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之旅(精神病医院采访纪实)
前言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心很沉重。
荒谬的解释：1.言行毫无道理、极端错误。2.比喻离奇怪诞、不合常理。
把这个词用在精神病人身上，似有不妥，但是我找不到更恰当词语来形容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
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用沉重的文笔和诸位朋友们一起走进一家精神病医院，算是做一次奇特的荒谬之旅吧！
走进精神病医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朋友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应她之邀，我走进了她供职的这家精神病医院。这家医院是一所县级医院，地处县城郊外，人烟稀少，环境幽静，空气清新，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苍翠满野，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确实是一处极佳的疗养场所。但是，该医院尚属于初建阶段，规模很少。医院只有一栋二层的小病房楼和一个餐厅，该医院甚至没有像样的大门，院落内的地面没有硬化，更没有绿化，每逢阴天下雨，泥泞满院，很原始，这里的医生有的是从其他医院调来的，有的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们常用一句调侃的话来形容这里的环境：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这里基本配套设施尚不完善，更谈不上什么高端设备和尖端的技术力量。收治的百十名患者也大多来自本县的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均不是太好，很多患者的家人对精神病的认识也较为偏颇。
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病人每天的活动区域有限，病房到餐厅，餐厅到病房，两点一线，枯燥乏味。我第一次到医院采访，看到许多病人站在窗前，用呆滞的目光眺望远方。窗外那高高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叽叽喳喳的小鸟，田间劳作的人们都能吸引住他们羡慕的目光，以前他们最熟悉的田园生活，这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那渴望自由，渴望自然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我看到百十名患者中，年青人占绝大多数，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正处在花一般的年华，却在过着和正常人不一样的生活，经历着和常人不同的人生。尤其是那呆滞的目光，迷茫的眼神，一张张年轻的脸在震撼着我的心灵，我的心如针刺一般的疼，我悄悄地叩问我自己：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在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了他们中间。当然，我接触的都是一些病情较为稳定的患者，他们绝大多数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我的到来，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我知道，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的寂寞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热情，那种对陌生人不正常的热情。
要想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必须要真心和他交朋友，用真诚对待他，对于精神病患者也是一样。在我和患者接触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最好的朋友，真心地融入他们当中。在医生的陪同下，我和他们谈笑、谈心、探讨，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吃零食喝饮料。当然，我也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和被人遗弃的患者，我会给他们适当地提供一些生活必须用品，每次去医院，总不忘为他们买一些水果瓜子之类的小零食（患者也很慷慨，也常把他们的零食拿出来分给我。），有些患者有时悄悄地向我表达他们对医生的请求，只要不过分，我会答应他们说：一定替你们转告。年龄偏大的会和我语无伦次述说着家长里短，年青的小伙子会和我谈论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对未来的设想，年青的女患者会和我谈论时装发型和明星八卦。其中一名18岁的小姑娘，见到我总是“阿姨”“阿姨”地叫，她高兴的时候，还会为我编结时尚的发辫。他们也是真正的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朋友，尽管他们的思维滑稽，语言有时语无伦次，做法有时荒诞，但是他们对我的友好真诚和信任很令我感动。
很惭愧的说，以前我总是把精神病人和傻子弱智联系到一起，也总是担心他们会伤害别人，怀着恐惧之心看待他们，对他们在心里极力排斥，我也常因为精神病人的一个小小举动，报以厉声呵斥，投去歧视的目光。事实证明我错了。精神病患者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类型。有的患者很聪明，反应速度很快，具有看起来似乎很清晰的思维、好像很强的逻辑性，但是他们和正常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受到先天或后天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脑功能紊 乱，对客观环境或自身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受到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和正常人的世界观不同，对事物判断的标准也不同。
高铭在他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说过这样一段话：“道说：这里是人间；佛说：这里是六道之一；上帝说：这里是天堂和地狱的战争；哲学说：这里是无穷的辩证迷雾；物理说：这里是基本粒子堆砌出来的聚合体；人文说：这里是存在；历史说：这里是时间的积累。”我觉得精神病人的世界，也是这样一个无数面的不规则体，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们社会现实版的各种基调、色彩和仁爱、奉献等各种人生态度，精神病患者作为社会上一个很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命尊严理应得到正常的人们的呵护！
我有四只眼
“我的头发会发出声音，这些声音像虫子一样，直接钻入我的耳朵，叽叽喳喳，乱糟糟的，让人不得安静。”
“我家的小猫小狗小鸡都和我说话，树上的小鸟也每天和我说话，他们都很可爱，都是我的好朋友。”
在和精神病患者小崔谈话时，小崔这样告诉我。
“你的头发会发声音？你有特异功能？”
“你能听懂小动物的话？我怎么听不懂？我家也有小鸡小狗小猫小鸟，他们怎么不和我说话呢？”
我笑着问小崔。
“咳，可能是我的脑浆坏掉了。”
小崔笑笑，羞涩地指指自己的脑袋，很快，他又茫无目的地转移了话题，满脸疑惑地说：
“我爱看电视，很多电视剧都是根据我的事情改编的。我就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事情？我又没告诉他们”
其实令小崔最胆怯的事情是，他总是感觉背后有很多跟踪他，一步不离，让他的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他感觉好恐怖好可怕，想逃避，但是总是逃不脱。当我很疑惑地问他：
“你怎么知道背后会有很多人跟踪你？”
他很诡异地告诉我：
“我能看见呀，我脑后长着两只眼。我前面有两只眼，后面也有两只眼，很厉害的！”
“我怎么没看到你后面那两只眼，你把他们藏起来了？”
我开玩笑地用手指在小崔的后脑勺扒拉几下头发，笑着问他。
“咳，我可能是这里坏掉了。”
小崔又羞涩而又无奈地指指自己的脑袋说。
小崔十七岁，很阳光很帅气很精明的小伙子，言谈举止得体随和，如果不是和他交谈，很难感觉到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事实上，小崔是名典型的精神分离症患者，幻听幻觉很厉害。
小崔在患病之前曾外出打工，时间不长，行为言行有点异常，便辞职回家。究其发病原因，其家人表示其未受到强烈的刺激，医生也认为病发诱因不详。据小崔的主治医生介绍，小崔有家族病史，他父辈有精神病患者，他有一堂姐是精神病患者，也正在接受治疗。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资料显示：精神分裂症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可能属于多基因遗传的疾病。在患者一级亲属中，患病的危险率为4%--14%，约是一般人的10倍，在患者二级亲属中，患病的危险率高于一半人口3倍。
我对医学方面不懂，但是我根据资料推测，像小崔的这个家族应该属于高发系家族。针对这样的家族，我们的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们进行普查、定访、心理辅导，尽量把他们的发病率降低到最低，虽然不能彻底杜绝这些家族的发病，但至少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能及早发现他们的异常表现，减轻他们的病情，为他们得到较好的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天之骄子的陨落
患者小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发病时刚上大二，发病诱因是丢失了几千块钱 。
这个小杜，我没见过，我第一次到医院采访时，他已经出院回家。他的父亲经常到医院，向医生反映他在家的情况，为他开一些在家治疗的药物。我见过他的父亲，经过和他父亲的攀谈和医生的介绍，我觉得小杜应该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患者。
小杜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家庭贫困，上大学时申就请了贫困生补助。他的父亲说，小杜知道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从小就听话懂事、吃苦耐劳，学习成绩优秀。从小学到高中，一路走来，从不让家人为他多操心，他一直是父母的骄傲，老师的自豪，别人学习的榜样。他考上重点大学，更是让全村人羡慕甚至有点嫉妒。他父亲痛心地说，区区几千元钱，毁了一个优秀的孩子。看着小杜父亲痛苦的样子，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安慰他。
小杜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这个世界很敌视，他对自己生存的环境有着极端的恐惧，总觉得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害他，总是能听到很可怕的声音在威胁他，他不相信任何人，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天我看到的一期电视节目。这期节目是白岩松主持的，名字就是《男孩的变化》，是围绕上海一所中学创办男生班级所引发的讨论。上海一所中学设立男生班级，针对男生的特点增设了一些课程，比如说长跑、野外生存等等，目的是提高孩子的独立、创新、抗压等一些列能力，回归男子汉的本色。上海这所中学在做教育改革的尝试，这期节目也是教育话题的讨论。这期节目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病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可以引发我们对另一个教育问题的思考。
现在我们推行的教育还是应试教育，以孩子成绩的好坏论成败，往往忽视对孩子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现在的孩子普遍存在心理素质差，承压能力差，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差，面对挫折往往表现得很脆弱很极端，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常常是手足无措。小杜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心里本来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钱财对于他来说是比命还珍贵得东西，一旦丢失，对他造成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小杜虽然贫穷，但他在学业上一直是顺风顺水，他面前的是太多的鲜花和掌声，面对挫折和打击，他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患者小杜的情况，我请教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精神病具体的发病原因现在在医学上还没有定论，是个难解的谜，但是外界的刺激绝对是小杜发病的重要诱因。我想，尽管小杜可能是精神病易感人群中的一员（我不懂医学，套用一个医学上的名词“易感人群”，可能不恰当。），但是，如果他的心态好一点，承压能力强一点，对事物的认知度再深一点，也许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的教育侧重于对孩子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也许社会上很多的悲剧就可以避免！
小杜这个病例是不是给我们的教育现状敲响了警钟?
全是你们的错
如果说精神病人和正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世界观的不同，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同，那么王辉应该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患者。
我第一次见到王辉，他正出言不逊地向他的主治医生乱发脾气：
“我说你这娘们心忒坏，我没病非让我留在这，不让出院，你不就是想多赚我俩钱花花？......”
我第二次见到王辉时，他的情绪稳定多了，但是还有一定的抵触。他的情况，我不便直接和他交谈，下面是他和医生的对话。
“王辉，你知道你为啥来这里吗？”
“知道，住院，看病。”
“你知道自己有病？你知道你自己得的是啥病吗？”
“来这不都是精神病吗？可是你们都说我有病，我觉得我没病。”
“没病为啥来这里？”
“我打我父亲了，就把我送这来了。”
“你为什么打你父亲？”
“他出去喝酒，我觉得喝酒对身体不好，就不让他去，他非去。他喝酒回来，我生气他不听话，就打他一顿。”
“你觉得你打你父亲对吗？”
“咋不对？告诉他喝酒不好，他非喝，不听话不打他？”
“你懂什么叫做孝顺吗？即孝又顺。你父亲喝酒回来，你回来可以给他端茶递水以尽孝道，不能打他呀！”
“不对，孝和顺不是同一个概念。他做得对我可以孝顺，做得不对我只能孝而不能顺，凡是都得有个度。”
“这么说，你打你父亲是对他尽孝呀？”
“当然，我为他好。”
“我印象你这是第二次住院，还记得你第一次为什么住院吗?”
“打架。”
“你和别人打架，住进来的为啥是你而不是别人？”
“打架这事他说他对我说我对，很难区分。但是人们都说我不对，说我有病，我觉得不公平。”
“你想过没有，你和别人打架，住进医院的是你不是别人，你殴打你的父亲，住进来的是你不是你的父亲，为什么？”
“我说你这个医生就是个编筐的，说话绕来绕去，把我绕进去了。”
王辉开始有点激动，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
王辉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的眉目清秀。他刚住院时，他父亲头上缠着纱布，那是被他打的，缝了十几针。他父亲很忧郁地告诉医生，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儿子的监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以后的日子还长，真不知道该咋过？
见过王辉，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像王辉这样的患者，我们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妥善安置，才能尽可能减轻他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
出院后我再烧他六间房
患者小汪，不到二十岁，是一位病情较重的病号。小汪很可怜，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发病时，一把火烧掉了父亲新盖的六间房子，然后爬到大树上，又在众人的怒喝和恐吓中从树上摔下，手腕骨折,他父亲对他的骨折没有采取一丁点的治疗措施，便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然后便杳无音讯，小汪的骨折自然愈合的不是太好，手腕骨高高的翘起，看样子有点轻微的残疾。他住院半年来，除了年迈的爷爷，很少有亲人探视，但是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有限，爷爷不能给与他更多的关爱和呵护。这位爹不管娘不要的孩子看着别人的家长带些吃喝用品，经常追着别人哼哼唧唧地讨吃要喝，满地捡烟头来抽。小汪的情况，让很多人同情，不管是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是病号的家人，都会给他一些水果零食，也常有人从外面给他带回比较可口的饭菜，权当是为他改善一下生活。如今，天气渐寒，人们都穿上了棉衣，而小汪的家人却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小汪过冬的棉衣全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你一件我一件凑的。
小汪精神虽然有问题，但是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由于我每次去医院，都会给他带些生活用品或者小零食，所以，他只要看到我，总是跟在我身后“阿姨”长“阿姨”短地叫。
“阿姨你真好，你就是我亲姨。你比我爸对我还亲。”
“你爸爸来看过你没有？”
“没有，他才不来呢，都是我爷爷来看我。我爸爸是混蛋，等我出院了，我还放火烧他的房。”
“你为啥烧你爸爸的房子？”
“他对我不好，我后妈不让我吃不让我喝，我生气，就把他们的房子烧了。”
“你放火烧房子你害怕不？”
“不害怕。阿姨，我胆大的很，半夜我敢出去挖人家的坟头。”
“你为啥挖人家的坟？”
“有人叫我去，我不去他要打死我。”
“谁让你去？这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但是就是有人让我去，在后面推着我去，不去不行，他要打死我。”
父母的离异，受伤害的是孩子。一个正常的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还难免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他所承受的痛苦和伤害是我们正常人无法体会到到，何况，小汪还是一个长期遭到父亲和继母遗弃的孩子。
我国刑法第261条：遗弃罪是指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我国刑法260条：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的家庭成员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做过度劳动，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璀璨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
我无法界定小汪父母的行为是遗弃还是虐待，也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构成犯罪，但是，他们的做法确实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孩子，也是对一个鲜活生命的蔑视。我想，我们的社会应该完善和严格相关的法律制度，我们的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力度，给像小汪父母这类人以教育和惩治，还花季少年一个应有的公平。
哭泣的花朵
每每提到钓鱼岛事件，18岁的夏夏都会晴转阴，伴有小雨。
今年，随着钓鱼岛事件的升温，中日邦交恶化，我国群情激奋，反日浪潮此起被伏，特别是在校的学生，单纯幼稚，更容易分不清主次关系做出过激的行动，从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夏夏就是这样一名高中生。
夏夏在学校是反日的主要人物，她积极组织学生游行，呐喊，踏日本国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一天晚自习期间，学校突然停电，在一片黑暗中，夏夏再次引导学生进行反日活动。学校害怕天黑人多，万一发生躁动、践踏，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学校决定开除夏夏。夏夏对学校的决定十分不满，又无力改变，情急之下，爬上教学楼的楼顶，以跳楼要挟校方。学校通知其父母，他的父母为她办理了休学。在夏夏休学期间，他的父亲发现她有早恋的倾向，并且是和多个男性保持频繁的联系，暴怒的父亲暴打了女儿，被暴打的女儿奋起反抗，和父亲对打。就这样，夏夏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初次见到夏夏时，我真的无法把她和精神病患者联系到一块。夏夏很漂亮，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无论笑还是不笑，脸上都挂有一丝似有似无的浅浅笑意。并且，夏夏没有其他病人那种幻听幻觉的症状，也没有其他病人语无伦次的说东话西，她的思维很清晰，逻辑性很强，并且也表现出惊人的听话和温顺，因此，我和夏夏的交流也很轻松，每次和她的谈话都是单独进行。
“夏夏，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跳楼吗？”
“我并不想真的跳楼，我就是想吓吓学校，不让学校开除我。”
“你觉得你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没有，早知道有这样的结果，我就不那样做了。”
“夏夏，你说你父亲怀疑你早恋，暴打你。你和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早恋？”
“没有，我们只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我不相信，你就没有对某个男性有过倾慕？你别忘了，我也是过来人，也有过十八岁。”
“阿姨，真的没有。我和他们真的是正常的朋友关系。阿姨，你说谈恋爱，什么叫谈恋爱？我觉得只要没有和人同居就不能算是谈恋爱。我和男性交往，是友谊，不是谈恋爱。我们是两代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这也许就是所说的代沟。”
“那么，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和多个男性来往频繁？”
“和一个男性来往那叫谈恋爱，和多个来往那叫友谊。我不但有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也很多。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快乐。”
“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不快乐？”
“不快乐。我家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爸妈眼中只有弟弟，再后来，爸妈都出去打工去了，我和弟弟都跟着爷爷奶奶，我是典型的留守儿童。我恨我的爸妈。他们从小不管我，现在来管我了，早干嘛去了。现在管我，管就管吧，还不分青红皂白，一点水平都没有。”
说到这里，夏夏哭了，她捂着脸，有点泣不成声。
“你父母是什么文化程度？”
“初中。”
“你父母是初中毕业的农民工，你能让他们有大学教授的水平？再说，你的父母对你采取的方法也许粗暴了一点，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是为你好，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他们如果不爱你，能辛辛苦苦出去打工供你上学？你看看小汪的父母，看看你的父母，你不比小汪幸福得多？你想想，你被学校开除了，你又有早恋倾向，他们能不生气 ？你说你和多名男性频繁的交往是正常的朋友关系，但是，在外人看来能是正常的朋友关系？你父母能相信是正常的朋友关系吗？你能拿什么证明你们是正常的朋友关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能不顾及世俗的眼光。你还小，以后的路还长，等你长大了，回过头来看看你走过的这段路，你会后悔的。”
夏夏沉默了一会，说：
“阿姨，你说的道理我懂，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会注意的。”
“你说你和你父母没感情，从你的话语里我可以看出你和爷爷奶奶有感情。那么，你听你爷爷奶奶的话吗？”
夏夏又是一阵无语。
通过和夏夏的接触，我一直不相信她是精神病人，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叛逆者,我再三地向她的主治医生核实这个问题，但是她的主治医生告诉我，这个小姑娘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别看她嘴上说的头头是道，到做时就没有了分寸，很过激，不是一般的叛逆，应该属于精神方面的病症。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我国出现了打工的高潮，尤其是农民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相应的，我国的留守儿童每年也呈上升趋势。尽管，最近几年，社会上“关注留守儿童”的呼吁不断，社会各界也逐渐重视起留守儿童的生活，但是，留守儿童感情的缺乏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由留守儿童所引发的一些列的问题应该引起社会更深一层的思考。夏夏这个小姑娘，她对别人感情的过分依赖，特别是对异性朋友的依赖，不论从心理、精神，还是从青春期的叛逆来说，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寻找一种缺失的爱，尤其是父爱，这种寻找是一种潜意识的寻找。
我想，当初，夏夏的学校对夏夏的处理，如果不是那么武断，而是进行委婉的疏导，夏夏的父亲对夏夏的管教如果不是那么粗暴，而是真心和女儿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方面的专家，夏夏也许不会住进精神病医院，在她的人生历程上也不会出现这么一个曲折的败笔。
看着流泪的夏夏，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可怜的孩子,不但要承受情感世界里亲情的缺失，现在还有承受着精神世界的摧残，我不禁很疑惑：这是谁之过？
我希望夏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期待着夏夏有个美好的明天。
军魂依然在
初见到杨强，我被他身上那种威武而又儒雅的气质吸引了。杨强和一般的精神病人不同，目光虽有些呆滞，但是很有神，脸色虽苍白但有着一种刚毅，特别是他干净利索，言谈举止有礼有节。我想这位病人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受过特殊的训练。
据杨的医生介绍，我得知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他当兵期间，在部队做过文书，曾经是二级士官。他得病的原因不详，据他自己回忆，他的病情应该在部队时已见端倪，只是大家都不在意罢了。他退役后，拿着部队发放的安置费四处游荡，后来钱花光了，步行几个月回到了家，家人这时才知道他退伍了，并且患上了精神病。他自己曾推测说，他的病可能和心理压力有关。他从小父母对他都寄予了厚望，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到最好。而他的医生说，这只能是一方面的诱因，不是直接致病的原因。
杨在医院治疗期间，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生活习惯，对医生的治疗比一般的病人配合的要好得多，每逢医生查房或者发放药物时喊到他，他总是大声喊“到”。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杨是一名很有素质的患者，他不像其他患者乱抢食物，从不和女患者说多余的话，个人卫生是所有患者中最好的一个（包括女患者），他很勤快，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我见到杨时，杨病情已经见好，正准备出院。即将出院的他有一种深深的忧郁，他一是担心自己回到家里遭到别人的歧视，二是担心自己以后不能很好地独立生活，三是担心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找不到理想的对象，没有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家。他告诉我们，父亲的性格很暴躁，以前对他寄予的希望太大了，现在失望也很大，开口骂他不如死了算了，闭口骂他是没用的东西，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像杨这种病愈出院的患者很多，他们常有一种严重的自卑，躲在家中不愿见人，这种心理是很多患者病情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翻看有关精神病治疗方面的书籍我了解到，精神病的治疗一方面是药物治疗，一方面是心理治疗。对于出院的患者，除了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外，加强心理辅导是必须的。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欠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尚属空白。对精神病患者进行长期的心理治疗是项很艰巨的工作，单靠患者自己的家庭的力量显然是杯水车薪，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我想，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在完善医生的回访走访制度、设立固定的心理咨询机构、为出院患者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等方面做些努力，尽最大可能降低他们病情的复发率。
在我和杨谈话结束时，我告诉了他，我想写一篇有关精神病人的文章，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很吃惊，由衷的对我说：大姐，你很伟大。说实话，我只是有一种没有付诸行动的想法，做成做不成还是一个未知数，听了杨某的赞扬，很感动，也很惭愧，他让我坚定了要做好这件事情的决心。
杨是一个为国家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人，我们的国家应该在他的生活上给予一定的帮助，最起码要让他衣食无忧。杨曾是一个为我们保家卫国的人，我们社会应该向他致敬！
二十岁的五零后
“老朱，你多大了？”
“二十了。”
“你认识我吗？”
“认识，咱是一个村的，你是村西头的。”
“我俩是同学，我在你前面坐，是不是？”
“是，你姓李，叫李红。”
“呵呵，记忆力不错。我知道你是老大学生，学物理的，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万有引力定律是谁发现的？”
“谁发现的？你吧，是你发现的。”
“我发现的？呵呵，应该是一个叫牛顿的人发现的吧？”
“不是，是你发现的。”
“那么说我该被载入史册了？”
“已经载入史册了，名垂青史了，永垂不朽了。”
我和老朱的对话，让在场的人都啼笑皆非。
老朱50多岁，是这里最年长的病号，也是住院时间最长的患者。老朱是70年代的老大学生，因感情问题精神失常，他的记忆和思维永远停留在上大学的那个阶段，因此，无论谁问他的年龄，他都会说20岁了，医院里的人都戏称是20岁的50后。
见到老朱时，老朱的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胡子拉渣，乱糟糟的长头发贴在头上，像是带了一顶毡帽，并且，他个人卫生很差，浑身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医生介绍说，由于老朱几十年来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各种情感和机能都已退化，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说白了就等于是个活死人。老朱没有直系的亲人，只有一个弟弟。在医院刚刚开业时，他弟弟就把他送进了医院，之后就很少来探视。老朱的住院费用大多是由医院来垫付。这样的病人，如果医院不人道，强行他出院，他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冻死饿死，也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如果医院继续收治，医院就必须承担大笔的费用。其实，这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不应该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的义务。像老朱这样无家可归的患者很多，我们的国家应该完善收容机构，最大限度地给流浪的精神病人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医生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些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走在大街小巷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或者赤身裸体，他们或者到处捡垃圾充饥，他们或者时哭时笑时吟唱，......
田园之乐
精神病医院后面有一大块空地，足有二十亩，这块空地本是征来建疗养院用的，由于医院尚属于初建阶段，很多建设都在筹备当中，所以，这块空地一直被闲置下来了。
起初，空地长满了荒草，足有一人多高，夏天时，招来许多蚊虫。由于病房楼在空地的前面，站在病房的窗户前，便可以看到荒草，特别是秋冬季节，枯草凄凄很容易给人一种伤感，但是，就是这幅苍凉的图画，能让患者站在窗前迷迷地看着，给他们带来无限的遐思和乐趣。
大片土地的闲置，很是可惜，几个女医生便开始趁闲暇之余，悄悄地开出几块巴掌大的土地，撒上一些菜籽，不几日，土地上便长出了绿油油的菜苗。尽管，幼小地菜苗在高耸的杂草野花之间显得是那么的孱弱，但是却能给百无聊赖的生活带了些许的欣喜，尤其是，给众多的患者带来了更大的情趣。
这里住院的病人每天是在“病房---餐厅”“餐厅---病房”，两点一线的活动区域里活动，两扇铁门和一把大锁几乎让他们与世隔绝了，一个病人曾经形容这种生活像是坐监狱，准确地说还不如蹲监狱，最起码监狱的犯人每天有活要干，有工要做，而他们的无所事事，整天掰着指头数日子，真正是度日如年。
医生们在田间拙笨地劳作，患者们挤在病房的窗户向外观看，有的病人还指手画脚的遥控指挥。看着病人们的热情、对自由的渴求、对接触大自然的期望，医生们似有所感悟，他们开始组织一些病情稳定、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到田间帮他们打理田地。这里的很多患者来自农村，桑麻农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指点医生们如何垦地，如何打畦、如何播种、如何浇水施肥，给他们讲述什么时令种植什么作物，有时候，病人们干脆让医生站在旁边观看监督，自己忙里忙外地干起农活。在他们的帮助下，医生们的田地逐渐改变了“草盛豆苗稀”的惨状。在病人和医生的共同耕作下，大片的荒地逐渐被开垦完毕，医院的后面随着季节的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田园风光，医生和患者在这里辛勤地描绘着不同的生活画面。这里有麦浪滚滚，有玉米吐须、有芝麻开花，有高粱涨红了的笑脸，有浓郁的红薯秧子匍匐在地，还有那瓜棚豆架。在这里能听到绿色拔节的声音，能听到花儿开放的声音，能听到月亮悄悄地和太阳的对话，更能听到一个个心灵与自然的絮语声声！
我的医生朋友也在患者的帮助下，在这大块的空地上拥有几片属于自己的生活乐园，我每次去医院，总要陪她一块体会一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悠闲和自在。当然，这种精神上的享受不只是我们两个，还有她的病人---我的精神病患者朋友。我每次去哪里，她总是会送我一些新鲜的蔬菜，她的病人总会积极地今天给我摘几个茄子，明天给我割几绺韭菜，后天给我拽几根豆角，再后天给我拔几棵萝卜......我的医生朋友也总是笑眯眯的告诫我：一定要感谢我们的病人，是他们的辛勤劳作才让你吃到这些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食品。一次，我把拿回家的红薯叶子拌上面，做成“窝窝头”，拿到医院给病人朋友们品尝，让他们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看着他们热情洋溢的笑脸，看着他们津津有味的吃像，我沉重的心暂时得到了一丝丝的轻松。说实在的，我被这些病人的真诚所感动，也为这些看似离奇而具有顽强毅力的生命而自豪。
很多时候，当夕阳西下，三三两两的医护人员带领几个患者到田间，或浇水，或施肥，或拔草，或者什么都不干，只是静静坐在田埂上，一边看着晚霞渐渐地染红了天边的白云，一边漫无目的的闲谈，发出爽朗的笑声。这时候，西红柿被晚霞吻红了笑脸，辣椒被晚霞点红了尖尖的唇，紫茄子也被晚霞披上了一件轻柔柔的绯红色的外衣，就连那刚刚濯涤过清涟的豆角也从棚架上悄悄滑落下来，流苏般地在晚霞暮风中摇曳生情。
看着这迷人的画面，看着病人们快乐的脸上似乎少了些许的迷茫，我在心里盘算着一个问题：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可否改变一下传统的治疗方式？让患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也许会对他们的治疗和快速的康复有着一定的帮助，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他们知道我的爱
几阵北风劲吹，几场冷雨飘落，几番寒意渐浓，时令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穿越了暮秋，进入了冬季。然而，在我采访的这家精神病医院的病房里却没有丝毫的寒意，病人们正在享受着春天般的温暖，特别是患者小汪，身着崭新的棉衣，高兴地在病房的走廊上跳呀、笑呀，脸上绽开的笑容像春花般灿烂。这是他们的主治医生李静带给他们的快乐。
李静,四十岁，从医近二十年。如果不经介绍，初识她的人，很难把这位文文静静、瘦瘦弱弱、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女子和精神病医生这个职业联系到一起。然而，就是这位文弱的女子却是几十名精神病患者的主心骨。年纪不大的她，却有一个坏毛病：絮叨。她每次见到我，总要唠叨一遍：你是记者，写一篇有关精神病人的文章吧，他们很可怜，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一下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每次同学小聚，她总是不忘要求我们：少喝一杯酒，少抽一支烟，为家庭困难的精神病人奉献一份爱心。在她的感召下，我们很多同学都自愿加入了她的爱心团队。
雨果说过：人生是花，而爱是花蜜。
李静在医院的病人中，就像是春天花丛中的酿蜜者，她把生活中一点点一滴滴的甜美带给她的病人。就像今天，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吃饭，临结束时，李静吩咐服务员：
“服务员 ，请您把新下的饺子给我找两个一次性饭盒装起来，免得用食品袋提着挤在一起。”
“好，大姐真细心，为家人想得这么周到。”服务员微笑着跟她说。
“是啊，就得想得周到点。”她叹口气说：“吃次饺子不容易，得让他们吃得好一点啊。”她说着，接过服务员手里的饺子，然后说：“你再包一层吧，天冷了，回家怕凉……”
服务员连连称赞她对家里人真是细心周到，而我们却知道，李静是把饺子带她医院的病人。看着她带着水饺匆匆远去的背影，我心中再次涌出一份感动和由衷的敬佩，我们都知道她不止一次这样做，她的这种做法早在同学中间传为佳话，也在同学朋友圈内形成了一个默契：无论谁请客吃饭，都为她准备一份打包的饭菜。
爱，到底是什么？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词汇，不同的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读爱，犹如读诗，经过轻声细读、反复吟诵、仔细推敲，有的人读出了酸涩、沉重、狭隘，有的人读出了无私、奉献、感恩。李静，这名平凡的精神病女医生，她对爱的理解和品味，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义务、温暖。
记得我第一次应李静之邀，到精神病院采访。我是带着恐惧的心理，战战兢兢地跟着她来到病人中间。目光呆滞的病人看到我们,瞬间来了精神，他们冲着李静“婶子”“大娘”“大妹子”“老嫂子”的乱叫。我忍不住噗哧一笑，看了她一眼，她也略带羞涩的一笑，继而和气地向这个病人嘘寒，向那个病人问暖，和这个病人聊几句，和那个病人笑两声。虽然，病人大多是语无伦次，滑稽可笑，但她始终是不急不躁，没有丝毫的厌烦。她告诉我：病人也是人，尽管他们的世界是混沌的，他们的思维是荒谬离奇的，但是懂得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他们看到我就像是见到亲人一样，这说明他们信任我、喜欢我，我没有失职。其实精神病人和正常人一样需要温暖、关心、爱护，更需要尊重。从某种意义来说，精神病人比一般的残疾人还要可怜。一般的残疾人，他们脑子不坏，可以学到一门技术自食其力，而精神病人则不然，他们一旦流向社会，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负担。你们媒体，应该从这方面呼吁社会各界多给他们一点关注和关爱，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社会的负责。
患者小汪和老朱，是李静特殊照顾的病人。每次外出吃饭回来，她总不忘为这两名特殊的患者带回一份可口的饭菜，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特别是对小汪，她更是给予了很多特别的关爱。她每天根据小汪表现的进步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今天可能是一盒饼干，明天可能是一个苹果，后天可能是一瓶牛奶。她每次外出吃饭回来，总不忘给他带回一份可口的饭菜，改善一下他的生活。渐渐地，在李静的监督和奖励下，小汪追着别人要吃喝和捡烟头的坏毛病改掉不少，他自己笑呵呵的说：男人膝下有黄金，男人要活的有尊严。天气渐寒，人们大多数穿上了棉衣，而小汪的家人却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小汪依旧是衣衫单薄。这不，李静回家拿来给儿子刚买来的棉衣送给了小汪，小汪高兴地开怀大笑，他的笑声感染了整个病区。曾几次，小汪悄悄地告诉我，他们的李医生就是一位爱心天使。我把这话转告给她，她感慨的说：每次看到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这样做算是积德行善吧！
只要是李静的病人，她了解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有每一位治愈出院者的联系方式。对住院治疗的患者，他引导他们互帮互助：轻病号照顾重病号，年轻的照顾年老的，年长的照顾年幼的。用她自己的话说：病人也需要学雷锋。对出院的病人，她会定期回访，详细询问他们出院后的情况，给他们提出在家治疗的建议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我们聊天时，她常常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国家为精神病人提供的相应机构和设置很不完善，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很多一些初愈出院的病人有复发的可能。在医院没有要求医生回访病、没有制定回访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她之所以这么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想看到她病愈的患者再次住进医院，承受着非一般病人所承的痛苦。
患者杨强出院时心情非常忧郁，自卑心理很严重，李静安慰他一定要正确看待问题，自己不能给自己划圈子，把自己圈死在里面，并告诉他，无论以后有什么困难，不管是病情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的，尽可以找她，她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他，在杨出院后的这段时间内，他经常打电话给杨，询问杨在家的情况，对他进行一些心理辅导。其实，李静早在杨之前，就有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把她当成了亲人，和她说些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的悄悄话。这个小姑娘也是李静的病人，出院后也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整天躲在家中不愿意出门。李静知道后，曾多次趁空闲时间约小女孩出来谈心散步，这不，小女孩心情开朗多了，她的父母很感激，要为李静写一封感谢信送到单位，她制止了，她说她分内的事情，不应该张扬。我知道她是个内敛的人，平时做事情只要求安安分分做好自己，从不奢求他人如何。
我记得李静常常自嘲地说：我是个心软的人，胆子也特小，不适合做医生。就是这么一个胆小的人，做着一份常人眼中最胆大的职业，在荒谬的世界里播撒着阳光，用温暖唤醒那些在离奇边沿徘徊着的心灵。
一滴水可以折射七色阳光，一片红叶可以看到秋天的层林尽染。从李静身上，我们看到了用平凡奉献一颗爱心，用爱诠释人性之美，用美保持着的一种永恒的精神。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李静这样，只求本本分分做好自己，从不奢求他人如何，我们的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最后的思考
近日，读余秋雨的作品集。他的散文《庙宇》里提到一个叫弘一法师的和尚。弘一法师就是早年在日本，以上演一部《茶花女》来揭开中国话剧史的李叔同，他又是引领中国文化走出婉约清丽的著名才俊，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依然皈依佛门，从此青灯伴黄卷，木鱼声声！在精神世界里，李叔同是孤独和敏感的，为逃避功利与艺术的重重抵牾带来的尘世烦恼，他做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以冥求性灵的完好。这似乎好像和我最近常谈的话题精神病无关联，但是，李叔同异乎寻常的超脱和孤独让我想起了世界上很多天才名人，诸如音乐家柴可夫斯基，作家海明威、列夫托尔斯泰，画家梵高，喜剧演员布赫瓦尔德等，他们没有像李叔同一样选择佛门的超脱，而是从一个孤独的精神世界走向了另一个孤独的世界，据医学资料显示，他们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病患。
有人说，疯子和天才是一步之遥，高铭所著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似乎也有这样的论断。既然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他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一线之隔，那么正常人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是不是应该处于天才和疯子之间？正常人成为天才的可能性甚微，但是正常人成为疯子的几率却很大。一个在其他人看似很平常的内在或外在原因，可能会是一个正常人变成精神病患者，一个关注的目光，一个小小的善举、一次小小的爱心活动可能会把几个甚至更多的精神病患者从荒谬离奇的边缘拉回正常人的世界。
精神病是由于人体丘脑、大脑功能的紊乱，而导致患者在感知、思维、情感和行为等方面出现异常。精神病多在青壮年时期发病，有的间歇发作，有的持续进展，并且逐渐趋于慢性化，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如不积极治疗，可出现精神衰退和人格改变，不能适应社会生活，难以完成对家庭和社会应担负的责任。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大概为千分之三点八到千分之八点四，每年新发病例，即年发病率为千分之零点二二，尽管三分之二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但仅一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治疗。目前，我国重情精神病患者有一千六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为精神分离症患者，约一千万人，目前约百分之七十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我翻阅中华医学会主编的《精神病防治指南》，指南介绍：我国在上世纪建国初期，就在精神病的防治上加大了力度，主要防治工作是致力于建立新的精神病医院；七十年代，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城乡基层卫生组织的建设，对基层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城乡建立了精神病三级纺织网，在农村设立家庭病床；八十年代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培养人才等方面加大力度，以推进社区精神病防治和康复工作的发展；九十年代初，“八五”计划纲要将精神病防治康复纳入了国家发展计划；本世纪初，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
尽管我们国家对精神病的防治重视度和执行力度一再加强，但是目前精神病疾病还是成为我国疾病负担的第一位，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大多数农村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已成为精神疾病的占有者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七，其中极重度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五，重度占百分之十四点七。广大农村精神病情严峻的形式不仅和经济水平低，认识不足有关，更和广大农村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有关。在走访中，我发现，国家早在上世纪建立的城乡精神病三级纺织网，在农村设立家庭病床，少之又少，很多广大农民朋友们都没听说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CBR）机构更是从未见过，国家卫生文件《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中与精神分裂症防治有关指标》中的相关指标和目标，在执行中也看似是纸上谈兵。国家对精神病的防治制定了很多有力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大力地宣传，可是为什么在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得不到具体的实施？我认为其中不仅有人们对精神病认识的不足，也和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或反作为有着较大的关系。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精神病患者由于一些精神症状奇特，往往为健康人所不理解。很多人总是担心他们会不会伤害别人，怀着恐惧之心看待他们，对他们采取相当排斥的态度，甚至常常投去歧视的目光。因为精神病人的一个小小举动，有人就可能报以厉声呵斥，甚至是暴力。有的家属剥夺病人的被扶养权，把病人推向社会，有的单位以种种借口，让恢复期病人休长假或不安排适当工作。病人偶有稍微异常的行为或较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即使这种反应在正常人身上是屡见不鲜的，也会被认为是“犯病”。我们时常还可以看到一些缺少照顾，无人保护的精神病人，他们流浪于阡陌，踟蹰于街头，随时都可能陷于饥饿、意外、被伤害的险境。其实，精神病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患者也可以完全痊愈疾病，正常地生活、学习与工作。社会的偏见，在他们面前竖起一道令人绝望的“高墙”。
在对精神病人的救治方面，一些地方存在一些奇怪的现象。当地的政府不把精力财力集中到对真正病人救治的方面，而是把那些他们认为的难缠户、上访者送进精神医院，该救治的没有得到救治，不该救治的得到了救治，还有的地方为当地形象而有组织地把流浪的精神病人和智障人员一起送往他乡，更多的是熟视无睹，任精神病人四处风雨漂泊。
精神病人是个很特殊的弱势群体，对于来自外界的侵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世人都知道他们的思维是荒谬离奇的，他们的行为是荒诞滑稽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面临的处境是窘迫和尴尬的，他们的未来是渺茫的，更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关心他们。在我国，在精神病人的救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家庭监护责任过重，社会救助不足。精神病的治疗周期长、易复发，有些要终生服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精神上的负担。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长期的精神病患者，这个家庭就好像坠入了无底深渊，不见一丁点的亮光，很多精神病患者中，会因为得不到良好地照顾而自生自灭。显然，在精神病的防治和救助方面，一个家庭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一两个医护人员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也是微乎其微，这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和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精神卫生法研究者刘白驹认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但是，怎么努力是个问题，具体怎么操作更是个问题。
精神病患者和其他病患者有着不同，他们大多是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在病情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我们广大农村现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想，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福利方面能否建设一所福利性质方面的医院？收容一些流浪的精神病人和家庭有一定困难的病人，一方面给病人适当的治疗，一方面引导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做些工作，获取一些经济效益，既可以缓解社会的压力，也可以为患者的家庭减轻一些经济负担，也给让长期流浪的患者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的咨询和辅导，降低精神病的突发率和复发率，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否制定一系列的奖惩制度？激励基层医护人员对患者的普查定访回访，而不是单靠某个或者某些医生的自觉性来完成。加强基层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和义务能力的培训，杜绝误诊事件的发生也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有人说：世人都嘲笑他们的荒诞，却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尊严。这些在离奇边沿徘徊的生命面临的困惑和种种生存危机，是我们这些正常的人们应该深深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命的尊严也应该引起我们的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们期待着我们的社会给精神病患者带来更多的关爱。
（为尊重患者的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