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红”
举头三尺有神明，说的是一个人不能做坏事、做亏心事，即使你做的这件事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即使你的伪装炉火纯青，但头顶的神明都一一看在眼里。我知，还有天知地知。再高明的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再好的伪装，也有被戳穿的时候。做了坏事，良心会因此受到煎熬，终究是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电影就成了年轻人精神的大餐。那也是中国农村电影的黄金时期。每个乡镇，都有一个电影院。一般一个晚上放一场，特别好的电影还提前到白天放。票紧张时，还有倒票的，也就是议价票，比从电影院卖出来要贵一毛两毛钱。也有一票难求的时候。电影院，盛况空前，算是最热闹的地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经常有一些卖瓜子和其它一些小吃的，生意十分火爆。
那时，普通老百姓最洋式的交通工具，莫过于自行车了。摩托车是在八十年代末才大量出现的。骑自行车，和穿喇叭裤、花衬衫一样，是那时年轻人的一种时髦。一路铃铛，招摇过市，响得人心花怒放，会招来无数羡慕的目光。那惬意，真让人有些飘飘然。
工作的地方离电影院并不远，抄近路走比骑车还要快。但为了炫耀，我们往往七八上十人，骑着车，浩浩荡荡地秀向电影院。
电影院有专门放车的地方，也有人帮着看自行车。寄存一次自行车，五分钱。有一段时间，偷自行车铃盖成风，纯属于恶作剧。你取我的，我拿你的，不亦乐乎。车铃盖被摘，并不影响骑车，但它破坏了车的完美。
一次，看完电影，我的自行车铃盖却不翼而飞，找看自行车的，他竟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教唆我说，别人拿你的，你就不晓得拿别人的。我觉得也对，就顺手拧下旁边一辆自行车的车铃盖，心安理得地拧在我的车铃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是，骑着自行车，总感到别别扭扭的，总觉得别人看我的眼光显得异样。某一个丢了铃盖的人，朝天海骂，也疑心那是在骂我。结末给我的教训是，一个人不能做亏心事，一旦做了亏心事，内心就再也坦然不起来，就会疑神疑鬼，不得安宁。
没人指名道姓地怀疑我、骂我，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疑心呢？因为我做过，觉得怀疑的、骂的，就是我。对于这种捕风捉影、对号入座的情形，乡下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叫“认红”。所谓“认红”，本义就是一个人捡到钱，张三、李四、王五都恰好掉了钱，都认为那钱是自己的，都争着去认领。引申为不是说甲，甲却对号入座，认为是在说他。有点无事找事、不打自招和自认霉头的意思。
生活中，这样的事，可谓屡见不鲜。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嫌隙，往往因此而产生。
有一段时间，我写散文、写小说，出了几个集子。我不否认那里面的人物、事件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我肯定地说我绝不是依葫芦画瓢，也没有刻意去写谁的意思。依葫芦画瓢是纪录，不是创作。创作，就有虚构。因此，文学来自于生活必然又高于生活。
一次，一位一向关系不错的同事，忽然对我表现得不友好，总是找我的茬，甚至出言不逊，我感到非常诧异，莫名其妙。在我再三追问之下，他才愤愤地说：“我们俩平时关系不错，你怎么还在文章中那样败坏我？”还说了一些很伤感的话。我又好气又好笑，赌咒发誓说我的确没有居心不良，说那是文学，是创作，他仍不依不饶。十几年交情就这样完了，我后悔不及。我找出书一看，原来确有几个生活细节是取材于他，而故事基本是虚构的。他这就是典型的“认红”。我被他误会，真的有些冤枉。看到有些影视，煞有介事地在片头显示“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之类的话，这样做虽然可笑，但想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凡“认红”都是事出有因，不是空穴来风。换句话说，批评者可能批评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针对谁，但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因为这种被批评的社会现象，在听者身上有所表现，甚至很严重，于是，就把所批评的事揽在了自己身上，把无心的说当做了有心的臧否。批评的某种现象，恰好触动了“认红”的听者心中的隐私、忌讳，把“巧合”当成了有针对性的攻击。
据说秃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什么瓜，什么灯泡。人通常是这样，越忌讳什么，就越怕别人谈论什么。做过强盗的，最讨厌别人提杀人放火的事，这是不光彩的老底。曾经异常贫困而后暴发的人，最不喜欢别人谈论他的往事，那是他心中的屈辱和痛。偷过情的女人，自然也就怕谈男女间的混账事，怕有朝一日也会真相大白于天下，闹得身败名裂。这就是通常说的做贼心虚。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次，单位放假，我因为有事提前上班，遇到一位没有回家的同事。同事的家离单位并不远，我很奇怪，便好心地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同事当即翻脸，说我是太平洋的检察——管得宽。吃了瘪，心里挺郁闷。后来，风言风语说他与某个有夫之妇好上了，我才明白原委。其实，我只是碰巧撞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同事以为我在谴责他抑或讥讽他，所以才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想想，同事那心态还是挺小人的。都啥年头了，谁还稀罕你那点男欢女爱的破事？
我想起鲁迅，在世时，常被人误会，其实全是“认红”惹的祸。他所揭露、鞭挞的民族劣根性，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些。如果人人都对号入座去“认红”，鲁迅该是全民公敌了。无数人尊敬他、爱戴他，因为这些人知道，鲁迅针对的是事而不是人。
认“红”，既可笑，又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