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的忧国与坚守---从合肥相公说开去

甲午年割台湾时，丘逢甲曾经赋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无独有偶，他诗中所痛责的“权相”李鸿章，也曾以孤臣自喻。那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行将就木的李鸿章在绝笔诗中写道：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何为孤臣？于浊世之中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待天下之清，如伯夷；于国破之后不耻折节，奋一隅之抗志，如郑成功；于无道之时勇于抗暴，虽九死其犹未悔，如杨继盛。如此说来，丘逢甲可以算作第二类孤臣。那李鸿章呢？

应该确定的说，李鸿章是孤臣，一个很特别的孤臣。

回到十九世纪，中国是彻彻底底的乱世。天灾、兵燹，处处是涂炭。史籍所载之处，人民数十上百万地死去，死于旱灾、水患、瘟疫、屠杀、战乱。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翻看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只是圆明园里的几处断壁颓垣、马关和辛丑条约的文本---那是我们触目可及的十九世纪的历史，仔细想想，大概已可以算得上是最不血腥的一个部分。

所以，生在那个时代，是件不幸并且艰难的事情。做百姓的，想活着不容易；做官宦的，想活得心安理得不容易。

早在鸦片战端开启之前，龚定庵就满怀忧虑地在一首《定风波》中写道：除是无愁与莫愁，一身孤注掷温柔。倘若有城还有国，愁绝，不能雄武不风流。很难说这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远在泰西万里之遥的大英帝国的国策有什么先见之明。但无疑，即或是中国版籍完整之时，有忧国之心的人也已经感到前途缥缈、压力陡增。至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之后，收拾烂摊子的李鸿章的处境，则毋庸赘言，可想而知。

李鸿章青年时曾写过一首锐气很盛的七律，前两联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颇有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但彼时金榜题名的才子，断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这个老大帝国的裱糊匠，为之心力交瘁、折冲奔走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与李鸿章同时代的大员，翘楚不少，但大多囿于数省之地，筹划地方，没能为整个国家担起责任，以至于中日开战，西方人称之为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虽有夸大，却也说明问题。至于忧国的士人，大概只是心里忧一下而已。即或是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也很快就冷清下来，原因非常现实---科举将要放榜，举子们不想为这件事耽搁了前程。设想，身无半亩的举子尚且顾着前程，已是功成名就的李鸿章却比他们忌惮得少。故而，作为李鸿章政敌的梁启超也不无感慨地说：李鸿章最不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

很难想象，这位任劳任怨的孤臣在一生中都承受了什么苦难。以至于留下了凄凉如许的一首绝笔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曾经的封侯梦，只剩下孤臣泪。但即便如此，仍没有放弃责任、放弃希望，终而不忘提醒后人，更是有深情在焉。

诚然，李鸿章犯过不少错，走了许多弯路，签过卖国条约，西学东渐也只学得皮毛，最终甲午败绩，遗恨无穷。只能说，他终究没能走出时代的局限，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立一个崭新的主张，他当然更没能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和制度改革的重要……但也正是这些种种是与不是、好与不好，奠定了他孤臣的本色。何为孤臣？于国家将亡而未亡之际，折冲往来，左支右绌，使其苟延残喘，不至速亡。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在大背景下，这注定了是在开历史倒车，悖逆时代的潮流，但历史需要孤臣的坚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孤臣，兼以兵家、儒者、政治家、外交家的才干，五千年以来，诚如梁启超所言，大概也只有诸葛亮和李鸿章二人而已。

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做这样的孤臣，也无须像李鸿章那样面对屈辱的媾和、当世的唾骂。如果说孤臣身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供普通人摭拾撷取的，也便是那份浓烈的忧国之思和永不言弃的责任感罢。

我由是又想到唐代曲江池的一段故事。曲江池相当于清季的圆明园。安史之乱后，只是一介小官的老杜故地重游，面对曾经的笙管繁华，凭吊断景颓垣，以乐景状哀情，写下“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一百年后，还是白身的玉溪生也来到曲江，直抒胸怀：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昔时圆明园遭焚，未见有凭吊之杜陵，只闻有围湖造田、搬运文物之百姓和官绅；今世去庚申之变一百许年，而今之义山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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