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之五
在恢复高考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甘南师范”，名列全县第二名，因出身不好，不予录取，我又一次倒下了，人生啊，为什么这样不公？为什么这样残苦？
文攻武卫，在农村的记实写照：
揪斗郭发勇，打倒马正英。
郭发勇，延安人氏，早在刘志丹陕北革命时期，十四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二十岁任延安游击队大队长，陕北老红军，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与彭总司令合过影，在“临潭”任县委书记、武装部长。马正英，陕北老红军，共产党员，在“新城”任公社书记，在这一次运动中被打残。在农村，我亲眼目睹了对老革命残忍地迫害。后来，他们消失于“临潭”。至止一九七七年重返领导岗位，郭发勇为“甘南州委”书记，马正英出任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十一种人的产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什么叫“红五类”，由贫农、下中农，工人，烈军属，军属家庭出身为“红五类”子弟，招工、招干、参军、入党优先。
什么叫“黑五类”，富农、地主、右派、资本家、走资派家庭出生的子女为“黑五类”子弟，读书、上学、就业都不许可，只有接受再教育。
在这场运动中，很多老革命子弟，由于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沦陷为“黑五类”子弟，也同样受歧视受打击。
在这场运动中，我沦陷为“十一种”人中的“黑五类”，在这场运动中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在这场运动中，老一辈的过去要我们下一代顶替，老一辈出身由我们下一代来承担，正是不白之冤。在这场运动中更产生了一代人，他们以老子功劳夸夸其谈，不接受虚心学习，不吃苦耐劳，坐享其成，沾沾自喜。不接受党的教育，执行反动的“血统论”，生搬硬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的身世。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新中国第一代人，两种命运的产生不平等的对待，一个母亲，两种对待，两种命运。
在这场运动中，阶级斗争的过去，又在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代人身上延缓，人为的阶级斗争天天讲。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解放前的事，解放后新生的一代人承担，爷爷、父亲的过去，由孙子来承受，正是不白之冤。那时我已沦陷为不戴帽子的第三代“黑五类”分子。
毛主席早在解放前期，《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提到过“三种”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打击面太大，无限上纲，无限乱戴帽子。这是文化大革命点滴纪实。
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纪实，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地方生产与生活的破坏。
心怀一个“忠”字，落实一个“用”字，几百人在山头从几十里的石山采石对几十米的“忠”字，所为山头要“忠”。纪念章，每人一颗，戴于胸前，直到毛主席提出“还我像章”“还我飞机”，这种极“左”现象才得到扭转，直止今天，我乡“红华”山头几十米的“忠”字还影迹可见。在大批判推动生产下。“以专政的办法搞农业，大批促大干，大批促大变”。这就是当时的大锅饭。
“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姚文元提出，“一切私有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与土壤”。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不识人间烟火的历史又一次重演，向毛主席“以粮为钢，全面发展”唱反调，
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领导、分工、以及管理制度的解析与记实，人民公社的组成，公社为农业社的最高首脑，其此是大队、小队，每六个大队为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分为六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由脱产干部，国家干部管着每个大队，由大队管着一个大队六个生产队，农业社，大锅饭的管理人员，
大队书记、付书记、文书、“执保”主任、贫协主席五人组成。小队的组成，队长、付队长、小组长、记工长、保管、饲养员二人，共七人组成。
分配与供给，大队五人由各小队提留供养，小队领导人员自食其力，年终补贴三百六十分，劳动报酬，人民币变成公分制，人民公社工分制，代替人民币，人们劳动报酬以工分计算。工分，分粮由队长说了算，劳动人民，只有劳动，分粮、吃粮、挣钱，人们吃好吃坏，队长说了算，人民一点权力都没有。
工分的记时，劳动一天记十分，不问男女，妇女、老弱病残一律平等，学习、开会、搞“文化大革命，”不参加生产，还是一天十分，办学习班，大批判，不劳动一天十分，劳动流汗的人也十分，参加劳动的人越来越少，杂草成林，由于对分工的不满，出工的人们也磨洋工，混日下山，当时任县委书记的赵守德对农业社的总结：“头等工分笔尖转，二等工分门前站，三等工分流大汗，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吃饱些，穿破些，见了干部走慢些。开会墙角坐，人家发言我通过，人家错了我不错。”这就是当时“文革”在农村的真实写照。
劳动果实极不平等，记得我一家4口人参加劳动最多，出工最高，最全的人家，劳动工分最高，还比不过两个人参加劳动的队长，记工员。
劳动分配与报酬，每当年终分配，决算，先提留大队干部的补贴，再提留备战粮，到群众中，每人一年只有三百六十斤元粮，这是出勤最高的人家，除此之外多余的劳动所得，十斤粮食折合人民币一元钱，发放给最高的高线户，由于他们劳动强度大，不够吃，一元钱才能从社会上买到三斤粮食，分配的不平等不公平，按劳分配的不公，达到了极点。在农民中，出工故意破坏公共财产，软抗硬顶的现象不断出现。
由于革命生产，出勤人数很少，认为给队长干活，吃粮靠国家，化钱靠贷款。供应粮，历尽万水千山从加拿大远渡重洋，运到这里，每斤供应粮，国家一斤粮要补贴一元钱。在战争年代，白求恩同志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困难时期我们又不远万里的靠进口，远渡重洋吃加拿大小麦，这到底为了什么？
唐代诗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业已成过去。我记得收成不好的是最坏的一年亩产一百五十斤左右，籽种五十斤，春种一粒粟，秋收三颗籽，这是一大二公，不负责任的大锅饭的真实写照。
抓革命时间多，促生产的时间少，杂草纵生的土地是社会主义，当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号是，“这主意，那主意，吃饱肚子是最好的主意。”在那个日子里，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忙坏了身体，跑坏了腿，南粮北调，跑坏了汽车，背坏了社员。每天拉运供应粮的车，有十轮大卡车，拖斗车源源不断。每当秋收大忙季节，运输供应粮的粮车不断，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期，我们的党，永远没有忘记过人民，离开过人民，在极“左”路线下，人民受苦，国家为解救人民，在财政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商业的萧涤，物资的奇缺，票证制度，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火柴、碱面、糖、烟、酒要《供应本》。每当过节，人们在商店排成长长的队买食物，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买货上。我大儿子出生的一九七五年，为产妇买四斤红糖，由队长、大队、公社三级政府盖公章才能买到，一斤牛奶都是办不到的，当时队长就是社员的土皇帝，吃饭、劳动、挣钱、外出他一人说了算，出外队长不盖章，吃饭、住房都办不到，人们的自由达到了极点。
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
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叫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
首都北京首先由张春桥发起利用小说反党是个大发现，以批判《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三家巷》开始，向北京市陶铸、邓拓、吴晗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了全国各地。文艺界对小说、诗刊、杂志、都进行清查，识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文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文艺舞台上，对文艺作品，诗歌，一一评价，什么是热爱社会主义的文艺，什么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
对历史小说、戏剧、秦腔一律不让出台，批判接受。
这场文化大革命，由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夺权造反，向老一辈革命家的残酷斗争。剥夺领导权，由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天下大乱，由“要文斗，不要武斗”，发展到文攻武卫。在这场运动中，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责任由我一人来负，好在历史由人民来写”的刘少奇主席被打倒，“百万军中谁敢挺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被打倒，再也没有起来，文艺工作萧涤，文艺舞台空白，只有江青“批准”的“八个样板戏”一花独放，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路线唱反调。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好多文艺工作者，老一辈革命家拿笔的，拿枪的都为共和国而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战，付出血的代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从“红五类”干部子女，由于父亲的被打倒，变为“黑五类”子弟。我亲眼看到这场运动的残忍性。由于运动的极“左”，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不公正的历史，什么是路线，什么是政策我不懂，我只有用亲身经历写出当时的真实历史，留给下一代。
十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史文化彻底批判，就连几千年的帝王将相也排了个队，批了个透，历史“奸雄”曹操被抬上了政治舞台，称为最大的法家代表人物，大树特树，不断贴金。
“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倒被批判为最大的“儒家”、“保皇派”。镇压人民起义的“郐子手”，应当批判，照此种文化，“四人帮”发起的儒法斗争史，国家谁忠，祖国谁保，家庭谁来尽孝，天下大乱也。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破“四旧”，立“四新”，向旧的文化、思想、习惯、风俗开战。
“临潭一中”校门口左右两边立着“咆哮”的石狮，随着“破旧立新”的历史，在“红卫兵”的铁锤下，砸得粉碎，带着“化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现今，在师道尊严的学府前再也见不到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故迹。相传“新城”有个钟鼓楼，一头插在云里头。在战争年代号令千军万马的钟鼓楼，一夜之间打得一无所有，500年的文化故迹随之无影无踪。大树特树法家思想，大肆摧残“儒家”文化，“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中国文化的根被赶出了国门，漂洋过海，被一些发达国家所用，正是可惜。
在“四人帮”变态文化的豪叫中，中国大地上国无宁日，家无好家。
在“四人帮”反戈一击有功，“大义灭情有理”的煽动下、诱惑下，很多家庭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阶级斗争天天讲”，为了一个“主义”，为了一个“观点”，为了一个“路线”，父与子不和，丈夫与妻子分居，家庭言论没有自由，相互堤防，父亲怕儿子揭发，丈夫怕妻子请功。在那个年代里，正是吃饭容易说话难，生怕鸡蛋里挑出毛来，言论达到了极点。
在“四人帮”奇形文化的诱惑、煽动下，我们当初的“红卫兵”，纯洁的心灵被疮伤，老师敢打，父母敢斗，正所谓时代的“骄骄”者。
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新的文化体制又没形成，旧的文化体制又没学到。在“鱼”变“龙”，“小人物”变“大人物”的特殊年代里，我们这一代人很难明辨是非，为了“名利”，为了“官运”，一部分人的狼之野心不断加大，“利欲”熏心；有个别人，不择手段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用“无须有”的罪名致父母于死地，诬陷老师，加害朋友，已达到自己“鱼”变“龙”，人变“鬼”，小人物变大人物的目的。干尽了坏事，逆天大罪，人人见而唾之，避而远之，人见人怕，正是那个时代的化身。
在“四人帮”奇形文化的煽动下，有些人由善良、天真、朝气蓬勃，变成了狰狞的“狼”。
一九六八年，在我的同学汪明礼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由于父亲旧社会当过保长（相当于现今的村委会主任）而在“公社”受“贫下中农”的管教。
在反戈一击、大义灭亲有理的倡导下，他二十几岁的侄儿，在千人批斗大会上直呼其叔父名子，警示人们站稳立场。以“无须有”的罪名揭发批判，大打出手，架“喷汽式”飞机，折断了他的双臂。从此，他失踪了，二十天后，在“大沟”森林里，乌鸦集中的地方找到，时值大伏天，已是一架白骨。儿女们在父亲的衣服中找到了一封信，是解放前侄儿的，父亲随军去台湾时的《托养孤儿的信》。叔父一直隐瞒对组织说：“侄儿的父亲被抓了壮丁，在战争中死去，一直抚养成人，可是恩将仇报，致死了叔父。”
儿女们把这唯一的证据交给了“红卫兵”组织，这个家伙被清除“革委会”，让义愤的群众打得快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今天，这个人人见而唾之的败类，独自一人，一无所有，人人痛恨。
一九七三年，发生在我同学白玉洁家中的事：她的父亲是一个陕北老红军，担任某省劳改所所长，是当时我校红得发紫的“红五类”子弟——红卫兵。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滚她妈的蛋，让她靠边站”的反动的“血统论”思想、封建思想盛行时期。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那个时代的风口浪头上，我的同学，在当时，可谓“响当当”的革命接班人，是一个：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敢于反潮流的英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革命干将。两次去过北京授过检阅。口里哼唱革命歌曲。常常在人多的地方，抛起两条大辫，以表示自己的美姿和不可一世的骄态。是一个有理想、对未来充满美好前程的“红卫兵”。我们全校老师、同学都为她的革命家庭而羡慕。可是好景不长，她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命运的惩罚，她的父亲在这场运动中打成了“反革命”交群众管制。在校园，在舞台上，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她动人的歌声了。她青春的岁月沉没了。她也与我一样由红得发紫的“红卫兵”，一夜变成了“黑五类”子弟。升学、招工、提干、参军、入党美好的梦想再也不能实现，我们又被赶出了学校，从此后，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浪迹天涯，成为二等公民。
在“反戈一击有功、大义灭情有理”的口号下，白玉洁——她背叛了父亲。在父亲最困难、最需要亲人谅解和支持的时候，她与父亲势不两立。在父亲含冤的日子里，她甚至于与母亲合力，为达到上“工农兵大学”的目的，她们划清了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