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卫星是如何上天的
“四人帮”垮台后，由杨振华、金炳昶创作并合说的相声《假大空》风靡全国，特别是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更是妇孺皆知。但是这句名言的发明者绝非假大空，也不是杨振华和金炳昶，而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假大空只不过说过“宁可扒皮抽筋，也要亩产万斤”罢了，而大跃进时代的粮食卫星是亩产十万斤以上，有的达到十二万斤以上，而且有史料记载，绝非笔者杜撰。老百姓是心知肚明的，一亩等于666平方米，一亩地产十二万斤粮食，就等于每平方米产粮食近二百斤，能装五十公斤的标准编织袋满满两袋。一平方米等于九平方尺，以一平方尺种一棵玉米计算，一平方米能种九棵，一棵玉米必须顶起二十斤以上的重量，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么，粮食卫星是如何上天的呢？答案是现成的，是吹上天的。在那个狂热时代，无论怎样吹都是不为过的。那时流行的跃进口号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比如报粮食产量，一队报亩产八百斤，二队就敢报一千斤，三队报一千五，四队就敢报两千斤。甲公社敢报亩产一万斤，乙公社就敢报两万斤。而且谁敢吹牛谁光荣，谁不吹牛是狗熊。其次是层层加码加出来的。在报粮食产量时，生产小队报亩产一千斤，大队往公社上报时就变成了二千斤，公社往县里上报时又变成了三千斤，再县向市报，市向省报，省再向中央报，那产量不就放了卫星了吗？第三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如果一个生产队有一块地亩产八百斤，那么，就用八百斤乘以全村的土地亩数。如果有一棵玉米结了三个棒子，以一亩地种五千棵计算，就一定要结出一万五千个棒子。第四是移花接木，欺骗上级。有的生产队把几十亩地的庄稼收割后搬到一块地里，有的把全村所有的大块地瓜摆到一起，谓之高产田。第五是新闻媒体敢报敢吹夸大事实推波助澜。1958年8月27号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通讯，报道了寿张县思想解放，“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的跃进指标。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光看小标题就够鼓舞人心的了：一、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
二、一棵白菜五百斤
三、小麦亩产十二万斤
四、皮棉亩产五千斤。〖HT〗
那么，一亩小麦是如何生产十二万斤的呢？请看报道原文：“要想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过这种事。我问刘廷奎的措施，他告我说，现在是在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用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十二万斤。再来看看皮棉是如何亩产五千斤的；最后还该回到大寺各庄，回到那儿的七亩棉花地。那里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但人们还要叫棉棵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里亩施底肥五万四千斤；过磷酸钙一百二十斤；追硫铵四次，共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遍，浇水两次，整枝十八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请读者注意，文中提到的“追硫铵四次”和“追氮肥一次”是什么关系，难道硫铵不是氮肥吗？看来谎言再美丽也会露出破绽的。大家知道，大跃进时期还没有培育出杂交粮食品种，种的都是老品种，产量很低。即使栽种今天的袁隆平优质杂交水稻，用最现代化的种植技术进行田间管理，也不过亩产一千五、六百斤。因此，敢于喊出亩产二千斤以上者都可归于吹牛之列。然而，当时代进入到天天吹牛、处处吹牛，先天下之吹而吹、后天下之牛而牛时候，人们便见怪不怪了。有道是谁见过吹牛犯法的？唯独我们村的粮食卫星不是吹上天的，而是阴差阳错弄上去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叫张世昌，是荣誉军人，家中挂有林彪、罗荣桓署名的功臣匾。张书记从解放战争打锦州开始，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可谓九死一生。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有人说假话。打仗就怕假情报，情报不准就会打败仗。如果各地都虚报产量，中央就摸不准真实情报，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出问题。”因此他对浮夸、冒进非常反感。有一天，工作队提出放苹果卫星，要求“小树产千斤，大树产一吨，老树开新花，亩产十万斤。”我二姑爷焦德暖是有名的犟眼子，他笑着问工作队长：“我说领导哇，咱称一千斤石头绑那小苹果树上，看那树能禁住不？”工作队长当场批评这是右倾言论，问张书记如何处理。张书记说：“老焦头说的有理，这老头出身贫农，苦大仇深，怎么能右倾呢？”工作队长说：“张书记，你怎能站在右倾立场上说话呢？”张书记火了：“什么右倾不右倾的，不信你就称一千斤石头绑小苹果树上，那树要是禁住了就给老焦头打个罪，要是禁不住就给你打罪！”工作队长无奈，只好放过了我二姑爷。
到了报粮食产量，放粮食卫星的时候，别的生产队有的报亩产三千斤，有的报五千斤，有的报八千斤，惟独我们生产队没有上报。工作队长问张书记：“你打算报多少？”“最多五百斤！”于是，工作队召开了大、小队长会，会上，任工作队长反复动员，队长们就是一言就发。有个老队长叫吴新民，一开会就打瞌睡，他坐在炕头打起鼾来，忽听他边打鼾边说：“一万斤，就一万斤！呼——”工作队长一听，喜出望外，“好，吴队长报一万斤，大家同意不？”这时，有人把吴队长捅醒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嘴角的涎水，“我什么也没说呀！”工作队长笑了笑说：“就按吴队长的一万斤上报，散会！”散会后，有人问吴队长：“你报一万斤是怎么回事？”吴队长答：“我说的是梦话呀！我梦中琢磨着这一亩地得一万斤农家肥，就说出来了。”当时大队跑腿的叫姜宝章，这人天生兔唇，说话漏风，工作队长找到他，对他说：“你赶快去公社，报亩产一万斤，一万斤！记住了吗？五位数，五位数！”说着，伸出了五个手指。姜宝章来到公社，进了会计室，报告说，“我日（是）红移（旗）大队哩（的），然（咱）报五（亩）产日（一）万斤。”公社会计没听清，叫他再报一遍，宝章说：“日万斤就是日万斤！”会计急了：“究竟一万斤还是十万斤？就是一后边有几个零？”宝章伸出了五个手指：“五饿（个），五饿（个）。”“哎，这么说不就对了吗？”就这样，梦话加上漏风唇，诞生了亩产十万斤的神话。当天晚上，公社广播站播出了爆炸性新闻：“红旗生产大队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书记张世昌同志响亮地提出了亩产十万斤，年产粮食四亿斤的跃进目标，一颗新的粮食卫星又升起在九龙大地的上空，红旗村不愧是一面鲜艳的跃进旗帜！”第二天，县报、市报的记者来采访张书记，到处找也找不到，原来，张书记在听到广播后，连夜给公社书记写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宁可不当书记，也不留下吹牛的臭名。”
卫星是飞上去了，可粮食产量却跌下来了，这一年，粮食亩产不到二百斤，人均不足一百斤口粮，饥荒的日子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