为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和家兔稽查员。在西班牙语中，鸡和兔是怯懦的同义词。显然，庇隆政权是想以此来贬损和侮辱博尔赫斯的人格。
阿根廷的知识分子们，尽管政见不完全相同，却强烈谴责这一歧视和侮弄知识分子的做法，他们支持博尔赫斯，为他举行了一个声援会。会上宣读了博尔赫斯写的声明：“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巴尔莱塔等人做了重要发言，他们赞扬了博尔赫斯坚持民主理念、拒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反抗精神。从这个时候起，内向、腼腆的博尔赫斯英勇、大胆地扛起了反对极权政治的旗帜。
博尔赫斯在图书馆的微薄但是固定的收入没有了，庇隆为鸡兔们选稽查员也选错了对象。博尔赫斯失去了固定的生活来源，而稿费是入不敷出的，博尔赫斯感到独裁政权的迫害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无奈之中，他突然想起在此之前他在街头上漫不经心让一个英国老太婆给他算的命。英国老太婆说他不久的将来要交财运，他会经常在国内外旅行和演说，靠嘴巴赚钱。博尔赫斯一笑置之，把英国老太婆的算命当做一派戏言；他母亲也觉得算命算得荒唐可笑，因为博尔赫斯赚钱的手段是最不可能靠嘴巴的。博尔赫斯因性格内向、羞怯和口吃，从未想过要去演说或当教师之类，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一直是靠朋友们为他读发言稿。正当母子俩对算命觉得滑稽可笑和对生计发愁之时，博尔赫斯的一位朋友介绍他到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去当英国文学老师；紧接着他又被邀请到一所学院去作美国文学的演讲。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要么挨饿，要么演讲。于是，他只得作好充分的准备，写出一篇一篇的演讲稿，关于霍桑的，关于爱伦•坡的，关于梭罗的，关于惠特曼的，关于马克•吐温的，等等。一连几个晚上，他与母亲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对着母亲演讲，开始时有点磕磕碰碰，后来慢慢顺畅起来，一直到得到母亲的认可为止。此外，他也与好友们在一起作演讲训练，一直到克服心理障碍而令朋友们满意为止。后来，博尔赫斯在71岁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在我47岁时，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向我敞开了大门。”
大门倒是敞开了，但是勇敢地迈进去，并在里面有出色的表现，是还要有一番艰苦努力的。为此，博尔赫斯继续紧张地与母亲和朋友们一起作演讲的排练，并设计了演讲前的程序。这个程序的前半部分是博尔赫斯由一两位好友陪同从远处走向目的地，边走边谈，谈的内容就是演讲的内容。程序的后半部分是博尔赫斯在接近目的地时，进入一家酒店，喝上一杯颇为烈性的酒，以此壮胆。序幕拉开了，演讲正式开始。博尔赫斯从容地走上讲坛，平静地坐下（有时是站着演讲）。他用快要失明的眼睛扫视一下大厅，然后就盯着大厅的远处或后排，从不正视听众。低沉的声音从庄严的讲坛缓缓发出，他有时两手十指交叉，略像祈祷状，有时又挥动双手，像在强调什么。有人说，博尔赫斯的演讲略显呆板和单调，活像一个布道的教士。但他沉稳的声调、雕塑的形象、专注的神情、严密的逻辑、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在演讲厅里织出了一张绵密的感应场，听众们在这个场中受到博尔赫斯的感应而兴奋起来。博尔赫斯的演讲受到人们的认可、欢迎和赞扬。他在母亲或女友的陪伴下，在阿根廷各地和乌拉圭等国旅行，到处发表演说，从阿根廷和欧美文学讲到西方现代主义和犹太教神秘哲学，从中世纪的欧洲诗学讲到中国的佛教和阿拉伯的传说。他终于成功了，生活来源也有了保障，他演讲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在图书馆工作的微薄收入。他开始热爱起演讲来了，他用演讲回击了庇隆政府对他的打压，并把自己从屈辱和困窘中解救出来。
但庇隆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与他的妻子艾维塔又在找茬了。1948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大群妇女在街上唱国歌，以表示对庇隆政权的不满。她们很快就遭到拘捕，这其中包括博尔赫斯72岁的老母和妹妹。她俩被判监禁1个月。母亲因年老未入狱，而由警察把她监禁在家中。妹妹被投入监狱，与妓女关在一起。此举是通过羞辱她而扫博尔赫斯这位大作家的面子。母女等人曾被人暗示：如果她们写信给庇隆夫人艾维塔请求原谅，那她们是可以被解除监禁的。她们猜想其中有诈，没有答应。这确实是一个伪善的伎俩：母女等人若写了信，当局就将在媒体上披露，然后释放她们。这样，舆论界和老百姓就会对庇隆政权产生好感，认为他在施仁政。
博尔赫斯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为反庇隆政权，为争民主，争人权，也为自身的生存而努力着、奋斗着。他就是在同庇隆政权的抗争中，从一个语言障碍者锻炼成一个成功的演说家的。当然，博尔赫斯对庇隆政权的评价未必完全正确，庇隆政权在阿根廷历史上是有可取之处的。
1955年9月，阿根廷陆军发动政变，庇隆被迫辞去总统职位，流亡国外。博尔赫斯10年的屈辱和反屈辱生活结束了。他反庇隆政权的立场受到军政府的表彰，并经两位朋友和阿根廷作家协会的推荐，被当局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可是这时的博尔赫斯双眼几近完全失明。他自我调侃地说：“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
博尔赫斯的生命力是强盛的。他在怪病和重病的煎熬中顽强地挣扎和搏斗了那么久——他活了87岁，是一颗光耀文坛的巨星和寿星。1986年6月14日，他在日内瓦还是被肝癌这个可怕的病魔击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