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为家乡方言做点事
我原来一直在写作乡土散文，最近几年转到方言研究上来了，发表、出版的也是学术论文和专著，以致有朋友问我怎么转向了。这看似奇怪的事体，其实同文学创作一样，我仍然是在写自家熟悉的东西。我研究它，是因为熟悉它，进而想为家乡的方言做点事。
地处上海西南的家乡方言是吴语的一个分支。历史上的上海方言是在农耕社会大背景下，并吸收周边地区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大上海的前身上海县几百年中一直隶属于松江府，长期处在农村包围之中，即使是当时的县城，“城里人不出城门，照样可以到郊外踏青”，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众的“语音视华亭（今松江）为重”，“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今松江）稍重”的，府城方言曾是上海地区的权威通用语言。这种背景下的家乡方言，现在自然成了研究上海话和吴语的资料库。历史文献记载到的大量方言词语、俗语、句式等，长期来流传有序，至今还为当地原住民所常用，其发音、词义同几百年前完全一样，如发音时王黄不分，生肖读如“生少”，“千讲万讲”中的“万”读“曼”音等等，都完整地保存在家乡方言中。我因文学创作的爱好，三十多年前就予以采录，乐此不疲而越记越多。心里积累起挥之不去的方言情结，使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来，留下历史记录。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积累的方言资料，并编纂《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书稿，此书被列为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并正式出版。上海西南方言为此列入闵行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也被聘请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
时至今日，方言赖以生存的背景、条件完全变了。几百年前就产生和几十年前还在上海滩通用的方言语音、语词，已在上海市区逐渐消失，大量的特色词语影迹无踪。一有相遇，却理解困难，或完全无法理解，有的甚至到了嬲不清爽的程度。那些使用地域更广的吴语词，也因年代久远，致使后人的理解产生障碍，出现或释义不准，或索性避开的现象，如“壁脚”、“叉袋”、“藏菜”、“拔三眼”等，成了不折不扣的疑难词语，可它们从来没有从家乡方言中退出过。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因生活环境的改变，强势语言的影响，对方言既没有感性认识，也缺乏感情，他们离方言会越来越远。因此，我们这代人如不去做或再不做好这件事情，那么有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理解的死词，五十、一百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就是在这一二十年里，不也已经出现不顾历史事实，无端将“弹街路”写成“弹硌（格）路”的怪事吗？
就与一种方言的密切和熟悉程度而言，我有命运赐给我的优势，具备内因和外因两个条件而大大优于方言调查者。我有针对性地把其中的难词集中起来，予以考证、辨析，写成论文。当拙文在核心刊物发表后，某大学一教授立即引用其中的两段文字，作为支持他论点的材料。为拾遗补阙，我又在阅读、积累了三百多本明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耕不辍，写作《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一书。整个过程，我觉着蛮有劲，尤其是阅读，那实在是一种享受，妙不可言，其乐无穷。此书出版有个小插曲。责任编辑看稿后来电，说因书稿内容太专业，需请专家审稿，于是后来有了复旦大学博导、《汉语方言大辞典》主编许宝华教授写下的4点肯定意见，书稿也终得以顺利出版。
宋人有诗曰：步随流水赴前溪。对家乡方言的研究是项极为浩大的工程，不是某一个人能单独做好的。我是因为熟悉而喜欢，因为喜欢去做了点事，算是在“前溪”面前尽了自家的一点力量而已。以后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自有目标，并正在一桩一桩地做着，这目标里自然也包括乡土散文的继续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