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房子——文/武双安

自从八十年代离开家乡到西安上学、工作以后，我的词典里便多了一个词——“老家”。起初常常想家，是因为父母在那里，爷爷奶奶的坟在那里；九十年代中期，我们把父母接到城里一起生活，父母每天念叨的全是老家的人和事；2005年以后，父母亲相继离世，老家在我们心中只剩下那一院年久失修的房子和田野里一座座祖先的坟茔。有时候我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老家的房子没有了，我们该如何缅怀故乡？

从记事起，我们家先后在村里住过三个不同的地方。尽管后来的新家一个比一个敞亮，但我魂牵梦绕的，却是那个生我养我的老屋，它承载了太多儿时的记忆。

1980年以前，我们家住在祖上传下来的老屋。老屋位于村中心，是爷爷在解放前建造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院子大，房子高，人多。

老屋的院子是一般家庭宅院的三到四倍，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15米。老屋的房子是纯木结构二层楼房，具有鲜明的民清建筑风格。具体来说，房屋外围从上到下全是青砖砌成，房顶和前后墙面上有砖雕的飞禽走兽，形象栩栩如生，牢固而美观。在较高的屋内上部，用木板架起一层隔楼，就是二楼，类似现代复式楼房格局，但没有室内楼梯。上楼用的是木制梯子，可以灵活搬动，既方便又实用。房屋东西跨度约15米，南北深度约10米，屋脊最高处离地面约8米，是解放前后村里最高的建筑物，我们习惯称它为“楼房”，整个大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三户人家二十几口人。

楼房总共三间二层，一楼中间是方方正正的中堂，左右各有一间厢房。那时候爷爷奶奶、姑姑叔父住在中堂后面的房间里；左厢房住着三婆和三个堂叔（三爷爷很早就去世早了），右厢房本来是给大爷爷的，大爷爷一生没有儿子，父亲过继给了大爷爷，大爷爷去世后，这右厢房（的前半间）就成了我们的家，我家姐弟四人都出生在这间不足13平米的厢房里。

六七岁时，我就喜欢爬梯子上楼。二楼没有窗户，如果不开楼门，即使在大白天，楼上也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晚上就更不用说了。白天只要打开楼门，二楼光线特别好，所有东西一览无余，我看了无数遍，除了闲置农具和一些杂物，没有一样好玩的东西，随处可见东拉西扯的蜘蛛网和厚厚的灰尘；屋顶的椽、大梁以及裸露在墙外的半弧形柱子等，被烟熏得黝黑发亮。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让我喜欢得不得了，它清静，与世无争，一个人想就干什么，没有人干扰；有时候即使什么都不做，哪怕在那里胡思乱想也是一种享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每到夏秋两季，我一放学回家就会上楼，美其名曰“看书”、“做作业”，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登高望远和放松心情。在靠近楼门的阁板上收拾出一块干净地方，然后煞有介事地摆好课本和铅笔，作业很快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看蓝天白云，看看飞鸟炊烟，思绪常常会随着云彩和飞鸟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般来说，房产和土地所有权是祖辈财富积累的有力见证，没想到解放后却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主要依据，我家因此被划为“地主成分”。爷爷解放前在县城开烧坊，就是现在的酒厂，效益好的时候曾一口气买下了半边街道的门面房，解放后，那些门面房被没收，酒厂在公私合营时被充公，爷爷被勉强安排在食品公司工作；父亲原来是中学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时遭人诬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返回乡接受劳动改造22年，大队、小队常常开会批斗他。在别人眼里，我家姐弟四人也好像跟父辈一样是“有罪之身”，常常无缘无故遭受别人的无端指责、谩骂和排挤，以至于长此以往，我们都养成了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扭曲个性。

不明真相的外人这样做倒还可以理解，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三位堂叔，有一天趁我家没人，在拆除自家厢房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擅自强行拆掉了属于爷爷的半间厢房，等爷爷、父亲及叔父从外面赶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拆下来的东西转移了，只剩下一堆没用的垃圾。爷爷和父亲本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原则与他们协商，他们以疏忽大意来辩解，却始终没有退还强拆的木料和砖块。更为可气的是，时隔不久，他们又一次故伎重演，三人联手强拆了本该属于三家共有的大门。要知道民清时期大户人家的大门并非只有两扇木门那么简单，还有其他附属建筑，全是用木料和青砖搭建堆贴而成，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些东西而来的。

这种行为在社会上无疑已经触犯了法律，但在偏远农村只能另当别论，往往人多势众，拳头可以决定一切问题。三位堂叔正是看到爷爷和父亲整天疲于应付政治运动的纠缠，没有时间和精力，更没有胆量与他们抗衡，才趁人之危，屡屡得手。亲人之间这种赤裸裸地强取豪夺，使我幼小心灵受到惊吓和伤害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好在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也能冲淡一切，没有谁能恨别人一辈子。

大姐出嫁了，拥挤的厢房总算宽松了，可没过几年，由于三分之二的楼房已经拆除，我家这间厢房形单影只，没有依靠，加上年久失修，山墙在一场连阴雨中突然塌掉一半，其余部分也风雨飘摇，基于安全考虑，最后不得不全部拆掉。从此，老屋就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回忆。

1979年，父亲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回原学校工作了，但政治运动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尽，父亲想给家里申请一院新庄基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无奈之下只好把与老屋一墙之隔的一块没人要的窄小空地申请下来，盖了三间土胚偏厦房，其中一间父母和我住，一间大哥和二哥住，剩余一间用作厨房。这就是我们的新家，除过房子用地，剩下的院子还不到2米宽，加上左邻右舍的房屋后背墙又特别高，我家院子一年四季晒不上太阳，屋子常年潮湿阴冷。尽管如此，全家人仍是满心欢喜，总算住上了新房子，有了独立的院落，并且可以自由出入，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

新家唯一不足是房间太少，以至于二哥结婚时只能用大哥的婚房做新房。辛亏大哥、二哥结婚后都出去打工了，我在外地上学，平时也都很少回家，无形中缓解了全家人住宿难的尴尬局面。

九十年代初，父母想方设法在村子南边申请了一院三分大的新宅基地。他们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干了两年，盖起了满院子的砖瓦新房。大门口是一砖到底的三间钢筋混凝土结构平房，四周贴着瓷砖，屋顶还加盖了隔热保温层，那时候算是村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房子。其中一间是出入通道，一间父母居住，另外一间是里外套间，父亲说，是专门留给我结婚用的；院子左侧还有两间砖木结构偏厦房，父亲说，一间给大哥住，另一间给二哥住；右侧是一间半偏厦房，用作厨房。这个家就是现在被我称为“老家的房子”。有了这个新家，上次那个盖了三间土胚偏厦房的小院，因常年不住人，残破不堪，几年后以白菜价给了邻居。

那年春节回家，父亲看着自己亲手盖好的新房满心欢喜地说：“这下我和你娘总算可以安心了。咱家成分不好，你们都跟着我受罪了。你大姐结婚早，当时没有一件像样的嫁妆；你大哥、二哥结婚时用的是同一间房子，无论如何要让你结婚时住上新房，这是我做老人的责任。所以趁身体硬朗，给你们盖了这几间房子，要不，再过几年，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没有把房子盖好，没有看到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我会觉得对不起你们！”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说出了世世代代农村父亲的共同心声。多少年来，农村人从做父亲那一刻起就固执地认为，男人这辈子最大、最庄严的事情莫过于给儿子盖几间房子，给女儿准备几件像样的嫁妆......

但让父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院新房从盖好到现在，不要说我们三兄弟很少居住，父母亲住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三四年。我工作以后有了自己的房子，大哥二哥随我到西安发展，通过努力打拼也在这里安家置业了。1995年，我们把父母接到西安一起生活，他们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去世，老家的房子常年无人居住，几乎成了摆设，只有逢年过节回家扫墓时才会看看。

老家房子的三次变迁，凝结了祖辈毕生的心血，体现了家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农村不断进步的缩影。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也许不久将来，农村人会进入集中居住区，那时候，永远不变的是我们对老家的无限怀念和根深蒂固的故乡情结！（文/武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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