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江心之上，一位少年，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左手执缰绳，右手挥柳鞭。伫立在一头健壮的水牛背上，眼睛凝视着前方，正吆喝着牛向江的南岸踏浪而去……
这位少年，就是我的父亲！
这事的发生，大约是民国时期，一个夏日的上午。当时的江面上，和风细雨。几只白鹭，翅膀轻盈地掠过浪花，忽高忽低，在天与水、风和雨之间飞翔。江的南岸是一望无际的青草，那是水牛最喜欢吃的东西。站在北岸眺望，透过迷蒙的雨雾，依稀能触摸到它的嫩与绿来。父亲那时听说对岸的水草很对牛的胃口，牛吃了，膘就一个劲地往上长。于是突发奇想，就有了上面的一幕。
我父亲生于民国十六年农历冬月十三，名华清（族谱上的名字叫元吉），排行老幺。他的上面是我的伯父，伯父的上面就是我大姑。在他年幼时候，我的爷爷和奶奶就相继离世了。长至少年，他就被送到一个叫江中的地方，跟一位老裁缝学缝纫手艺。在学徒期间，他还得给师傅家里捡柴禾、放牛、干农活。他有两次死而复生的经历。一次是隆冬时节在湖中挖藕，因天寒被冻“死”，幸亏我大姑及时赶到，与我伯父一起点燃一捆稻草，将他抱到火旁暖烤，才捡回了性命；另一次是他的师傅用裁衣的篾尺劈其头颅，因流血过多而昏“死”，师傅将他抛弃于江边的草丛中，他的命大半响后又醒了过来。
后来，我的大姑嫁到马垅铁坳，她就把她的两个弟弟也一同带上。再后来，我的伯父因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在舂米对的扶手上自缢而亡了。我大姑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喃喃地说：对的扶手这么矮，他怎么就会吊死呢？她象是问自己，又象是在问我。
我父亲从十几岁就开始了独立的缝纫生涯，不几年工夫，在我们家乡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就渐渐的有了名气，后来他又陆续带了几个徒弟，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大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常听我大姐说：我们姊妹、兄弟六人中爸爸最疼我。那时候爸爸手艺好，手头活络，我出生的那天，他大摆酒席，把全湾的人都请来了，拜八方的。我小时候过过几年好日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爸爸就把碗往我面前一推，我的三个姐姐只好眼巴巴地瞅着，不敢动筷。我小时候爱吃麻花，爸爸给我买麻花都是成筛箕成筛箕地买，那麻花松黄松黄的，我咯嘣咯嘣地吃着，三个姐姐就站在一旁干瞪眼。至于当时爸爸不在场的时候我分给姐姐她们吃没有，我就没有印象，大姐也没有说起过。
“有一次，我抱你出去玩，你太重了顺着胸前往下溜，我想把你抱上点，就把你往上一托一托的，谁知用力过猛，一下子把你从肩头扔到了背后去了，咚地一声摔在地上没气了。”大姐说，“是隔壁的二爹拎着你的耳朵抖了半天，你才哇地一声哭出声来。你摸摸你左耳后的疤，就是那天留下的。”大姐略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那天爸爸闻讯后，怒气冲冲地拿着棒槌四下找我，我吓得要命，就和三女一起在厕所里躲了一宿，第二天才敢出来。还有一次，妈妈刚给我买了一台缝纫机，大桥牌的，当时很有名气，挺贵。机头就放在竹床上，你跑过去好奇地转那上面的轮子玩，爸爸看到后，抓起机头就咚地扔到地上，并严厉地斥责我：‘你是要你弟弟的命吗？’我吓得直吐舌头……你看爸多爱你呀！”
大姐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印象，也许是那会儿我太小，还没有记性吧。
但后来的事我就记得了。记得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动身上工之前就会塞给我二两粮票两角钱，嘱咐我去买几个包子吃。那时的包子真个好吃呀，粉丝拌肉馅的，刚出笼，冒着热气，三分钱一两粮票一个。现在再也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了。我小时候很乖顺，从来没有张口向父亲要过钱，总是父亲主动给的。弟弟就不同了，他小时候很调皮，如果父亲不给他钱，他就撵在父亲屁股后面，又哭又闹，有时还捡石子扔父亲。拿到钱了就破涕为笑，转身往回跑，飞了似地去买东西去了。有时，父亲被他缠得没法，恼了，就把他揍一顿。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每逢农历初一，街上的巴铺就炸油条，价格同包子一样。那时的油条可是个稀罕物，买的人特多。到那天，父亲起个大早，去排队买。当他用荷叶包着热气腾腾的油条回来叫我的时候，我还没有醒呢。
大约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大病，视力剧减，小便不通，憋得我哇哇大哭。父亲用偏方给我诊治，不效。送到乡卫生所诊治，还是不效。父母就心急火燎地把我送到黄石去治。黄石的三个大医院都治遍了，查不出病因，医生就给我插一根导尿管让尿液排到瓶子里，解决燃眉之急。于是我每天拎着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在医院里晃来晃去，经过身边的人就好奇地回头看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父亲和母亲就将我转院到武汉的一个大医院，当时母亲还拎了一只老母鸡过去，想送给医生。她把鸡放在医院大厅走廊边的长凳下面，结果叫人给偷走了。检查完后，医生说要住院，去缴钱住院时却被告知没有床位。父母可怜兮兮地央求了半天，那人两手一摊，说爱莫能助，但他出于同情建议父亲去找院长说说看。可是，四门天黑，哪里去找院长呢？即使找到了他会同意吗？父亲和母亲急得团团转，眼泪都淌下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眼尖的父亲居然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认出了一个熟人。父亲立马迎上去与那人寒暄，然后向他简单地说明了眼下的情况，请他帮忙。那人心肠好，没有半点犹豫就应承了，因为他与院长很熟，所以他对院长一说，院长立马就批了条子。凭着这张条子，我就很快地住进了病房。父亲那时感慨地说真是三生抵不了一熟！到底是大医院，几天后尿就通了……
后来有一次，我惹父亲生气了，他愤愤地说：“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想那时，你在黄石住院，你妈在医院照看你，你姐姐、妹妹、弟弟丢在家里没有管，家里锅朝天碗朝地的，猪在圈子里饿得嗷嗷叫，我和你妈都围着你转。晚上，我回家筹钱给你缴治疗费。到了渡口，轮渡下班了。隔山容易隔水难，江隔在面前，过不了，我只好求一艘拉沙船的人，人家心眼好同情我，就把我带过江来。过了江没有车，我就借着月光往回走，走到半夜到了禹山，那农场里的几条狗，呼地窜出来，象狮子一样大，差点把我撕了，幸亏那守夜的听到狗叫，及时赶到。要不然……”小小的我，哪里知道还有这段插曲？如果不是父亲亲口所讲，我只怕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父亲见状，赶紧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说“好了好了，以后听话就是了。不哭了。”然后用衣袖拭去我脸上的泪水。
听村里人说，我父亲年青时生得一表人才，拉得一手好二胡。但是，我从来没有见他拉过二胡。有一次，我就这事向他求证时，他哈哈一笑，说他年青时不但会拉二胡，而且还会耍狮子、舞龙灯、赛龙船，还会一些武功哩。他还说自己差一点就当了红军呢。我来了兴趣，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忽有一天，一支红军队伍路过咱家乡，战士们头上戴着八角帽。帽上的红五星深深地吸引了他，便动了参军的念头。于是，他瞒着家人跟着部队一起走了。他的一个长辈听说后，赶忙派人去追，在一个叫蒿墩的地方追上了队伍。硬是将他拽了回来。说完，他激昂的情绪就陡然低落了下来。
解放后，父亲被招进大冶钢厂当了一名工人，好象负责操作什么机器。因长期处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听觉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你说话声音过小或者离他稍远，他就只能看到你的嘴巴在动，却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后来，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号召工人回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他就在1961年又回到了家乡。离开之前，厂里组织回乡人员照了张合影，这张合影是父亲给我留下的他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几十年过去了，这张照片已发黄、断裂，我一直珍藏着，思念父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看着父亲在照片上年轻英俊、生气勃勃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感觉。若干年后，回乡的人就后悔了，尤其是他们的子女更是抱怨不迭，我的三姐就多次埋怨过父亲，说如果他不回乡，她就可以接他的班，吃商品粮，在城里生活了。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城乡差别太大了，农村人太苦了，年青人没有一个不想到城里生活的，可是那时政策将你箍得死死的，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后台，那绝对没有这种机会。所以那时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姑娘伢，感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当那让人望而生畏的双抢季节来临时，喝农药的、跳河的，屡见不鲜。许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悄然消逝了。
父亲回乡后，他又重操旧业，做起了缝纫这一行。因为他的手艺精湛，所以找他做衣服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做衣服与现在不一样，是到人家家里去做的，叫作“上工”。所以父亲终年是早出晚归，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从未间断。找他做衣服的人多了，所以需要排队，今天在这家，明天到那家，一家做完了，下一家会迫不及待地从上一家将缝纫机挑走。记得在我小时候，经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敲门，并李师傅李师傅地喊，由于我父亲耳朵闭，常常没听见，睡在床的另一头的我就用脚丫挠他的大腿，并大声说：“爸，有人叫你。”……
在我上初中时的一天，下了晚自习回家，家里人都睡了，我觉得口渴，就叫道：“好渴呀，渴死我啦！”母亲叫我忍一忍，说睡着了就不觉得渴了。睡在另一房间的父亲那天耳朵到是灵敏，居然听见了，赶紧说：“那么行？渴比饿更厉害呢！林子，你先睡，我起来烧，开了，我叫你。”父亲招呼我躺下，自己则撑起瘦削的身体，麻利地穿好衣服。他摸索着到了厨房，开灯，从水缸里舀了几瓢水倒进锅里，盖上锅盖。然后来到灶门处坐下，拿起一个柴把子，拆散，擦亮火柴将它点燃，塞起灶膛里。也许是柴禾不够干，火不大。我就扒在床头上瞅父亲，只见他抓起吹火筒，衔在嘴里，鼓起腮子，使劲往里吹气。吹着吹着，一股浓烟骤然从灶口喷出，父亲躲闪不及，被呛得一阵昏天黑地地咳嗽。咳嗽声把我的心抓得紧紧地。火终于着了，红红的火光映照在父亲的脸庞上，我蓦地发现，刚到五十岁的父亲额上皱褶宛若层叠的梯田，颧骨突起象嶙峋的山峰。眼眶里、睫毛和胡子上沾满了泪水、火光在泪水上跳跃、闪烁着。水终于开了，父亲用搪瓷缸舀了一杯开水，放在盛满冷水的洗脸盆中浸着，一会儿又端起来，用手拭拭缸壁，然后又放进去，反复几次。待水凉好后，父亲将水杯端到我的床前，和蔼地说：“好了，喝吧。”我接过水杯，用唇一拭，温度正好，就咕咕咚咚地一口气喝进肚里。喝完，我抬起头，发现父亲正用柔柔的目光注视着我，脸上写满了笑容，喝进肚里的水仿佛变成了一股温泉，象电一般地，倏然传遍了我的全身……
吃包面（饺子），是我少年时最盼望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是难得一见的，一般只有来了贵客或者农历每月初一才偶尔包一次。记得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母亲煮了一大锅包面，给我们姐弟几个一人盛了一大碗，我见母亲没有给父亲盛，就问爸的呢？母亲没有好气地答道他不是与我分开过了吗？没得他的，你们都不许到外边去吃，就在灶房里吃。我对母亲说，妈，你晓得我怕热，我要外面去一边乘凉一边吃。母亲没有吱声，我就赶紧端着包面，从灶房里溜出来，当我穿过堂屋，跨出大门时，我看见父亲坐在门槛左侧的石凳上，正用筷子敲着吃完粥的空碗，口里哼着“九将军，你剑莫离手，手莫离剑……”我快速地将他的空碗抢过来，将我碗里的包面一古脑地倒进空碗里，然后将它塞给父亲，并轻声说爸你快吃呀，转身飞也似地钻进我家门前的竹园里。竹林里黑魆魆的，有些怕人，蛐蛐在草丛中快活地叫个不停，几只萤火虫在竹梢上飞来飞去，一阵微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几缕月光从高处竹枝间的缝隙中泻下来，轻柔地洒在我的脸上，空气中还隐约地闻到从田垄上飘来的稻穗的香气，很舒坦。
大约是七九年的某一天，我父亲在到外乡上工的途中突遇阵雨，因雨淋、着凉而致旧病复发，月余卧床不起。从此，父亲就再也没有去上工了。那时因为家贫，没有钱上大医院治疗，他只好到乡里卫生所开点药，打打针，或寻一些偏方来治疗。这样病情时好时坏，始终不见有大的起色。天气好的时候，他就四处走走，或到田间地头放放牛，天气不好就偎在床上。
同年六月，我初中毕业，中考完后就回乡，一边搞“双抢”，一边等通知。可是，直到八月下旬天气吐凉了，仍没有中考成绩的消息，心渐忐忑不安起来。那天，我拿着竹棍去垄中薅田，可是不见一个同学的身影，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被通知去上初三了，那时初中是两年制的。怎么没人通知我呢？我的心越发惶恐起来。于是将竹棍扔进池水中，跑回家拿了书包，胡乱地往里面塞了几本书，就往学校赶。当我经过大队的路口时，忽见队部门前有人手里扬着信一样的东西朝我大喊，说有我的一封信。我很是纳闷：长这么大了，我从未写过信，也从未收到过信，今天怎么会突然收到信呢？莫不是……三下五除二地拆信一看，果然是录取通知书，我被县一中高中部录取了！我立马喜上眉梢，象旋风一样地往回跑。在村口，有一口塘，叫叶角塘，跑到那塘岸上时恰好碰到正在那里放牛的父亲，我气喘吁吁地将好消息告诉了他，只见父亲那乌云密布的脸，顷刻间，云开日朗，笑逐颜开了，他用篾片一样干瘪的手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复端详，手不住地颤抖，他那瘦得只剩几根骨架的躯体撑起的衣裳，空荡荡的，也在瑟瑟地摆动。这样，我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村里第一个考取一中的人。这也算是我给父亲的一点小小的欣慰吧。
考上一中的喜悦，并没有阻止父亲病情加重的脚步。
那年冬天，三姐出嫁了，这样我的三个姐姐都相继出嫁了。三姐出嫁时我在县城念书，妈妈没让我回家，怕误了课程。二姐出嫁的情景，我已不记得了。
唯有最先出嫁的大姐，那年出嫁的场景，我仍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大姐房里，挤满了送亲的人，有亲戚、有乡邻。我妈坐在床头的凳子上拉着坐在床沿上大姐的手，“我的心头肉儿呀，娘舍不得你呀……”地哭，那哭词是一套套的，朗朗上口，情真意切，这就是乡俗中“哭嫁”吧？可惜内容我已记不得了。我大姐也跟着妈妈一起哭，两人一哭一答，配合默契，说是哭到似唱。我当时也站在大姐旁边，本没有哭的，后来受那气氛的感染，想到以后大姐再也不能带我玩了，不觉悲从心来，也跟着一起哭起来。妈妈当时就对大姐说：“莫哭了，莫哭了，你看惹得小林都哭了。”于是，大姐就不哭了。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之后，接着就响起了号子声，我妈又开始哭了。牵娘就给大姐遮上了红盖头，我大舅拎着一个红色的包袱，二舅和三舅左右挽着大姐，在众人的簇拥下，大姐走出了我家的大门……
三姐出嫁后，那年过年吃团圆饭，堂屋的四方桌子边只围坐着妈、我、弟、妹四人，父亲病得不能上桌了，那景象异常寥落、冷清，我就有一种失落感。想以前三位姐都在家时，过年多热闹呀，满满一大桌子的人，大家有说有笑的，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过完年后，油菜花开的季节，父亲就再也不能起床了。他日夜咳嗽，痰中的血丝慢慢地变成了血块，后来连咳痰的力气都没有了，痰在喉咙中打转，咯咯作响。
听说父亲的病日益加重，他老家的一些叔伯弟兄来看望他，记得其中一个我叫四叔的是在武汉工作，见过世面，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我爸得的不是什么绝症，主要是肺病而已，如果现在有钱去武汉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好的。我听后默然无语，心里就象打翻的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那是我在县一中念高一的下学期。一天，我正在上课，班主任把我喊了出去，对我说你爸病危，晕过去了，你赶紧回家吧。我心里一沉，一摸口袋只有三毛钱。那时从县城坐车回家也只要三毛钱，我决定走回去，于是我将三毛钱买了几根油条用尼龙袋套着给父亲捎去。路上我见了手扶拖拉机就往上扒，一会儿人家就将我撵了下来，次次如此。后来我看见一辆比较大的拖拉机从后面突突地开过来，拖斗里默默地坐着几个人，我一路小跑，扒在拖斗后面，奇怪的是那几个人居然没有吭声，更没有赶我下来的意思。我很纳闷，觉得有些不对劲。低头朝拖斗里一看，里面赫然躺着一个死人，上面还用白布盖着，我吓了一跳。慌忙下车。这样一路走着，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赶回了家。这时父亲已经清醒，当我出现父亲面前时，躺在床上的他，黯然无神的眼睛突然变得光亮起来，然后父亲就责怪我不该耽误学习时间回来看他，但我分明看见他脸上一闪而过的的笑意。看着父亲那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的样了，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怕被父亲看见，我赶紧扭头用衣袖揩干。那天来了很多亲戚、乡邻，大姑也在，站着或坐着一屋子的人。我想人们是来与他告别的吧。大家说着宽慰他的话，聊着与我父亲相关，昔日有趣的事情。剃头师傅站在床侧，给他理发、刮胡子。我来到床前，挨着父亲，坐在床沿上，父亲叫我离他远点，他说他的病是传染的，我说我不怕，我从小就同你睡在一张床上，十多年了，早就有了免疫力了。大家都笑了，父亲也笑了，接着他就呜咽起来说：儿呀，为父总算没有白疼你一回。后来，父亲同我商量，说他死后只有一点要求，就是不要火化，是不是让我作主将门前的梧桐树放了给他做一副寿木，或是用草席卷着埋了也行，就是不要火化。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没有主意，母亲在一旁也给我使眼色，意思是叫我不要答应。我又想到时下强调火化，曾耳闻目睹了人死后，刚埋掉又被挖起来火化的事例。我就没有吭声。父亲见此，便没有话语，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晚上，生产队长就找上了家门，生生地对我父亲说，华清，你不是不知道中央的政策，也不是不晓得你家的情况，你死后生产队里准备给你家补助点钱粮，前提就是火化，如果土葬，便不给了。你想想吧。父亲默然良久，说周总理那么大的人物都火化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头百姓，凭么事还要占一块地呢？生前对人无益，死后与人无害。就火化吧。队长得到承诺，就欣欣然而去。若干年以后，那队长也死了，却是土葬的。
夜深了，人们相继散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俩人，他叫我将房门关上，然后告诉我他给我留了一百多块钱，就锁在一个小木匣里，那匣子就锁在衣柜里，钥匙放在某处墙缝中，你记好，千万莫搞忘记了，我走后你就拿去。我说爸，你怎么不用那些钱去诊病呢？父亲说：傻儿子，这点钱是治不好我的病的，再说，你考上了一中，读书需要钱。那时候，一百多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也只能挣三百来块钱。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为歌颂农村的幸福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好，夜晚唱戏，有一曲快板，一个扮农民的演员在台上神气活现地唱道“你看我，今年收入有多少？三百三十三块三角三！真把我，乐得心花怒放，三天三夜睡不着……”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父亲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很自然的事。你好好念书，我就瞑目了。以后月半三十的给我烧点纸钱，就行了。我又哭了。父亲接着说：“你说奇怪吧？我咋晚梦见我哥哥了，他叫我到他那里去，他等我。他在山下的一块平地上盖了几连新瓦屋，屋前有大片场地，上面养了数不清的鸽子。屋前屋后，房顶上，天上飞的到处都是白色的鸽子……”
那晚，我妈和大姑把我叫到她们住的房间里，对我说：我爸就是这几天的事，要有心理准备。还让我去问父亲，看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豆芽，第二天我妈就叫我的三姐夫到黄石去买，结果没有买到。
几天后，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我的父亲就带着许多的遗憾驾鹤西去了，享年五十三岁。尸体火化后，骨灰盒就葬在沙山东侧的山坳里。那是一九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
父亲逝世后的第二天，我老家的两个远房弟弟来访，那时我正和妈妈一起在父亲房里清理他的遗物。忽然一只巨大的蝴蝶不知从哪儿飞了出来，扇着那白色的翅膀，一会儿飞到蚊帐上，一会儿飞到窗棂上，一会儿又飞上楼板，我们几个人拿着扫帚赶了半天它硬是不肯飞出父亲的房间。我的母亲顿悟：“莫不是你爸变的，看到你们三兄弟在一起，高兴，来看你们的？”再去找它时，却没了踪影。蝴蝶的出现，让我们异常惊诧。见到这么大的蝴蝶，对我们来说是平生第一次，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还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窗外就传来有人唱歌的声音，那歌声轻快而又悠扬。于是，我就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当时在课本上读它时，没有什么体会，现在才正直感受到那诗的含意。
每当我想起父亲的时候，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他最后的一点心愿我都无法满足，真是不孝之致。只好写点文字，作为怀念。
三十二年过去了，昔日那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站在牛背上，迎着风雨渡江的少年英雄的形象，时时浮现我的脑海里……
2012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