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世事如歌回首韵转几何》陈会长专访作者||毕清静

《走过世事如歌 回首韵转几何》

—— 陈会长专访

作者|毕清静

“如今在家里搬个东西身体都已经吃不消了，全是让儿子来帮忙。”陈会长说道。耄耋之年，体力虽不支，但她神采尚为飒爽，谈起话来条理有序，无论是上海人的精明，还是台湾人的谦和，皆从她的话语里流露而出。 陈会长在193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台湾人，她年轻时在兰州石化做科研，1999年退休后随先生在苏州定居。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的这部真实的历史剧，是连着播放了战争、文革、开放与繁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看历史跌宕多舛，试问人，何以堪？

我们常听到老人们叙述往事，他们经历过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也经历过我们无法体会的沉重，读过他们的故事，当知感恩于命运让我们能生在这个国泰民安的年代；感恩于他们建设了供后人相生相息的和平家园；不经世事动荡，不被战乱惊扰，是命运赐予我们的幸福，应以时时珍惜、应以牢牢守护。

我心在科研，台联置以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甘肃起风沙，思乡万里长。

陈会长在1956年的时候高中毕业，后来考到北京石油学院，读的是石化专业。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西安石油学院做大学老师。那个时候，做大学老师不是一件荣幸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生造反，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大学老师自然是需要被教育的对象。

“西安石油学院的学生造反要把我们赶走，他们说要建厂，要把学校整垮掉。我们当时可以做的选择，是要么给他们盖房子做泥瓦工，要么当托儿所的阿姨看管小孩。后来托儿所阿姨也做不成了，因为他们说不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孩子。”陈会长说道，“这些事情你们现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现在想起来，我会感觉很好笑，那时整天都是在做泥瓦工。好在当时我们年轻，能吃得了苦。但受到这种待遇也会心有不甘，于是说走就走，此后便来到兰州石化公司工作。”之所以会来兰州，是因为在陈会长做老师的时候，她教过的学生有一些被分配在兰州石化公司，那些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在西安受苦心有不忍，他们希望陈会长能离开西安来兰州，在他们的帮助下，陈会长得以进入兰州石化公司。现在陈会长说当时能有份工作就已经很好了，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去挑剔的余地。

如同恶梦一样的文化大革命，就被陈会长轻描淡写的几句带过了。不知道是她不愿意对此多做回忆，还是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东去那时的痛苦已经淡忘，总之祝愿是后者，痛苦的事情能忘记是最好。后来，陈会长一直在兰州石化公司从事研究开发。因为文革的时候人才断层，所以像陈会长这一层有文化的老一辈在公司能得到重视。“我学的就是石化，因为我们是中央企业，所以出国的机会比较多，那时候1985年刚改革开放，中国石化还是石化部，我曾被派到日本去，在日本大概交流了有半年，1995年的时候我又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到法国，又工作了半年，当时是在石油研究院，跟法国石油研究院联合研究开发，另外也有到美国考察过。”

陈会长想起之前值得开心的事：“那时候我一直在搞研发，也有得到几个奖，参加过全国科学大会，得到过总公司石油部科技成就奖，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受重用的，到1988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当时是第一批。”

甘肃兰州的气候与陈会长的出生地上海大有不同，兰州地势高，气候干燥，生长在江南的人一般都受不了甘肃的风沙。那里的台联人员大部分是1947年从台湾招来打内战的老兵，由于种种原因，战争结束后他们并没有回去，而是在兰州落户，当时台联的人数并不多，只有二十来位。

陈会长做台联的会长是在1990年。因为石化行业一般都位于比较偏的地方，离市中心比较远，所以当时陈会长一般只是在开理事会的时候才参与。“后来中央党校学习要有一定的要求，文革以后的第一批要求比较高，都要处级以上，那时候就甘肃省台联找不到几位能符合条件的人，所以他们硬是把我派去的。我们单位不想让我去，可是我还是参加了一年，回来以后换届便让我当台联会长，别人都说你既然当了会长就要专职，统战部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单位党委依旧不同意，所以，对于台联会长我只能是做兼职。最后经协商他们都同意了我做兼职，这一做，就是十年。”

他心在台湾，承诺成空唱。

——幼时忆父亲，遥遥在梦乡。

“我的父亲名为陈俊雄，英俊的俊，英雄的雄。”陈会长回忆起父亲时，她的话中有一份荣耀，有一份无奈，还有一份悲伤：“他是台湾师范学院的教授，此前在上海时，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是做学问的，他的文笔十分好……”

早在陈俊雄的中学时代，台湾还未光复，还在日本的统治下。陈俊雄因为参加了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通缉，四处抓捕，所以他从台湾逃到大陆来。陈俊雄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中鹿港人，他来大陆时还不到二十岁，在上海读完了大学。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繁华的大上海充满着百乐门里的风情。陈俊雄认识了陈会长的母亲，陈会长的母亲是常熟人，在上海读的师范，之后也在上海工作，后来他们在上海成了家。陈会长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长大，她的记忆里，父亲虽然身在上海，心却在台湾。

陈会长说：“我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了，我父亲有个姐姐，就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表哥表姐，他们都在台湾，他们十分希望我的父亲能回到台湾。”1945年台湾光复，陈俊雄终于有了回家乡的希望。在当年年底，陈俊雄就去了台湾，他到台湾后，首先是在台北师范学院做教授，后来在他的朋友邀请下，到高雄当台湾教育局局长，他当时并没有带上年幼的陈会长和陈会长的母亲，因为他刚去台湾时连个落脚点都没有。“父亲说，等他在台湾把房子买好就会把我们接过去，我和母亲一直都在等着他来接我们。”但是，陈俊雄不仅没有把她们接到台湾，他自己也是一去不返。

“那时候正好是1947年的228起义，我父亲当时是台湾高雄市228起义里起草起义的秘书，因为他是台湾师范学院的教授，所以是他起的草。他执笔起义，后来228起义失败，他就被蒋介石抓起来了。” 在陈俊雄被抓起来的前夕，他已经早买好了房子正准备迎接远在上海的家人，他把去上海接家人的机票都买好了。只是，在陈俊雄被抓起来后，他就再也没有被放出来。

因为陈会长的母亲是常熟人，对台湾的语言不通，在当时的时政下，她去不了台湾。“那是47年，父亲被抓起来以后就被判刑，具体被判了几年刑，我也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年龄小，母亲也不会把这么大的事情告诉我们。父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坐牢的生活条件也不好，我能记忆起的，是在53年，父亲去世了。那个时候他48岁，我才刚刚初中毕业。”

我们作为现在的读者，可能无法体会陈会长沉重的心情。陈会长的父亲，“英俊的俊，英雄的雄”，他没有完成接家人团聚的承诺，让孩子失去父亲，让妻子一人在那个年代撑起一个家，对于他的付出，若问值与不值，想必苍天也是无言以答。

历史已成书，亲情仍绵长。

——但愿人长久，共享好时光。

“台湾只剩下我姑妈一家，姑妈生前一直想找到我们，但是当时信件不通，后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是1985年以后，我们才能联系上。只可惜，等到改革开放时我姑妈已经去世了。她去世之前交代表哥表姐一定要找到我们，幸好那时候我哥哥姐姐都在上海，在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大陆去台湾还是比较复杂，我表哥表姐就来看我们，那时候我母亲和我一起在兰州，所以他们也有来过兰州。再后来，我母亲在1995年时去世。现在我表哥表姐的年龄也大了，将近九十岁，不方便再乘坐飞机，所以，近年无法再来大陆了。”为了能等到两岸关系缓和，把亲人等到白发苍苍、等到魂归鹤去。就在前两年，台湾全部开放后，陈会长才得以去了一次台湾，是随着旅游团去的。

当这位老人，踏上那片土地、那片把自己的父亲永远困留住的土地，那片在幼时曾被许诺能上演出阖家团圆的土地，现在她终于来了，她来迟了半个世纪。经过几十载春秋的更迭，当这位老人来到台湾时，她是否能把对父亲的怀念转变成对历史的品读，是否能掩盖住内心的感痛而不泪眼婆娑，这些我们都不能尽知，心若柔软，也会不忍尽知。

“我在1999年退休之后就回苏州了。因为我的先生是苏州人，他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兰州的气压比较低，没有苏州这边条件好，再加上我们的年纪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所以我们就回来了。在2002年时，我给林会长打电话说我在苏州定居了，他很高兴的叫我过去，我们与林会长应是在八十年代末有次开会时认识的，他知道我到苏州后，就把我叫到台联来。”陈会长如是说。

虽然现在退休后空闲时间充足，但体力的不支也不能常去台湾。陈会长与台湾的亲人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下一代们虽然体会不到这份亲情的浓厚，但是对台湾也会格外关注。陈会长回想自己的过去，从西安搬到兰州，再从兰州搬到苏州，曾保留的老照片，也在几度搬家的过程中遗失，那时的岁月只能成为现在脑海里的回忆；再想一想父亲，先是因为地下抗日而逃到上海，再回到台湾因为起草228起义而被抓病故，人的一生若蜉蝣在世，躲不过战争的惊扰，也避不开时政的引牵，有迟来的喜悦，也有难挽的悲伤，但愿余生时光，可被岁月温柔相待。

诗人们说岁月是首歌，岁月的歌声有时悲伤如泣，有时喜乐洋溢；在海峡两岸之间，有撷不完的情怀，无论岁月的歌声是何种韵律，都有唱不完的亲情，年年岁岁、世代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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