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殇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主要标志便是“尊师”。天、地、君、亲、师，老师位置虚列第五，实列第三，可见地位之高。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自古及今，尊师佳话美谈，不胜枚举。
然而，“文革”伊始，斗争的矛头便直指广大知识分子，教师由实列第三转而排进“老九”，“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黯淡无光。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了“横扫”、“批斗”的序幕。在社论的蛊惑下，革命闯将们冲昏了头脑，“舍得一身剐，敢把教师拉下马”，向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开炮了。师道从此陨落，师殇由是开始。
一是人格侮辱。“文革”初期，被定为“黑帮”、“三家村”、“四家店”的牛鬼蛇神，首先在人格上受到了严重伤害。以我所就读的学校为例，以校长王兴田为首的“黑帮”们被关在一间黑屋里反省问题。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红卫兵们还强迫“黑帮”们唱《鬼嗥曲》：“我是混帐王八蛋，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人民……”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侮辱人格是什么？这是普遍现象。1965年冬天，学校大车拉黄土，不料从高处掉下一块冻土块，将骡子砸死了，骡子肉被老师们会餐吃掉了。红卫兵根据这一题材，画了一张《分尸图》，旁有打油诗《分尸记》，对领导老师公开进行侮辱。至今，我还记得前几句：
“下课铃声响，
老师个个忙，
若问何处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直奔大食堂。
到了食堂后，
先抢骡子肉。
王兴田，嘴最馋，
抓起一块往里填。
姜国安，不上算，
因为腿瘸跑得慢……”
此外，语文教师王吉谦旧社会曾在伪报馆当过编辑，主办学校语文小报。一个“语文知识简介”专栏被破译出反动标语“慰问蒋介石”。王老师不服，写血书以死抗争。红卫兵于是画了一张漫画《王吉谦上吊图》，画面上的王老师，三分象人，七分象鬼，裤袋口露出一截绳头。王老师气愤地说：“肉体可灭，人格不可侮也！”于是，趁黑夜涉水过河，自缢于河中心岛柳林中。对年轻女教师的人格侮辱更是登峰造极，这里实在不忍赘述。“黑帮”们除了反省问题、交代问题外，还得进行劳动改造，掏大粪、掏脏水井等脏活累活都要他们去干。在我们学校，红卫兵还逼迫黑帮们拉车，由校长驾辕，红卫兵站在车上，吆喝着“我我越越”，手握红缨鞭随意抽打“黑帮”。
二是身体摧残。对“黑帮”们的身体摧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有所发明创造。第一大发明便是“喷气式”，而且绝对是正宗“文革”专利。第二大发明是“送温暖”，又名“烤天灯”。将几百度的大灯泡贴在“黑帮”的秃顶上，直到烤得皮开肉绽香味四溢。第三大发明是“放二两”，这在“文革”中是普遍应用的。看谁不顺眼，就用匕首给谁放血。第四大发明是“瘦身术”，这一招是用来对付那些企图逃跑或逃跑被抓回的“黑帮”的。此术是从腿肚子里或从脚心处剜一块肉。我们学校的一位体育老师就被剜了一块肉，使他永远地告别了他挚爱的绿茵场。除此之外，还有“苦读法”（“头悬梁，锥刺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跪瓶碴）、“上甘岭”（断水）、“过雪山”（冷冻）等。在这些酷刑的折磨下，多少优秀的人民教师含冤死去，多少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命丧黄泉，连共和国的大元帅贺龙、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未能幸免。
三是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有两种情形。一是生活虐待，“黑帮”们在押期间，每天只能吃两顿窝窝头，不少人因此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病而死。我大哥的岳父王永谦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在高中任教，是县政协常委。他“进班”时体重70公斤，“出班”时仅剩40公斤，几乎成了活的木乃伊。二是克扣工资。王永谦大伯当时工资90几元，每月却只能领到18元最低生活费，真是一人成“黑帮”，全家都遭殃。此外，还随意没收“黑帮”家产，抄走文物，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呜呼，文明之堕甚矣，师道之殇甚矣！老师们痛心的却不仅仅是自身的伤痛，而是整个民族的伤痛。天真单纯的孩子们在伤害老师的同时，也重重地伤害了自己。他们轻信了骗子的谎言，“知识越多越反动”，“宁当社会主义的草，不当资本主义的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这段历史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迫害死了多少优秀知识分子和国家栋梁，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道德的大滑坡和良心的大泯灭。“万岁皇爷去偷牛，文武百官爬墙头，公爹背着儿媳走，儿子砸碎老子头”，这《四大反常》是对封建社会中“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丑陋现象的尖刻讽刺。而到了“文革”，则创造了全新的《四大反常》：知识分子挑大粪，管学校的没学问，老师拉车学生赶，夫妻辩论翻了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