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脉此情谁诉

【一刀作品】

——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从出生一开始，我们就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言语投机，酒逢知己的人。好像心里憋着一千年的话要说，但这个说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能听懂这话的人，也许也不需要听懂，而是这话说出去，心里能够得到安宁，好比一块悬着的石头放下了。也不是这话非说不可，而是这话所倾诉的对象，让人觉得对他说话心里快慰，这种快慰就是久旱逢甘霖，这种快慰就是他乡遇故知。

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一个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对象。我们千里万里，千山万水寻找的，就是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对象。

而我们为什么寻找，非有一个人作为朋友不可？因为我们觉得寂寞。五千年来，可以说中国人一直在内心的彷徨之中度过。中国人没有信仰，不是说中国人的内心一直坚不可摧，不需要超度和救赎，而是中国人习惯了怀疑，处处用不信任的眼光来打量，所以神仙、佛祖、上帝都对他们的内心束手无策。西方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有信仰，他们因为信仰上帝而信任上帝。西方人的上帝无处而不在，上帝充当了倾诉的对象，与其说上帝是他们苦难的救世主，不如说上帝是他们心灵的救世主，而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内心的痛苦，当一个落魄的西方人跪倒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他的内心就能得到解脱。但是一个内心痛苦的中国人跪倒在耶稣的十字架前没有用处，跪倒在一切泥塑石刻的救世主面前都没有用处。他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颗实实在在的同他一样敏感脆弱，充满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内心来理解自己，解救自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在作祟。上帝是虚构的心灵安慰剂，一个虚幻的对象无法承载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的内心。明清年间，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这片东方的土地，企图向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人宣扬他们白皮肤蓝眼睛的上帝，但是这些看似愚昧麻木的东方人却是摇摇头，极不信任地走开了。不是他们多么地热爱自己的传统，固守自我的文化，而是他们压根就不相信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神仙能解救自己，比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还有能耐，就是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其实也没有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而他们给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上香供奉，则是出于无法解决现实困难之下的逼不得已，或是做出违背自身道德观念的事情之后在良知以外求得心灵的平衡，这一点同西方人有相似之处。但是东方人多出于“迷信”，西方人多出于“信仰”，这其中的差别在于东方人的心灵是“在家”而非“出家”，而西方人的心灵完全交给了上帝，是真正的“出家”。

神的无处不在和永久可靠使得西方人的孤独有所寄托，而信任人的东方人必然不断寻找可以寄托孤独的对象。

所以东方人一直都在出走和寻找。

《一句顶一万句》在小说上半部“出延津记”的主人翁杨百顺他爹买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的友谊之中开始，在小说下半部“回延津记”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的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对妻子庞丽娜的寻找中结束。杨百顺的出走是为了寻找这辈子唯一说得上话的女儿巧玲，刘爱国的出走是为了寻找母亲曹青娥生前的一句话。他们的寻找都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理由——寻找自己被与人私奔的妻子，而他们真正出走的原因——真正的寻找却无人知晓。围绕延津这一出发和回归的地点展开的故事，延续了百年，在爷孙两辈人的身上，命运的际遇是如此的巧合。

杨百顺第一次出走，遇见了剃头的老崔，老崔可以说是他第一个寻找的对象。以及后来的杀猪的师傅老曾，还有传教的牧师老詹，县长老史，半路夫妻吴香香，最后杨百顺也就是后来的吴摩西发现自己真正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的养女巧玲。也不是巧玲，而是喊一嗓子的罗长礼，或者说竟是他自己，所以在火车上他回答中年男人说：“大哥，我没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市井小人物之间的爱恨纠葛和勾心斗角，在刘震云的笔下被栩栩如生地写画出来。“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老段这句对老杨奚落的话，其实是对所有人的奚落。中国人活了几千年，切切实实活出一个坦坦荡荡毫无遮拦的朋友的人有几个？就是父子之间，比如杨百顺他爹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兄弟之间，比如杨百顺和自己的两个兄弟，以及女儿巧玲的四个儿女；朋友之间，比如因为一个馒头老死不相往来的冯世伦和牛书道，以及因为十斤猪肉翻脸不认人的刘爱国和冯文修；夫妻之间，比如吴摩西和吴香香，牛爱国和庞丽娜，开饭馆的老马和章楚红；情人之间，比如曹青娥和侯宝山，牛爱国和章楚红。人与人之间本就极难获取永久的信任和依靠，所以割袍断义与划地绝交，让人又爱又恨，又唱又叹。人心的反复无常和多变难测让只有依靠人心才能获取心灵解脱的中国人愈活愈累，愈活愈孤独。

这种孤独和累，就像压在中国人心上的石头，磨不开搬不走，就像漫漫黑夜笼罩着中国人的生活，划出一根火柴的亮光很快又熄灭了。这种孤独和累，不仅在小人物身上压迫着他们不堪重负的内心，就是圣哲贤者，也同样遭受这种孤独和累的煎熬。无怪乎会有“世人皆醉我独醒”，无怪乎会有“有朋自远方来”，无怪乎会有“独怆然而涕下”，无怪乎会有“遗世而独立”……这种千年的孤独和累，也许正是延续着中华的文化血脉传承而来，然而这种孤独和累，不仅是文化人有，凡夫俗子和市井小民也有。凡夫俗子和市井小民的孤独和累不能传为千古之绝唱，但是他们的孤独和累也需要排解和倾吐。这个排解和倾吐的对象就是他们不断寻找的说得着的人。就像小说下半部“回延津记”一开始所言：

“遇到想不开或是想不明白的事，或一个事拿不定主意，可以找他们商量。或没有具体的事要说，心里忧愁，可以找他们坐一会儿。坐的时候，把忧愁说出来，心里的包袱就卸下了许多。赶上忧愁并不具体，漫无边际，想说也无处下嘴，干脆什么都不说，只是坐一会儿，或者说些别的，心里也松快许多。”

若是机缘巧合，人人都渴求“高山流水遇知音”，但是人生在世，往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难免也有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反目为仇老死不相往来的一天；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患难夫妻，也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境遇。把人作为寄托孤独的对象，注定因为人心的难测，信任和欺骗的纠缠而时时与孤独如影随形。

在遍地是人的世界上倍感孤独，这种孤独绝不亚于独自困守孤岛的鲁滨逊。知己难求，尽在偶然与必然之间，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且酌酒一杯——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牛爱国不再寻找母亲生前留下的那一句话，也许那一句话就是曹青娥生前说的，“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但是牛爱国不再寻找那句话了，他要寻找因为自己胆小而被他闪了的情人章楚红。所以当他姐夫宋解放说：“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要不就回来吧。”牛爱国回答：“不，得找。”

小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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