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医是伪科学”
闲话“中医是伪科学”
陈宣章
2006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教授张功耀与美国康复科医生王澄（纽约）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提出：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这引起轩然大波。
卫生部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并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称，“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浙江等地的中医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湖南省戏协原副主席、老作家丁楠在网上写下自己亲见的中医治病活人的典型案例，并呼吁大家都这样做，他的目标是发动100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更有甚者，中国医通网的创始人郑奎飞甚至在网上发布了《征集取消西医的公告》。
其实，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提出《废医论》，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至今关于中医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民国初年，中医面临政府的挑战。北洋政府在改新学制时，不把中医列入课程。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活动更加激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余云岫是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西医毕业生，他在“废止中医案”中提出了6项逐步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因中医界人士抗议，“废止中医案”被搁置，但是，中医始终受歧视、遭排挤。解放初，有关中医的争论仍未中断。5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曾出台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最终导致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中医重新受重视，与毛泽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用中西两法治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医学。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发表演讲，边区人民政府广泛发动医务界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中西医与药铺密切合作，提倡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合作。毛泽东本人也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特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到杨家岭给他看病。当两人谈到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民情以及中西医并存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科学论断，对之后新中国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政策的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新中国成立初，卫生形势严峻：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非常落后。全国西医仅2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全国约有80%病人无正规医疗帮助。为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卫生工作任务。1950年毛泽东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后来还被列为四大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第一、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之一。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批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毛泽东对中医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1953年12月底，毛泽东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毛泽东把中医放到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的高度，足见他对中医非常重视。
毛泽东也很重视中药。1954年毛泽东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95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强调：“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十分悠久，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达到6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这些思想和措施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父亲因为家庭困难，子女众多（九儿子）而自学中医。我们小时候生病，基本上是父亲诊断，开中药治疗。我四弟患结核性脑膜炎被仁济医院定论：“回家等死。不死也是个痴呆。”我父亲用雷米封加自己开的中药，治愈了我四弟，而且毫无后遗症。我小时候患猩红热，也是父亲吃自己开的中药治愈。
1962年我高考，阴差阳错被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录取。我数理化成绩优，却读西医。经过专业教育，树立“救死扶伤，实现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1967年毕业分配到海军403医院传染科工作。我主要从事肝炎诊治。但是，西医对肝炎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营养+肝泰乐”。西医自己公认：“肝泰乐没有治疗作用，只是安慰。”另外，我经过实践发现：“卧床休息+营养”常常引起肥胖，导致脂肪肝（尤其是慢性肝炎病人）。于是我注意让病人适当活动。西医认为，活动会减少肝脏的血液供应。但是我认为，活动会加快血液循环，肝脏总的血液供应增加，而且快速肝脏的废物排泄。结果，病人肝功能恢复加快。而且我注意用中药治疗，尤其是对慢性肝炎病人，必须按中医辨证施治，西医毫无办法。
1976年我参加“西学中”学习班，半年理论半年实习。从实践中，我明白了纯中医是怎么看病的，使我更产生要走“中西医结合”新路的想法，先要药物筛选，再要成分筛选，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草药。后来我用现代科学方法撰写发表了《柳枝汤治疗急性病毒性肝炎临床疗效观察》、《蚕砂对兔四氯化碳中毒性肝炎疗效观察》、《大黄对兔四氯化碳中毒性肝炎治疗作用》等论文。又协助妻子用计算中药学方法研究名老中医蒲辅周治疗小儿肺炎医案，发表了论文《蒲辅周治疗小儿肺炎的计算中药学研究》。
五十年从医生涯，我对中医的看法：
1。毛泽东早就说过：“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2。中医、西医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践。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
3。许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人，中医却用简单方法治愈了。例如：①一些西医判定为“不治之症”的肺炎儿童，蒲辅周用几味廉价中药几帖药就治愈了。②对于西医无奈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染病和妇儿科病，蒲辅周则有专著。③骨折病人治疗，中医有“小夹板”，西医有“杜氏石膏”。我在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时，战伤外科老师就正确分析了两者“各有千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业务副院长柏正平说，有些骨干骨折病人，其实只要用中医的夹板固定等诊疗手段就可医好，只需要花60元钱；如果做手术，则需花1600元。为了效益，很多中医也选择给患者动手术，更不用说西医了。④周恩来总理患“癃闭之疾”，许多医生一筹莫展，而蒲辅周的中药特别灵。总理问他为什么？蒲辅周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蒲辅周建议周总理每天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连说：“好，好。”并坚持做了。中医重视整体平衡，这是西医所短。⑤1969年，蒲辅周会诊一肝炎患者：肝功能虽转正常，但因肺部感染咳嗽，血象高，血沉快，24天发热不退。历用多种抗生素和中药，都无效。蒲老见其汗出多，微恶寒；舌质艳红，有裂纹；脉弦大按之无力。诊断为气阴两伤，治以固卫养阴，甘温酸敛，甘麦大枣汤合玉屏风合剂化裁。经治西医师怕停抗生素出意外，而病人拒服抗生素，就与家属商定，将抗生素佯装蒲老中药的“药引子”让其服用。服蒲老中药后第三天体温正常。经治医师说“药引子即抗生素，要继续用。”岂料患者拿出一纸袋说：“药引子全在这里。情况转好，体温下降，全是蒲老中药的作用。”经治医师顿显窘迫和尴尬。连北京高年资的西医均为蒲老折服，认为中医药不但能治慢性病，也善治急性病，称蒲辅周是震惊医坛的显赫治迹。⑥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湖南省中医学会副会长潘敏求举了自身一个例子：湖南邵阳李姓病人患亚急性肝坏死，当时症状有重度黄疸、呕血、便血。长沙去了两批教授会诊，黄疸不降，血也不止。后来潘敏求去诊治，根据中医理论，下了一付“温中补气止血”古方。“不到十块钱的中药，一付下去，血就止住了。以后慢慢黄疸也退了。”
医学界有个奇怪现象：西医束手无策时，把病人推给中医，而中医治愈后，西医却指责中医“死马当活马医”或者“碰巧”。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蒲老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主义的东西多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少了。他的医学是讲辩证法的。”周总理指示：“蒲老是真才实学的医生。要很好总结他的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4。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把中国的“针灸”带到美国：动手术可用小小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此外，小银针还可治疗很多病，而没有毒副作用，这是西方从没有过的神奇事。于是，一下子轰动了美国，继而全世界；迄今已没有一国不在迷恋“针灸”的程度。这就是毛泽东的“针灸外交”。
5。中医还重视病人与环境的关系。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病人。许多医生仿效去年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经验，仍用白虎汤，结果屡试无效。人们大惑不解，甚至怀疑白虎汤对乙脑的疗效。蒲辅周往视，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分析，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是因久晴无雨，天暑地热，属暑温偏热，采用的白虎汤，可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而今年北京地区发病，久雨少晴，天暑地湿，势必温热交蒸。人得病虽是暑温，但应偏湿。蒲辅周改用湿温法诊治，采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芳香化理，通阳利湿，大获神效，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
6。中医本身也是发展的。蒲辅周说：“若古人固步自封，今《本草》便只有一本了。”中医注重实践。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7。中医原来属于民族医学，后来传至朝鲜、日本等国，现在遍及全世界。作为民族医学，中国还有西藏的藏医等，还有印度的印医等。杂志报道，日本和南朝鲜（韩国）对中医药研究进展很快，他们改称为“和医”、“韩医”，甚至伪称中医是由“和医”、“韩医”传入而成，本末倒置。“和医”、“韩医”对中草药研究更多，例如，他们从茵陈蒿中提取出利胆有效成分，并且进行工业合成。其实，中国对中草药研究也有成果，例如：镇痛麻醉、中医抗疟药青蒿素、许多中医抗癌药（紫杉醇、康莱特等等），而且得到国际公认。
8。中医传统高尚医德。中医俗称“悬壶济世”。例如：蒲辅周原名蒲启宇，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1931年，他倡立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解决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1936年，他倡立“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病人无钱买药者经他免费诊断，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1940年梓潼流行霍乱，蒲辅周立即汇200银元与一张处方，由他弟弟们抄录药方四处张贴，广为宣传；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者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流行麻疹，蒲辅周涉水到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蒲辅周对学生说：“过去老师送学生三件礼物，草鞋一双，雨伞一把，灯笼一个。不论路程远近，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都要去出诊。以救人为当务之急。绝不能因路远，天雨，夜间就他不去了。”“医疗经验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我带学生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书，二是多临症。以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以临床实践碰到的问题再来学理论。要刻苦钻研技术，有渊博知识。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融汇贯通，学以致用。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学习中医也是这样，不下苦功钻进去，就无所得。”
张功耀认为：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他说：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他甚至言词激烈地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张功耀叫嚣：“日新月异的科学，与从来不进步、以鬼混过日子的中医之间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
张功耀是“研究科学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却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医、西医都应该“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发展。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张功耀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关于中医的学术争议很多，很正常。中医也需要发展，但张功耀说中医理论是伪科学，中医是骗子，中医治疗是害人，性质就变了。
张功耀面对一个问题：那些没有达到很高循证医学标准的西医治疗法是否属于“伪科学”？再往前推，20世纪90年代循证医学产生前的西医属于什么？张功耀曾经是“自学成才”的中医师，却在面对一些医学专业问题时表现出了窘迫。
有人说：“张功耀全盘否定中医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有人说：“张功耀似乎更多地是受实证主义影响，并按其自身的理解走入极端。”
“中医不会因张功耀他们这么一呼吁，就废掉了。因为它毕竟有疗效。”北京孔伯华养生医馆董事长孔令谦说：“中医是不是伪科学，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那么，张功耀为什么会跳出来向中医“宣战”，要“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呢？其中大有学问。
毛泽东“针灸外交”的伟大成功，成为“中医药国际化”的源头。其本义是向世界各国弘扬历尽数千年而不衰的中医药文化；出口中医药，治病救人，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为国创汇的同时，更是扬了国威，长了华夏民族的志气。
第一个将中国《针灸全书》译成英文的“山外”人士，曾任美国总统府顾问、美国参议院核心成员的美籍华裔知名学者和名医、美国明道大学校长张绪通博士（获西医内科、哲学、法学三个博士学位）认为：在全球性回归大自然的今天，纯天然药物是继化学药物、生物制药、基因工程类药品之后最具发展前景的药物。天然药物有多种优势：无明显毒副作用，治疗局部疾病的同时能明显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给药途径方便，价格低廉等，因此广泛地受到世界的青睐；也受制药企业的推崇。因中药等天然药物研发成本低，研发周期短，研发成功概率高，药品利润空间大，市场发展前景好，已成为一块诱人的奶酪。这就是“中医药国际化”的大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目前全世界约有40亿人用中草药治病，预测今后5-10年，全球中药销售额将高达2-3千亿美元。”欧美各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都对之垂涎三尺，对中国这块巨大的奶酪虎视眈眈。西方国家决策者们认为，以中药为主的天然药物将成为发展空间巨大的战略性产业；又把“中医药国际化”看成一场对中国的商战。
既然是战争，就有战略、战术。他们的战略目标：利用中国的中医药资源优势（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中成药经典方剂资源的优势、极为丰富的中草药原料优势、廉价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具有13亿人口庞大的医药市场优势等），在挣中国人钱的同时，预先设置好药品的各种技术壁垒，阻止中国的中成药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并藉此瓜分国际中医药市场。战术上他们则：1。进口中国廉价的中药原料或中介体，回国后，精加工或分成小包装，再加上自己的品牌，形成高附加值的洋中药或功能性食品，不仅在国际市场挣钱，还返销到中国挣钱。2。在中国投资设厂，用中国的处方、中国原料、中国人工，利用中国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生产出低成本、高利润而且是本土化的洋中药。3。他们运用内外夹攻战术试图挤垮中国民族医药工业。目前世界前10强医药帝国巨头都已长驱直入到中国本土安营下寨。在商战中，洋中药屡屡获胜，中国民族医药业已烽火四起。天天喊叫“中医药国际化”而且是中医药泱泱大国的中国，却没有一个中成药能以处方药名义进入欧美主流医药市场，甚至不如韩国、日本。4。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近年来“洋中药”在中国境内抢注中药专利获准一万多项，他们还在世界各国申请中药专利。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中医药民族瑰宝却成了外国人的摇钱树。
《医学成就》2004年9月份杂志《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坦白地道出：洛克菲勒家族以学术基金会名义，捐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又以“拯救中医药”的美名，打着“中医药国际化、科学化就是西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这完全是他们的战略预谋。文章中还讥笑有些中国学者、某些地方官员很贱，说：用很少的钱就能收买他们，懵懵懂懂地就出卖了中国最宝贵的民族医药文化和知识遗产，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效劳。
张功耀与那些很贱的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美国康复科医生王澄（纽约）为了配合美国国策，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让张功耀冲锋在前；而张功耀“心甘情愿”地做美国国策的马前卒。
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很难。这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之难，还有国际市场经济竞争之难，再加上张功耀之流的汉奸“学者”捣乱。
张功耀与那些向中医“宣战”的“英雄”只是在新条件下的沉渣重泛。他们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张功耀让中医的困境在众目睽睽下无所遁形，促使更多人思考中医药如何因应严苛的科学检验，如何面对“中医药国际化”异常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