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雅安地震再反思

雅安地震，全国揪心。而我对于这次地震至今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知道有人责我无情，但我却执着认为，无言绝不代表无情，更不是麻木！相反我每天都在关注着媒体、网络，尽可能捕捉着每一个可能捕捉到的新闻点。

其实我知道自己并没有闲着，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也许，有人会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救灾而不是反思。我要说，反思何尝不也是救灾的一种，没有反思，我们就会重蹈覆辙，再次失误；灾后反思，我们就是事后诸葛，悔之晚矣。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聪明的民族是善于反思的，也是勇于弥补不足的，这也正是“多难兴邦”、“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奥秘所在。

一方面，我清楚注意到，相比5年前的汶川地震，此次政府、媒体、社会机构和民间的反应都有不少令人欣慰的改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也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我更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沉浸在巨大悲情中，那难免有点矫情，同样我们只止步于已有的进步那则是一种不负责任。我们知道巨大的历史灾难，常以历史的进步补偿。与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不少，政府组织更得力、民间表现更积极、现场施救更科学，骤然而至的灾难，把我们凝结成为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

出于对生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当下，比肯定已有的进步更为迫切的，是审视存在的不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所以在悲痛遇难的同胞、欣慰救灾进步之余。我一直在反思并追问：这场灾难有多少牺牲是可以避免？真正决定了地震死亡率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地震灾难发生频繁，在地震中遇难的人亦不计其数。

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7.8级地震，3000多人遇难(约6000多人)。

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2万多人遇难。

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7.3级地震，约6500人遇难。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8.0级强震，6.9万多人遇难(1.79万人失踪)。

2010年，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7.0级地震，22.25万人死亡。

2011年，日本宫城发生7.4级地震，4人死亡。

2011年，日本宫城县首府仙台市以东的太平洋海域 发生9.0级地震，15,843人死亡、3,469人失踪

……

由上面数据不难发现，即便是震级相近的地震，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所造成的死亡率却是相差甚远。这其中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悖论”：作为地震多发国的日本，较之其他国家，其地震死亡率可以说是极低。究竟，在这相差甚远的地震死亡率之间，到底是什么在起决定作用?

为什么按照“8级抗震、9度设防”的要求设计施工的建筑却在7级地震前轰然倒塌，而最有讽刺意义的是雅安那座百年老宅却在地震中岿然不动！难到是过去的科技比现在更发达不是？

固然，建筑物在地震中是否会被损害，不能简单依据设计时的抗震级别和抗震烈度，设计时的受力大小、角度与实际地震中的受力大小、角度是否吻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回想当年重建人员“责任重于泰山，半点不敢马虎”的誓言，按照“8级抗震、9度设防”标准重建的建筑物，却几乎全部抵不住7级真震，这就不能不令人质疑了。

对比，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强度为里氏9.0级的地震，还引发了大海啸，但日本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却只有汶川地震的七分之一。而且，人员伤亡主要是后续海啸，而非建筑物倒塌造成的。日本建筑的抗震要求是7级，而汶川地震后重建建筑的标准却是“8级抗震、9度设防”，为何我们的高标准还不如日本的低标准呢？究竟是我们的标准和日本不对接，还是我们没有日本人认真？

另外，我沉痛，我反思，当灾难发生时候，我们地震预报部门干啥去了？为什么在每次地震前，我们地震局总是一点儿感知也没有呢?虽说地震很难预测，但是我国投入那样多的资金，就是为了希望能提高地震局的预测能力，能在灾难发生前给群众预报一些信息，让群众的感觉到生活有安全感，但是事实上地震局总是在地震发生后成了统计数据统计局，让本应该震前履行的职责成了事后诸葛亮，并且这种现状一直没有改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局才能名副其实，其工作能力不再让我们群众质疑。每年数以千万的投资为什么就不能最地震的发生作出很好预断，而民间地震预报机构却能准确预报，而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的地震局领导却在警告着民间地震的预告的非法性，我无意于孰对孰错，但我纠结于究竟在你们眼里什么是最重要的，是生命还是预报的权利？

我沉痛，我反思，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忙着救灾的时候，我们很多明星们却表现出很大差异，虽然都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支援灾区，但有捐款捐物的，有亲赴灾区的，也有人选择创作、演唱赈灾歌曲。诚如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著名歌手韩红怒斥所说：此时唱歌比救援、抢救生命重要吗？我们知道我们那些明星们究竟是在救灾还是在作秀，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他却最能烛微人性。

我沉痛，我反思，为何红十字会自身公信力会如此的流失、声名的恶劣已至如斯程度？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巨大冲击，长期以来的管理不善，捐赠物资的去向不公开透明，与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准相差甚远，都是其屡遭诟病的原因。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的红十字会不是很深入的反思，而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沉痛，我反思，固然在灾难面前，我们政府行动更迅捷了，新闻通报不在遮遮掩掩了，但是我想问的是：四川是地震高发区，为何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让群众心理却出现了懈怠，为何如此频繁的地震等灾难的发生，我们群众至今仍有很多不知道如何选择更好的逃生方式？为何地震本身产生危害并不大情况下，但却出现了人员伤亡的事件，尤其是出现了跳楼逃生事件？为何在灾难危害巨大面前，却人为提升了灾难后危害性！对于地震逃生知识，当地政府是否真正重视。为什么很多群众对于地震相关知识还是如此模糊，因此在地震发生时他们不知所措，正是这样造成了人员伤亡事件的增加。这和日本每年政府都组织两次以上地震逃生有多么大差别呀！我们的政府你究竟重视什么！

我沉痛，我反思，我们诸多的政府官员为什么面对主持人现场连线时一再急于表功的陈述，而使得主持人不得不一次次提醒甚至打断他们的陈述。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政府官员面对灾难如此心安理得地习惯于以我为主，强调领导如何重视、救援如何及时，……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否在乎灾民的感受，是否真正珍惜生命。

我沉痛，我反思，我们的媒体。面对巨大灾难，他们报道的是煽情式的灾难现场，是血淋淋受伤现场，而这种铺天盖地式的煽情式的报道，究竟是在报道地震灾难，还是在尽力提高自己报刊杂志的发行量和点击率，我不知道这些血腥场面对于灾难中人们是否会有再一次的伤害，对于远方的善良的各种媒体前读者、观众是否有某种暗示或心理伤害，我不知道我们的媒体记者在报道时候，考虑没考虑到生命的重建，生命的维护。

我沉痛，我反思，我们的人们大众。面对天灾到来，为什么我们的当地群众太多人选择了逃跑外出的方式，为什么在重灾面前，他们却宁愿抛弃自己曾经居住的家园，抛弃自己在这里错综复杂的亲情、感情，而在重灾面前选择逃避，选择懦弱？也正是这些人的逃避思想在作怪，使得救援之路阻塞，也让不应该发生的事件发生了，让救援的解放军同志在救援路上车辆发生事故而牺牲。难到那些救援的人和等待救援的人的生命就不值得侥幸活下的你去珍惜吗？

我沉痛，我反思，为什么我们那些远离灾难的群众总习惯于对红十字会但呢个政府慈善机构进行怀疑甚至极力抹黑。大难当前，社会各界本应同心协力抗震救灾，民间善举固然值得称道，但官方救助和专业基金会的正常运作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网友自然有权利表达自己对红会的不信任，并且可以“用脚投票”，但满屏喊“滚”，意图把红会逐出救灾的阵地，这种群体性的语言暴力让人联想起划线站边、非红即黑、不容置辩的文革思维。而如果故意夸张、扭曲事实来中伤红会，其背后用心更令人齿寒。利用群体的狂热和非理性，把红会打倒、踩烂，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当前紧要的救援任务，对于中国慈善事业长远的发展，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我沉痛，我反思，为什么面对灾难，那么多人习惯了遇事先质疑。雅安女主播陈莹中断婚礼赶赴现场报道灾情，却招来一片“你作秀”的质疑声；地震后首批企业捐款名单都是私企，很多人立刻痛骂国企“不作为”，却忽视了在灾区第一线保障基础设施维修重建的主要是国企。大难当前，究竟救人是第一要务，还是吹毛求疵的过分苛责，乱挥大棒的道德审判更重要。而这种苛责和道德审判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着公众的注意力，磨损着最可宝贵的善意和真心。

我沉痛，我反思，为什么地震进行时，在某种程度上会演变成对红会或其他机构和群体恣意泄愤和“算总账”的时机；会演变成各种诛心之论和悲观、怀疑情绪大行其道的时刻。究竟急着口诛笔伐和理智、冷静、客观是面对灾难，哪个才是的最好态度。

雅安地震拷问了我们政府的良心，也拷问了我们每一位群众的良知。地震让我们流泪，反思更让我们痛心，面对无辜群众的伤亡，我们早应该谋事干事多做一些实事。如果是这样，也许再大的天灾也不会让我们有这样多的悲哀，这样多的泪水。现在灾难已经发生了，反思是必要的，但是在反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立刻行动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希望在这次地震中，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让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可歌可泣的事件发生，同时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全民发动，让雅安的群众早一天过上安稳的生活，让雅安也能重塑昨天的美丽，让同胞的生命少一些威胁，让他们的家园早一天在废墟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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