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前后的险风恶浪
杨开显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他在当代抒情诗歌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消息传来，立即在苏联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掀起了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大潮，说什么帕斯捷尔纳克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了一本迎合西方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国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甚至至今在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知识界，还有一些人认为是西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授奖给“持不同政见者”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种看法长期以来是无知的。而在今天，随着历史烟云的散去，真象的显现，再持有这种看法，则是违背事实和常识，显得滑稽可笑了。
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是以自己的文学天才和创作实力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且不说1958年他获奖前后，也不论1990年他诞生100周年前后，仅仅是在1980——1987年的36条国际文学、语言大事记中，他一人就独占两条，要知道不少文学大师几十年来连一条都不占。
早在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1890——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就因奇诡幽冷的不同凡响的未来主义风格诗歌而饮誉诗坛。20年代，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同为当时最著名的苏联诗人。但他比马雅可夫斯基更具艺术性，比叶赛宁更具创新性（大诗人勃留索夫说他“最富独创性”）。布哈林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他为“我们当代的诗歌巨匠”。连斯大林也赞赏他的诗歌和译诗，并把自己写的假借朋友之名的诗歌派人送给帕斯捷尔纳克评价。帕斯捷尔纳克已猜到几分，但他不通人情世故，不媚权贵，回答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后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斯大林在1935年11月开始树马雅可夫斯基为诗人样板，才在这以后特别是大清洗运动后冷落和抛弃了这位不懂政治的我行我素的诗人。4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因其诗歌在国际上特别是欧洲的影响，被一些英国作家提名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瑞典文学院出于偏见而未对他授奖。到1957年，他被提名达10次之多。可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艺术已达到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获奖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40年代中后期，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一部旨在反思历史、控诉暴力，呼唤人性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写作中，他把写好的部分章节朗读给友人们听，又以他的情侣和助手伊文斯卡娅为原形，来塑造小说女主人公拉拉这个形象。由于帕斯捷尔纳克不随波逐流，在当局指挥的作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合唱的主旋律中保持了一个不和谐的独立声部，他过去的诗被作协书记指责为“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现在的小说的部分章节又被认为思想倾向有问题，所以一些人想封杀这部小说。于是，就给他的知心女友和得力助手伊文斯卡娅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她，以打乱他的宁静心境，破坏他的创作情绪，阻止《日瓦戈医生》的创作。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悲愤，在克服了恶劣的心绪后，在对伊文斯卡娅的担心和思念中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写作《日瓦戈医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伊文斯卡娅在狱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并流产，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依然彼此忠贞不渝。她出狱后，继续支持帕斯捷尔纳克写作《日瓦戈医生》，并承担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包括出版在内的大量事务工作。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日瓦戈医生》。小说描写了日瓦戈医生及亲友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对历史、革命、人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进行了沉重的反思，并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小说手稿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社，不久便收到退稿及一封由西蒙诺夫和费定署名的乱扣帽子的极左信件，信中写道：“……小说的实质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了作者一系列的反动观点……，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小说还寄给国家文学出版社，也遭到拒绝。翌年，伊文斯卡娅将手稿交给意大利一位共产党员出版家费尔特里内利，后者非常欣赏这部小说，答应立即出版。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先在国内出版再在国外出版。于是伊文斯卡娅又去国家文学出版社洽谈，请予以出版，并按出版社的意思删除他们不能接受的部分，但仍遭到拒绝。这时，小说正在意大利迅速地翻译。事情闹到苏共中央那里去了。苏共中央的4号人物、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叫帕斯捷尔纳克向费尔特里内利追回手稿，但后者不予退稿。于是，苏斯洛夫飞往意大利，请他们的老朋友、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以党组织的名义指令共产主义出版社的共产党员出版家费尔特里内利交出手稿。但这时费尔特里内利已退了党，并在短短5个月内把俄文手稿变成意大利文译本铅印出来。接着，英、法、德等20几种文字的译本也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版。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加缪对小说非常赞赏，对帕斯捷尔纳克推崇备至。英国作家彼得·格林称赞小说是“一部不朽的史诗”。西方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当代世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日瓦戈医生》成了1958年最畅销的小说。当局恼怒了，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连苏斯洛夫这样的重型人物出马也未能追回小说。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受到各个报刊的猛烈批判，而且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宅还遭到骚扰。同时，苏斯洛夫还追究伊文斯卡娅的责任，要她交待帕斯捷尔纳克与费尔特里内利的关系。伊文斯卡娅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就在帕斯捷尔纳克度日如年的时候，传来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当他收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常务秘书奥斯特林的电报后，迅速复电，表示“无限的谢意、感动、骄傲、惊异和惭愧”。两家大胆的邻居——著名作家伊万诺夫夫妇和楚科夫斯基夫妇——向他表示祝贺，各地发来贺电，记者也前来采访。帕斯捷尔纳克所受的苦难和打击这时似乎一下烟消云散，快乐和希望似乎也云开日出，他的妻子开始考虑如何准备到瑞典领奖的有关事宜。
但是，第二天早晨，费定代表当局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要求并逼迫帕斯捷尔纳克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抗议声明，否则就开除他的会籍，而且在报刊上展开大批判。费定还叫他一起去见苏共文艺部门的负责人波利卡尔波夫。帕斯捷尔纳克断然拒绝了费定的要求，也不去见波利卡尔波夫。费定气冲冲地走后，帕斯捷尔纳克气愤得晕倒在地上。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一轮的迫害开始了。但他重新镇定下来，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他这时正在翻译波兰诗人、剧作家斯沃瓦茨基的诗剧《玛丽亚·斯图亚特》。他不读报，也未去参加作协主席团的会议。他不屈服巨大的压力，给作协主席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我不认为只是由于一本小说才授奖给我的，他们授奖给我是针对我的全部工作的总和，这一点在委员会的授奖评语中已作了明确表述。我持这种看法，是因为早在小说出版之前谁也不知道有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就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能强迫我放弃……已得到的荣誉，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钱，我将转赠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知道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会提出开除我作协会籍的问题。我并不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流放我，……，我事先宽恕你们。但请不要太匆忙，这样做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增添光彩。请记住，若干年后，你们不得不为我平反并恢复名誉。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为他的尊严、人格和荣誉抗争着。他只是为他的孩子、妻子和伊文斯卡娅担心。这时，与他同为犹太人的著名作家爱伦堡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子告诉他一个信息：西方掀起了一股保卫并声援帕斯捷尔纳克的浪潮。
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文斯卡娅通了电话并得知她的处境后，他改变了主意。他给瑞典文学院发了一封电报：“由于考虑到这项奖对我所处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我必须放弃这项奖，它是我不应该得到的。请不要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同时又给苏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了奖金。”帕斯捷尔纳克不怕流放、不怕死亡，但为连累伊文斯卡娅却深感不安，为减轻她所遭到的迫害，他别无选择，只得放弃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举动丝毫也未能改善他的险恶处境。迫害进一步升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愤怒的人民”声讨和批判“人民的敌人” 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还组织不明真象的人们到帕斯捷尔纳克住处示威，并向门窗掷石头，呼喊让他滚出苏联的口号。莫斯科作家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并将他驱逐出境。使他十分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和次子经不住巨大的压力，开始表态不愿与他在一起，他们不愿离开苏联。同时又使他十分欣慰的是：他的长子和伊文斯卡娅愿意跟随他，不管他被驱赶到什么地方。在帕斯捷尔纳克即将被驱逐出境的时刻，苏联的友好国家印度的总理尼赫鲁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了热线电话，说他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的主席。于是驱逐令没有下达。但为了缓解事态，帕斯捷尔纳克必须在当局授意且主要由他人执笔的致赫鲁晓夫的两封信上署名。这使他感到特别耻辱和痛苦。但致赫鲁晓夫的第三封信却是出自帕斯捷尔纳克之手，他对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了：
“但对我的攻击仍在进行，并且开始带有吹毛求疵和报复性。我不知道这类攻击有多少公正可言。审判针对的是一本书，可谁都又并不了解这本书，书的内容被片面摘取的引文所歪曲。它的命运也遭到曲解，在西方出版此书以前，曾为出版它的审查版而同有合同关系的国家文学出版社扯皮，时间达半年之久。
“……，我将毫不屈委和悲伤地接受我的命运，并像丢掉不必要的误解那样抛弃一切非份之想。”
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未被驱逐出境，但苏联作协鉴于他“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而将他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在长期的精神压抑和折磨下，在接连不断的打击和迫害下，帕斯捷尔纳克身体被摧垮并患上肺癌，1960年5月30日，他与世长辞。对于他的死，当局当然不会有善意的表示。但他的诗歌爱好者为他贴出讣告，成千上万的有良知的人自发地来与他的遗体告别并为他送葬。
可是，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当局的气仍未出完，他们把气转移到协助帕斯捷尔纳克工作的弱女子伊文斯卡娅身上。他们逮捕了伊文斯卡娅。直到赫鲁晓夫于1964年下台后，她才被释放。
岁月流逝。随着社会的进步，苏联当局及曾经批判过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作家和人们根本改变了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看法。当局和作家协会为他恢复名誉，为他举办展览，为他建纪念馆，为他而骄傲，他的全部作品成了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瑰宝。
1989年12月1日，瑞典驻苏联大使贝尔纳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送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证书，并宣布将重新为帕斯捷尔纳克颁奖。1989年12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来宾中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和苏联驻瑞典大使。会上，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斯托雷·阿连宣读了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发来的判若两人的两封电报，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是被迫的，现将这枚光荣的奖章授予他的儿子。
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险风恶浪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