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的水花（原创）
历史长河的水花
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千古河流中，是一条深邃湍急、气象万千的大河。现在改革开放时代，统一思想的秩序下，它似乎走入水域宽阔，风平浪静的地段，没有过去那种奔走咆哮，激情万丈的场景了。但我经历的岁月中，曾经耳闻目睹看见它激昂的身姿和因时势而突起的水花；感受它动员全国力量，排山倒海地冲决我们的秀丽河山；也曾用心地注视它温顺地流淌，抚慰那山水的伤痕。在我的记忆里，一些人、一些事情，是当时中国这条河中高调奔腾、曲高和寡，智慧闪耀的水花，让我一经接触就印象深刻，不曾忘却……
一，
1974年秋冬的某天，我走到广州农林下路乘坐1路公共汽车，打算到四五站以外的北京路街上走走。
此时，我来广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住在广州东山寺贝通津一个有名的学校内。我的亲戚是那里有名的老教育家，高级语文教师。家里住的那幢房虽然也算集体宿舍，但里面有许多小地砖拼的图案，楼裙顶或阳台上有很多彩色琉璃瓦装饰，非常具有南国的韵味，古旧而精致，我很喜欢。现在也仍然怀念那个花香鸟语，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愉快地打闹，语声嘈杂的环境。
在公共汽车快到中山路与北京路交界时，我发现，北京路上挤着黑压压的人群，“出什么事了？”我赶快下车，挤进去看。原来是大家在看大字报，挤挤搡搡，里三层，外三层的。这是一份刚贴不久的大字报，很长很长，从北京路一直转到中山路的出口上来，约有百米多长，事后我才知道，一共有67张。大字报署名李一哲。文的标题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文章以早期马克思的文风与恢宏气概，讨论了林彪事件以来的中国形势，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当代革命的纵深问题，林彪体系及其清算，反潮流现象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字里行句间，表述的语气与当时革命八股盛行，习惯动不动就用口号来表达革命感情；在言谈举止间，在学习批判会发言时，人们几乎清一色用报纸上的套语来表达思想——那样一种惯性截然不同，他们用了马恩领袖的叙事风格与文风来阐述他们的看法和思想，是一个话语新鲜、有思想、有文采的另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们提出要法制、要实行他们观点下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对当时的文革决策者不啻是个异端邪说，然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大多数阅览者，在心中自我有所判断。真理与谬误有时仅一线之差，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泾渭分明，不难判断。倘若你认真地耐心地看大字报，或会感觉时空变幻，仿佛不是站在街上，而是正在参与一次严肃，理性的座谈，感受悲壮与革命阵痛时勃动的压迫，迫使你要看下去，随他们的思路去分析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谁为真，哪个才是假这样一些值得思辨之问题。
我记得，序言里有一段论述给我以直击。虽然在生活中我亲身经历过、见过这些社会现象，也经广播喇叭反复宣传而接受那些关键语句下的行为阵仗，但如此集中的写出这类现象，把它归纳为林彪体系飚高状态下的社会表现，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文章说“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形吧：我们没有忘记那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虛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宗教礼仪——早祈祷、晚悔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浓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假、丑、恶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经济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即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为“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有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1）
这段话抓住了我的心，觉得他们简明扼要归纳得真好。那时候，敢于这么写是要有勇气的，因为这些情景与社会生态主要归功于中央文革的部署，是他们用这些做法把全国人民搞得没有头脑，人云我云、晕头转向，这么严肃地指出这些东西的荒唐，并归于林彪体系，在当时的全国，应该是第一次。看着如此密麻的人，脚步缓移，不声不响地认真阅读大字报，我的头脑热了，心情也严肃起来，伴随着大家的目光与脚步，我再次细细地看了起来。花了几个小时详细看完不说，第二天一早，我就再次来到北京路，学着那些有心学习思考的人，一字一字的抄了起来。当时在场抄大字报的，男女老少都有，老外也有，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张一张的抄，那个认真劲，真可说得上是一次认真学习和自己解放自己的自觉行为。
事后，我将我抄的大字报誊写到笔记本中，存放起来。回到贵阳后，在1976年左右，我与一群年纪比我大的大仔们讨论国家大事时，忍不住把这份手抄大字报献了出来。他们如获至宝，大多借去，仔细地抄写学习。这也算我们当时自觉学习外面世界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待外界的方法或内心提炼层次的一次宝贵借鉴。它启示我们，天外有天，不光要学习书本上的内容，而且要学会对纷繁复杂的外界变化理性分析，独立辨证去思考。
那次手抄大字报后不久，大约是1975年腊月，我有一天路经广州东山口铁路文化宫时，看到那里正在组织批判会，批斗的对象，正是写大字报的那几个人。为首的叫李正天，原为广州美术学院学生。他穿着军衣，记得似乎还背着一个军用水壶。脚穿一圆口白边布鞋。除了喊口号，双方都没有激动不已地出现撕斗，算是文明批判。多年以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佛山大学工作时，与我来往较多的刘老师有一天突然说，她与李正天是好朋友，要不要去见一下？我惊讶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欣然与她一起前往广东美术学院李老师家。落坐后，李正天听我说起我在当年目睹铁路文化宫广场批斗他时，问我那时你多大，当时我穿着是什么样子？我一一应答，他轻轻地笑着。告诉我们，大字报过后他被抓，平反，再后来帮省委，政府做了很多事，包括89六四前夕，在海珠广场聚集了密密麻麻的学生，当局也是请他去做疏导工作。
那一次我们是初次礼节性拜访，没有谈论彼此关心的问题。过后，他还为我们即席轻松地弹奏了一段钢琴，好像是肖邦的一首曲，但曲名我忘记了，只见他技巧娴熟，流利地，不假思索地律动着手指，让优美的琴声华丽泻出。但也许有些年纪了，力度与弹奏气势差了些。想当初我见到批斗他的场景时，他虽带有军帽，但有头发，英姿勃发，血气方刚；而我这次见他时，头已经大半谢项了。现在又过去了十来年，不知他的身子骨怎样了。真是岁月匆匆，历史奔流而去，九九归一。
不久前我偶然想起在他家与他会面的情景，就去网上看了看有关李正天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的这张大字报当时不仅整个广州惊动，粤港澳关注、而且也被密报中央。尤其是文中写有一句，警惕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意犹所指，一些为官者使劲挤他们，这个话指的是谁？整篇文曾经惊动了当时的中央，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大字报，王洪文要求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来逐条批判。当时的广东省也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发出要求，组织力量在全省批斗。共组织了一百多场批斗会。不仅如此，广东省革委还以“宣集文”批判组名义，编辑系统批判这张大字报的文集。当然，李正天他们骨头很硬，万人，几十万人批斗也不惧，雄才伟略，辩论滔滔。说知识分子软，我就要让他们知道知识分子骨头硬。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12月中旬，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我被打成首犯。罪名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2）后来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亲自对李正天道歉，说我们搞错了。随后在千人大会上正式公开平反。
至于他们写作初衷，李正天说，“我们都认为，当时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很危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民主与法制，这个饱含着“血和泪的命题”一定要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3）
李一哲是他们的笔名，分别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名，各取一字而成。实际上，还有一个主笔叫郭鸿志，是四个人合写，全文二万三千余字。李正天负责提纲与组织，郭鸿志（当时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负责序言，光序言就长达一万二千字，占份量一半，王希哲写正文，四人合写正文的第六部分——对四届人大的希望。然后大家轮番修改，三稿校定后，贴在广州最热闹的商业街道北京路口上。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三十七年过去，我们再来看这篇奇文，再来审视他们一腔热血下勇敢表达自己思想的行为，不知你是否感到，普天之下、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都很强？多么可贵的为国家民族与人民未来去设想，甚至不怕为此去担责与坐牢。就像滚滚而来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敢于突起的水花。所以，我九十年代再次见李正天老师时，我是内心渴望再次看到他那种舍我其谁的英武精神，感化并激励我肾上腺素分泌出来。但终究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场在我们的友好对话中没有见到，似乎已经深纳于胸了。是经历了万千磨练，更加练达含蓄，还是环境整个儿变了，我不知道。但耐人寻味的后面，我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了不起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一类人。
二，
1976年3月，早春的天气还很寒冷，西南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市中心的延安路上，贴出李洪刚等七人的大字报，标题是《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大概有七八十张，从供销合作社的外墙贴起，一直排到团省委的临街，几乎把那一路的外墙贴满，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给寒冷的早春带来了高涨的热气。
文章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总结多次革命的教训，在第五部分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却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关键”。这在当时，提出来还是很需要有一些转折性的历史勇气的。因为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你不仅不提它，还只讲物质的现代化，就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为的。
我也许是偶然路过，看见这份大字报的，但后来得知我家隔壁邻居，孙元吉先生也参与了这七人大字报的书写，就不同了，变成有目的地饶有兴致的看了，因为可以看看他写的大字书法是否漂亮，当然更多的是想知道一些他参与前后的情况。后来我问他，何以会加入到他们一群来写大字报？他说与七人大字报的创作成员之一，他的同学陈明云时有接触，加上我们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国家大事，经常讨论与观察，所以交流起来很有同感，观点也相近，所以陈明云就提出请我帮忙抄写大字报。记得是他们找了个地方，交给我厚厚的手写稿，然后我就专注的写，还熬了个通宵，整个大字报几万字一气呵成，全是我写的。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人帮在丧事治理期间百般阻挠人民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沉重心情，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因而，社会上官民矛盾紧张，暗地里对抗激烈。所以，这七个人在中国西南写出长篇大字报，尽管领头的李洪刚要求大字报原则上只说明搞现代化的观点而不指向谁，批判谁，但文章一经贴出，虽受贵阳群众争相观阅，但由于四人帮特殊的政治嗅觉，很快就把它与四五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变成遥相呼应的反动大字报了。据七人成员之一，执笔者郭成望说，1976年1月，在北京人自发地“十里长街送总理”时，“七人大字报”已有了初稿。当时7人不曾料到，一场全国范围的群众自发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正在酝酿、正在兴起。更不曾料到，贵阳如此远离北京又如此靠近北京，大字报一贴出，就不再是孤立事件，而已不可避免地汇入了以北京“四五”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4）张春桥在看了《学习与批判》摘报的大字报内容后，竟写下了“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的批语。
至于大字报的命运，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4月6日，大字报即遭到覆盖和撕毁。5月25日，贵州省将大字报定性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两年后，1978年6月26日，贵州省又正式给“七人大字报”恢复名誉，赞扬他们“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胡作非为的严重不满，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大抓快抓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强烈愿望”。平反以后，这七个人，大多受到省里重视，重新安排了工作，李洪刚调入贵州省城乡调查队，后来官至队长（副厅级），执笔人郭成望调入省委办公厅工作，陈明云去了省老干部局，官至局办公室主任，其余四人都得到较好安排。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视察贵州，还专门接见这七人，赞扬他们当年的行为有勇气，说“你们有胆量，表扬你们”。
我的邻居孙元吉先生在这个七人大字报事件中，毫发无伤，既没有大落大起，也没有象七人那样受到迫害又平反的过程。平心而论，他大约也算是当年贵州比较敢想敢为，有着独立辨析能力的一个人，除开与我们广泛讨论国家历史命运及其事件的历练不说，他一路行来的历史，也有很多特立独行做常人不敢做的事。例如，他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在办好了去香港定居的单程证后，他会在最后的时刻自己决定，弃证返乡，因为他发现，在香港以他当时的生活水平，当时的生活状况要过上富裕生活有难度，于是绝然返回贵阳，这在当时非常不可思议，从中可知其有勇气与逆流而行的决心；另外，在文革中后期，我们时常讨论现实生活中的分配表面公平，实不公平之现象，他独立思考、将想法悄然修书一封，就资产阶级法权下若干不平等现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研究员，经济学家骆耕漠老先生请益，骆先生还专门回信与他，热情鼓励他继续探讨那个时代出现的影响分配的问题；所以，他的果敢，他的探索，他的不畏，在动荡的年代已经时有展现，是一个自主，自在，自由的有为青年。
这真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命运并肩前行，稍不注意就有关联影响的年代。
三，
认识李先生，也与我们当时有间房，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讨论环境有关。当时我与孙元吉的父母都在同一机关，儿女大了，男女同住住不下的矛盾就突出。后来经反映，单位分了一间房给我们两家的男孩共住。这样我们的房间就相对自由，没有大人管。也受到别的孩子，一些喜欢谈论国家大事的人重视，认为是一个没有大人干涉，可以使讨论集中深入的好场所。
李先生的出现，主要是来我们这些年青人中间，参与讨论马列的一些论述，但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肩负一个使命，即把他的理论向我们宣讲，把我们作为他创造理论的首批听众来检校。我记得，当年他说起毛当年去安源煤矿发动工人起义，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人领袖深入浅出教导工人读书识字知晓天下不平等根源的例子，那是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他可以如数家珍地把马恩从思想上为无产阶级提供精神原子弹，到列宁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段政权的创立，然后中国共产党找到方向，毛老人家打天下得天下后仍不满足，又向国际共运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继续革命，革命后将会怎么样应当研究等更高要求，串在一起讲，把古今中外讲得象一个人的精彩人生一样，活龙活现，故事性强，就象章回故事一样，下回再来分解。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操着北京普通话，两眼放出炽热的光芒，大声地展开讲诵时，你会觉得他与常人不同的特质与动人之处，仿佛天才现世。我们曾开玩笑的说，你有些象当代的李克思。他听后并不分辨，莞尔一笑。
我去过他家一次，那是在贵阳老中山东路邮局旁边，市房管局的一个阁楼上。去那里要爬一个很小的木楼梯，才来到这个也就十来个平方米的木板房。这房作为单身宿舍本没有什么说的，但老李不同，他是个笃信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理论将要从这个屋中产生的人，所以一直孜孜不倦的以此为根据地，耕耘着，钻研着，思考着他的精神王国。我来后环顾周围，被他在四周墙上，用红黑铅笔钩画的，那特有的李氏逻辑图惊住了。他在木板房四周贴的白纸上，本是为了整洁，却被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他的逻辑推论图，一环扣一环，四个墙面都用上。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开始，西方的，俄国的，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止，这一段他认为都不是他的功劳，都是前人英明的预见与实践中发展的，他说他的伟大之处是要解决这个继续革命的内涵，发生发展阶段，还要考虑这个革命完结后，在真正完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两头相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精神内容怎么样，物质内容的量化要求又是什么，社会生产力怎么样才能算作是极大的丰富，有无可能在进入环节由一国先行先试等等。各位看官，你这么看下去，是不是会觉得太过空想？但当时，我们在他“科学设想”的前提下，在娓娓动听的叙述中，你或可产生感觉，一个伟大的理论联同伟大的人物，就要在贵阳诞生了。
后来，他已经不满足给我们宣讲了，他要走向世界宣传他的理论学说。正好毛老人家病逝，治丧部门安排亲属可以去京参加守灵。据他说贵阳有一个毛在青年时代曾救过毛的老太婆也受到邀请，所以他以这老太婆的亲属去了，参加了守灵，还带了他写的作品、资料一共有20公斤去，也拿给了当时一些权势人物如谢静宜等看，谢看过后转清大北大当时的写作班子“梁效”看。我问这些秀才们观后如何，他说，我操！他们就是对我打哈哈腔，根本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东西来，也批判不了我的东西。因为这都是反复思考、逻辑缜密，经得起理论与现实推敲的。再后来，改革开放年代大家都忙起来，我们就比较少来往了。
忽一日，在深圳接到他电话，说来到深圳给一企业办点事，希望见见面叙。我按约赶到笋岗村，与他见了面，才知道他从贵州大学又转到了民族学院教书，并且从市区搬到贵州民族学院去居住了。他的理论，我关心地问了问，他只是无奈地伸出双手，作了一个没继续下去的姿势。或许那个有利于他成为理论家的时空已经转换，他似乎也彻底明白，兴趣随后再转移到教书“打鸭子”，更乐意到省外一些院校去给人家传道布施了。……
这是历史河流中三朵水花，它们那么真切地曾经在我身边发生，对我的影响，是很有些感悟的。客观地说，它们也长时间地在我的脑海里产生回荡，激励我学习观察与独立思考。尤其是正反两面的争议以及出头鸟们大多有的不幸遭遇，直让我深切体会到理论探索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艰难，又多么地勇敢！多么地残忍、又多么地宝贵？！而这大多是需要青年的荷尔蒙来支撑，青春付出代价的，所以，年轻人是历史长河中最有生力的中坚力量，是创造新世界的崭新希望。这么一些水花，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激起涟漪，但已经浑然过去。只有我们回望历史时，它才秀一些真实给想看的人看。历史真象一本好书，它提供给我们可以辨析、借鉴、反思与影响未来行为的思想回廊。
注释：（1）请见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page=1&；1=1#（2）（3）详见：【口述史⑧】“李一哲”：习仲勋为我平反冤案http：//www。gzlib。gov。cn/special_topic/detail。do？id=（4）详见《一个老人的自传，人生不过几件事情》http：//www。gzdsw。com/thread--1-1。html
深圳往南2011年8月3日写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