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四
一九七一年是我人生失去一切的年代，在历尽十二年的学生生活后，步入人生最痛苦的年代——“上山下乡”。在那时，我上完高中，我的父亲随着这场运动，被打倒，被组织定为：“以体弱多病，劝其退职。”又戴上“富农份子”帽子，所谓的“剥削”阶级，“革命”的对象。
在“文革”中，父母亲被发往到离家三十里的原始森林开荒种地，没有报酬，劳动改造，直到十五年平反后才回家，历时十五个春秋，受尽了苦难。我也由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弟沦陷为“黑五类”子弟，在那个极“左”路线干扰下，我们这些人倍受痛苦，使我懂得什么是人权，什么是霸权，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党的雨露阳光。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随着时间的过去，我高中毕业，所有的“红五类”子弟去了国家工作单位，入党、招工、提干、参军他们都是党所选拔的对象，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只有我们“黑五类”子弟再次赶出了校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从此后我沦陷为社会最低层的“十一种”人，是那场运动所“滚他妈”的一代人，我失去了参军、工作、上学、入党、招工的机会。当时，提干者，要考查历史，我被“淘汰”了。我失去了青春的志向、抱负。
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学会了耕种、割田、犁地，论农活样样能干。一天十四个小时的劳动，没吃过好饭，没穿过好衣，没唱过山歌。我每年代替父母从野外山林中背几千斤义务烧柴，供给大、小队的办理论学习班时的烧火取暖。我在人生的泥泞中挣扎，当时，在原始森林厚厚的积雪上写下了渴望自由的一首打油诗：“评评理，干部思想好，你们别胡吵，工资低一级罢工又罢职。社员思想坏，有他理由在，抽空烧点炭，路线斗争谈不完。”是人们对干部、社员得遇的高呼，是对“公分制”与“工资制”的不平等的呐喊。再现了“卖炭翁”的历史现实。
又是一个中秋之夜。时间的镜头得对准我的高中的学生时代。从小学到高三我的邻桌是一位清秀的女生，名叫冯兰兰，在班上她学习优秀，歌也唱得动人，文艺排演时我扮演“少剑波”，她演“白茹”。她倾慕我的才华，我仰慕她的清亮，日长月久，我俩情感常在春日的河边抒发，也在复夜蛐蛐鸣啼的花丛间畅谈，我们谈学习，谈未来，谈理想，谈抱负，天真烂漫的学生活充满了我们甜蜜的情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毕业前夕，好友冯兰兰在八月十五之夜，拉着我的手突然向我提出，要我同她奔走他乡，另谋出路。我想：“不能奔走，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父母把她许配给了县委书记的儿子，好给她的父亲平反。”听到他的要求，我傻了，我呆呆地站着，眼睁睁的望着被乌云罩着的月亮。她哭着说：“严松涛怎么办，决定啊，不然，毕业后我俩就彻底完了。”我如雷击顶，愤怒极了。
“兰，我们不能私奔，我们还没毕业，如果私奔你我的家庭就会被不道德的唾沫淹死，我们要坚持到毕业，找到稳定的职业才能建立家庭。”我泪水满面地说了这番话，她听后抓起我的手，咬了一口转身哭着冲回了宿舍。
三个星期后，正是星期天，也是我们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那晚，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正要入睡，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赶紧开门一看，是她——我的同学，恋人冯兰兰。她被雨水淋得像落汤鸡似的，浑身哆嗦。我惊呆了，赶紧问：“兰兰，发生什么事了？”她哽咽着说：“松涛我们逃吧，我在家再也呆不下去了，父母强迫我嫁给一个县委书记的残疾儿子，为了给我父亲平反冤假错案，没爱情，没自由，没温暖，没希望，冲出去，冲向天涯海角，四处流浪，难道我们就这样渡过‘黑五类’子弟的生活，以务农了此一生吗？我们的友谊何在？我们的志向何在？”她大声叫喊，“逃吧，我有钱、有粮票、有学生证、介绍信，我不能没有你，人生几度春秋，知音难觅，我们逃吧，我不能失去你。”
我头脑发呆，热血沸腾，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抛弃父母远走他乡，冲出去，筑爱“巢”，建家庭，闯事业。二是违背誓言，背叛爱情，侍奉父母。经过短暂的思考，我决定与冯兰兰携手闯天下——逃离。我转身回房向父母告别，当母亲听到我要远走他乡时，吓得浑身发抖，嚎啕大哭，嘶哑地叫喊着，“我不能没有儿子。”母亲的悲恸使我心碎，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心软了，回身对冯兰兰哭着说，“兰，你逃吧，走吧，等着我，我安顿好父母亲后会来找你的，现在我不能连累你。”冯兰兰听后愤怒极了。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并骂道：“无用的东西。”冲出了我家。在电闪雷鸣中，她的秀发在风雨中飘起，她叫喊的声音回荡在风雨凄凄的夜空，“没有出息的东西。你会后悔的。”雷声打断了她愤怒的声音。
我被她坚决的行动惊呆了，我流着泪，母亲流着泪，我高叫：“兰，你走吧，你还有明天，我不能连累你。我是‘黑五类’的子弟，你要保重，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爱情就让它成为苦涩的回忆吧。”
一九七二年
离乡背井，流落他乡。当时在给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不给出路的时局下，在黑暗中，在泥泞中，在新闻中寻找自由，离家出走，那时我们的同学，由于受父母的牵连，高“六六、六七、六八”的学生到文化不发达，没有中学的“迭部”县去谋生，有王凤义、何桃芳、寇振华、李洁、刘兰芳、刘夫左，同来约我外逃，但是我已成家，又有年迈的父母，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同学们的大呼，“冯毅，识时务者为君杰，远走高飞，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世界是我们的。”但母亲的哭声使我没有离开家。十年以后，他们有的成为县委书记，有的成为地税局局长，有的成为广播电视台台长，有的成为中学教师，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三十年来，由于极“左”路线，反动的“血统论”的干扰，使我童年时代的同学，有了“红五类”与“黑五类”的两种“待遇”，我变成了“小草”，当年“舍得一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五类，三十年变成了官老爷，我永远成为‘润土’。我的好友，王凤梧，在那场运动中出身于‘红五类’。后来他毕业于“中央党校”，成为国家高级干部，旅游过祖国的山山水水，考查过世界五、六个国家企业的国情，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作为“润土”，在改革开放中，当年由“打闹天宫”的“红五类”变成“黑五类”，历行八十一难，西天取经，摘去“富农成份”帽子，终成“正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一个农民企业家。祖国离不开大树，更离不开小草，伟大的祖国腾飞吧，再也经不起折腾，人民啊，歇一歇，再也经不起饥寒交迫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赤脚”医生，“民少”教师，“新生事物”一一出现，在后来他们都脱产。还有的人，每月给八元钱，每年三百六十斤粮食，属于半脱产。但我无望，招工、招干与我无关。我与挣钱的地方无缘，在敬爱的周总理指出“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下，我又一次当选为全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提拔脱产，推选为团县委付书记。当时的暴徒汪啸天，得知消息，嫉妒心极强，又一次把我发到了离家1百里的地方去开荒。后来，敬爱的周总理给了我第二次机会，但又失去了，我万念俱毁，我在农村饱尝了真理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苦难！人啊！你为什么这样恶毒，在人生的道路上使我两次变成“润土”。在当时，我每天战天斗地，只要能挣钱的地方，仅分配有权有势的人去挣，招工、招干轮不到“黑五类”子弟。家庭的贫穷，社会的压力，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成为“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活把子。我热爱祖国，战天斗地的心凉了透了。
“玛曲”县的流浪，手工业联社的学徒工，离乡背井，逃离他乡，冯家大院在大乱，儿子对父母“造反”，划清界线，又打又闹，第二天我“失踪”，我母亲向队长亲自报告，“儿子不孝，离家出走了。”从此我杳无音信，我拿着十块钱和保存的粮票逃离他乡。暂时逃离了这个“阶级斗争”天天讲，天天斗，“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的苛政猛于虎的村庄，在他乡流浪谋生，为吃饭，为自由寻求真理。那里才是我生存的地方？
我去过“甘南州”的“舟曲”县，在这次我遇见了十年寒窗的同学、战友，青梅竹马的童年朋友——冯兰兰。我们一起读完了高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一直学习、生活、成长在一起。她父亲任“新城乡”粮站站长时，我父亲任粮食局副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父亲又打成“走资派”，为找到工作嫁给任县委书记的儿子，复转军人，在“舟曲”县找到了营业员工作。由于几天的流浪，我去商店买吃的，我听到，几个女营业员正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时“临潭一中”的学生生活，以及学生们的遭遇。其中一个人的声音非常熟悉，正是我的好友冯兰兰。当时失魂落魄的我，将要立刻离开商店时，“严松涛，往哪里逃？”一个女声高喊着走出柜台向我冲来，所有的女营业员惊讶了。问“你就是当年扮演《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严松涛吗？”“跨林海，过雪原，气冲宵憾”我学生时代的英姿荡然无存。为生活所迫，面黄肌瘦，穿着又旧又破的鞋。
“严松涛，你怎么不说话？”冯兰兰拉着我的手，捶着我的背，她哭，我也哭。几年不见如隔三秋，女营业员们走出店门，被我俩的哭声惊呆，问“这就是救过你命的严松涛同学吗？”冯兰兰又走进柜台，拿了几十块钱，强行塞进我的口袋。我掏出了钱，还给她，我扭头含着泪水跑开。从此以后，我离开了“舟曲”县。后来听同学告诉我，冯兰兰找遍了“舟曲”的车站、旅社，但没有我的影踪，她在家中大哭了几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要你的怜惜，是你背叛了爱情。”这是我做人的宗旨。不是我们的错，是时代、是命运，天意不可违。学生时代的美丽梦想，激情洋溢的讲演，首都北京天安门前的歌唱祖国迎来的掌声，一觉醒来方似梦，为了生活，漂泊、流浪、逃亡，人生的目的地究竟在何方，人生的起跑线又在那里？不知道，不知道！
在“舟曲”我不愿意看到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十年寒窗的好友、同学，时代的“骄骄”者，同时代的人，冯兰兰。我不要她的恩情，为生活，我也抛弃了友情。
“黄河”渡口钓鱼，“玛曲”草原流浪，在“舟曲”我没有找到工作，我离开了“舟曲”，去了“玛曲”县谋生。
玛曲县人民质朴，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田地辽阔，人员稀少，纯属藏族。那时学校只有小学，是游牧民族。当时的全县人口只有一万一千多人，我的表妹当时嫁给一个任公安局付局长的人。星期天，我去黄河边钓鱼，为解决生活问题，白天在“玛曲”草原上拾干牛粪，当时一麻袋干牛粪就要买二毛钱，一天我拾八麻袋，可以买一元六角钱，还要会使用“打狗棒”，不然，会被野狗咬死。当时还算生活上有保障，我的表妹没有收我的吃住、火食费。表姐啊，困难时期你拉了我一把，我永生不忘。那时的农业社劳动一天，年终只得到一毛钱，而在“玛曲”我第一次尝到流浪的甜头，独闯世界的自由，天下也有容我之处。
在当时能吃上皇粮，就是一生幸福。我在表妹的劝说下，重见天日，步入公门，进了“玛曲县手工业联社”工作，每月七十元钱，以当时在农村劳动一天只能挣一毛钱相比正是天地之别。我获得了新生活，我得救了，我全家也得救了。
在“玛曲县手工业联社”，有十八人：改工、木工、缝纫工、皮鞋工，他们大多数都是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流浪者。他们都练就了一手好手艺，在“玛曲”，流浪、谋生、落脚、生存，得到了那里人的接待。
那时，认识的第一位大知识分子是夏振华，他任过“四川大学”的讲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黑帮”，在这里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他长着乌黑的头发，一脸胡子，高高的大个子，五十几岁，穿一身朴素而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他懂得俄、英语两国语言，他来到“玛曲”已四年多，有三个孩子，由于他打成了“黑帮”，与家人划清了界线，与他的妻子离婚了。他生活很艰苦，每天只干活不说话。干起活来起早贪黑，加班加点，他干白铁皮工活。我在进联社不久，被转为正式工，我又一次吃上了皇粮。我哭了。在夏振华老师的教育下，我为生存、为明天、我学会了做人。我想：“不能自暴自欺，我比起夏振华老师渺小的多，我要站起来，为生存、为明天、为真理而战斗。”站起来，奋斗吧！夏振华老师的伟大的人格，知识分子的情怀感染了我，他教我掌握了电锯工、木工、泥工、瓦工、钳工等技术，教会了做鞋，我由学生完完全全的变成了工人阶级，什么活我也会干，我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当年进入工会，当年被选为先进工作者。我衷心地感谢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夏振华。
联社的“批改”，文化大革命，那时的工人看重生产，比农村要好得多。当时，我的妹夫是公安局付局长，由我监管着这里的“黑帮”分子，认为我是“红五类”，在大批判中我阻止过群众对夏老师的武斗，在生活上我竭尽全力支持过他。在“看管”他的日子里，他又苦又累的劳动改造，我常常使有意的眼神让他休息。这是我对老师的回报。我想：“我是‘黑五类’，是时代的抛弃者，我们都是受害者，只是不能说而已。”
夏振华老师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玛曲”黄河游泳时，发生危险，我抢救上岸。还有一个孩子得病做手术时，没有钱，我给了他的帮助，使他的孩子脱离生命危险。
在流浪的日子里，我与自家保持单线联系，由我姑母传递信息，我有了自由，我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由于走漏风声，我不得不被母亲的来信叫回家乡。此后，我离开了人生的第一个谋生地——玛曲县手工冶联社。从此与夏老师分别了。当我把要回家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阻止我说，“不能回去，冲出的老虎再也不能下山，你会后悔的，相信我，我们会有出头之日的。”
当时由于贫穷，你穷，我穷，大家穷，谁富，谁有饭吃，谁就要受到打击。我被的队长汪啸天知道后，断了我全家的供应粮，父母天天被批斗。母亲在残苦的斗争的打击下，只能让我回家，这又是在农村掌管生杀大权的造反派，对我家庭的第二次的残害。由于极“左”路线，强加予我有许多的不白之冤。
汪啸天是个流浪者，是党和人民收养了他，他这个孤儿，上学，工作是人民养活了他，他不报党恩，私心极重，贪污盗窃、造反打人成性。是制造冤假错案有名的人，成为地方上的一害，唯恐没有运动的整人活不成，没有社员的供养活不成的残疾人，就是这种人，在农村制造很多冤案，我父亲的冤案正是他一手造成的，纯属造反派一手所为。在清理“三种”人时，汪啸天死于车祸。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失去了辉煌的人生，给“黑五类”子弟造成的损失，也是永远无法补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