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亲
祭父亲
张博学
父亲的坟头埋在我的心上，我一直沉重的喘不过气来。我几乎属于不孝之子，感觉对父亲犯的是弥天大罪，罪不容诛，总是处在罪恶感的忏悔之中，所以沉重。每看到有年迈的人拉着改装的人力车，让更年迈的父母坐在上边，周游全国，就更让我觉得我愧对父母，倍加难受。但无论如何，我的父亲埋入黄土已有37年，我的母亲埋入黄土也有27年了，纵然我有用孝赎罪的心，父母和苍天都不给我机会了。沉重和痛苦将继续伴随我负罪。我向父母负荆请罪。
父亲活着，我们这些吃饭的坐在车上，他拉着生存的车，吃力的爬坡。可以想见那弯腰弓背，汗流浃背，身体前倾，两脚后蹬的辛苦架势。
父亲如果继续活着，我们一定要让他坐在车上，我们拉着车，让他看世界的风光，让他微笑，让他轻松。但这只是个假象的命题了。
父亲是我们家的天。我们是寄养在父亲身上的寄生虫。父亲勤劳的像蜜蜂，早出晚归酿蜜，我们像臭虫爬出来喝父亲的血。我们喝干了父亲的血，他走了，我们膘肥体壮地活着。早在1960年，我的父亲的工资就45元钱，直到他离开我们，这45元一直是我们活着的主要生活来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是我们家的“宗教领袖”。我们是父亲的虔诚信徒。父亲说话的声调很高，分贝极大，他的声音一出，地动山摇，带着极大的“煞气”，我们从骨子里感觉父亲像天神般威严。我们服从父亲，就像士兵服从将军，无条件的。父亲的话犹如圣旨。
父亲是我们勤劳做人的榜样。他除去睡觉，其余时间一刻也不闲下来。春天来了，他利用早晚的工余时间，把房前屋后的土地整理出来，种上各种蔬菜。夏秋两季，我们的新鲜蔬菜吃不完，提着蔬菜去送人，成了一项工作。秋天来了，秋雨绵绵，户外的工作干不成，他就砸芨芨草，搓草绳。只要空闲，他要么像绣花一样收拾炉灶，要么像环卫工一样清洁环境，片刻不能得闲。
父亲也是助人为乐的典范。别人有求他必帮。别人无求他也帮。1963年，父亲早年的朋友来借钱，清楚记得，家中仅有的300多元倾囊借给朋友。当然后来是有借无还。60年代到70年代，是吃粮食紧张的时期。不论我家吃粮是否宽裕，他总把面粉接济给更需要的人。为此，我们对父亲产生埋怨。我父亲并非有额外“油水”来源的人。他生前仅是建设兵团的一名老军垦。自己扎住喉咙，还要慷慨施人，这就是父亲的品格。称得上一个慈善家。
父亲的命运实在不好。真的是好人没好报。“清理阶级队伍”，我父亲被几个人渣组织的批斗会进行了野蛮侮辱。
那时候，兵团团场以及营连的的人员关系及其复杂。有现役军人，有58年的转业官兵和后来分配的复转军人，有从上海、北京“流放”到这里的“历史人物”，有65年前后从济南，天津，青岛，淄博，上海、西安、兰州去的社会“支边青年”，还有68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当地“老农场”。这些人，要么保自己过关，要么打发无聊，要么捞点“革命”的政治稻草，一些人想在政治上表现自己，运动很积极，热衷于整人取乐。他们抓住父亲给马马鸿逵的部下赶过车的理由批斗父亲、侮辱父亲。而直接的原因是十几岁的我和一个30多岁的济南社会青年的人渣、外号叫鞠油子的冲突为导火索导致我父亲蒙羞。这也是我父亲过早离世的诱因。这件事说来复杂，需要另写文章。
今天，我感觉我父亲就是我害死的。我父亲尊严一生，强势一生，威严如将军。我父亲本就是一个做将军的料。父亲虑事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行事雷厉风行，大气磅礴，在人群中带着亲和力形成的“煞气”，我们子女和他管理下工作的人，都对他带着敬畏感。就是这样一个“人前头走的人”，却被人后头作恶的人侮辱，这对他和对我们尊敬他的子女都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这场奇耻大辱已经给我父亲埋下了要命的隐患。
1972年初，我父亲的身体开始不适。下半年加重。到年底小便排不出来。一辆拖拉机把父亲送到师部医院。在师部医院，父亲被做了造瘘手术，靠一根管子插入身体排尿，并被诊断为膀胱癌。那时，我在兰州上学，听到这个消息蒙了。
我急速从兰州赶回师部医院所在地的河西堡。父亲躺在病床上。母亲在照顾。一片惨雾笼罩着病房。父亲处在病魔的折磨中。母亲处在照顾父亲的极度辛苦中。夜晚来临，母亲没地方休息，用一个长椅当床睡觉。我没地方睡觉，母亲要把长椅留给我睡，她就只能来回走动，或扶着病床打个盹。母亲患严重气管炎，身体极度虚弱，我父亲那时该是58或59岁，母亲也大体这个年龄，是经不起这份辛苦的。我那时太不懂事。我居然就在长椅上睡了，占去了母亲休息的位置。我一夜睡得很香，可母亲就在所谓照料父亲的借口下，没有躺一躺的地方，一夜不曾合眼，那是那样的难熬和艰辛。我太不懂事了。
次日，陪父母在病房呆了一天。又一个夜晚降临。母亲该又让我睡自己仅有的倒身之处了。幸好，当夜有团部的一辆汽车要到营部的四连送物资。于是决定我搭乘汽车回营部的家，母亲继续只身在医院照顾父亲。不知等了多久，我终于坐上这趟车回家，母亲有了在长椅上睡觉的位置。
夜里几点钟上汽车，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到五营四连下车后，已到深夜，一片夜的寂静，月亮很亮，洒满清冷的光。四连到营部还有大约4华里左右的路程，中间一片坟地，属于营里的公墓。我抄近路朝家的方向狂奔。脚下是冬天翻过的耕地，一步一陷的松土，走的费劲。经过坟地，心咚咚直跳，汗毛倒数，毕竟深夜，有些害怕。
回家后，我的三个妹妹在我母亲的房间已经睡熟了。还有一个妹妹在团部中学上学，住校，不回家。我没有干扰妹妹，就打开父亲睡觉的房门，在冰冷的房间蒙头大睡了。
那时，我22岁，我的大妹妹20岁，二妹妹18岁，三妹妹16岁，最小的妹妹9岁。除了成家立业的，我是家里的老大了。
第二天起床，屋子前后堆满大风过后的黄沙，一片沙漠戈壁特有的残冬的肃杀。兵团的任务就是把沙漠变成良田。因此，家就在沙窝中，是10年前800名转业解放军官兵建造的“干打垒”。
我看着医院我母亲孤单的照顾我父亲，实在可怜。我看着妹妹在家中相依为命实在心酸。特别是我小妹妹还是小孩。我在省会城市的兰州上学，逃脱辛苦了。可是压力都放在母亲和妹妹身上，心中不忍，但也没有好的方法。
家中住了两晚，妹妹做饭我吃。我在家中从来没有做过饭。今天想来，我就一个饭桶和混蛋。第二天再返回师部医院，守着父母享受了父母的温暖就乘火车回兰州了。回兰州后，始终处在发蒙的状态，怎么感觉父亲一个强有力的人就变成这样了，感觉不可接受。处在煎熬中。
我想，师部医院应该能治好我父亲的病。医院就是治病的。医生会像修补残缺的土墙那样修补好父亲的身体。但传来的信息是只能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具体含义就是随身携带一个输尿管和输尿袋，每天定时的清洗和消毒。实际上，父亲已经被宣布为不治之症了，医院说父亲的病是前列腺癌。
医院让父亲出院。回家休养。后续的治疗就是我母亲做护理，每天清洗伤口，调换纱布，保持不感染。虽然营部有卫生所，团部有卫生队，师部有医院，但这三级医疗单位都无能为力。营部卫生所只能上门打打针。团部卫生队比师部医院更远。医院已经靠不上。
父亲出院了。我母亲变成全职医生。
清洗伤口的药水需要到师部医院去取。每次取回一纸箱药水，用不了一周。五营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师部医院在河西堡，距离约70至80公里，中间是戈壁滩。最要命的是交通不通。进出的交通工具只有两样：一是营部到河西堡拉运货物的拖拉机。二是团部汽车队往营里送烧煤的汽车。这两样交通工具都是时有时无，不确定的。有时连续三五天，也等不到一辆进出的拖拉机和汽车。等车的人只好住团部接待站。团部接待站住一晚的费用是8毛钱，每月工资大多为25元的军垦战士，更愿意节省那8毛钱，连续住5天就是4元，六分之一的工资没了。
到师部去取药水的任务落在我大妹妹身上。只要清洗的药水用到一半，我妹妹就得等车，跑师部，再等车，回五营。等车地点一半在师部医院门前的马路旁。有时连等几天都坐不上车。即使有车过来，司机说车超载了，不让坐，你也毫无办法。一整天一整天望眼欲穿的等那不确定有的交通，能想象那是什么感觉。营里的每个人都经历过等车的难挨。等不到车，还得抱着东西往3公里外的接待站去住宿，次日接着等。
大冬天，河西走廊，风沙口，狂风肆虐，天寒地冻。我妹妹端着药箱，日复一日地等车、坐车，手脚冻僵了，心也冻僵了。怎样的艰辛。
寒假我回家了。我目睹父亲的疾病折磨，母亲的日夜辛劳，妹妹的稚嫩肩膀扛起的责任，说不清的滋味压在心上。我去找中医大夫，希望中医治好父亲的病。开了一堆药，利尿通尿的。一个假期，期盼父亲的病出现转机。到底看不到希望。
又一个半年多的煎熬中，父亲的病毫无转机。第二年的暑假回家，我决定把父亲接到兰州省城治病。无论治好治坏，总得治。于是我带着父亲乘火车走向省城。在火车上，父亲情绪很好，脸色好像也好了许多。这是精神的作用。他一定相信到省城会治好病。一路上，他观赏窗外景色，和旁边乘客聊天，兴致很好。下火车，我想就近让父亲在车站附近的农垦局宾馆休息，次日去住院。宾馆好可恶，一看是病人，好说歹说不让住。一个原来在师部还是团部姓姚的好像是会计，父亲好像认识他，他好像调到这个宾馆工作，求他帮忙让住下来，他冷酷地拒绝了。没有办法，我带着父亲去学校住宿舍，路程不近，需要走过去。这对父亲是第一次折磨。
终于到学校住下来。第二天联系医院，没床位，住不上。于是只好等待。我带着父亲看了不太远的兰州市东方红广场。父亲累了，蹲在一个旗杆下，没精打采地看着远方。我没有为父亲准备食物，也没带水。父亲一定是饿了，也渴了。我只顾带他看市容，不顾他劳累。我愚蠢到不体谅父亲的承受力。我带父亲照了相，父亲单独照一张，父子俩合照一张，我站在他身后。我意识到父亲来日不是很长。照片出来，父子俩都是愁容满面。这张照片，家人不敢看。一看就承受不了的画面。
父亲终于能住院了。走进医院，碰到我们家交往很好的一个姓杨的朋友，是个司机，他调回兰州了。几年前还到我家去拉了一袋紧缺的面粉，很友好的。但这次在医院碰到父亲，我们热情打招呼，他居然不认识一样冷冰冰躲着我们。人啊，人！
父亲终于住进医院。睡在病床上也算是有了住处。吃医院的订餐也算有了吃处。接下来的主要矛盾是怎样治病。我多次去找兰医二院的杜主任，商讨怎样治病。他很帮忙。答应尽快把下乡“锻炼”的一个泌尿外科专家召回医院给父亲做前列腺切除手术。我幼稚地认为，只要手术一做，前列腺一切除，尿路就通了，父亲的病就好了。
要做手术了。我的二妹妹从家中赶过来照顾。手术当日，我和妹妹守在手术室外。三个小时过去了，手术没有结束。手术室通知需要输血。输血要交现金才能在血库提血。手头现金不够。我跑去学校找齐老师借。老师特关心，很快借了，跑医院缴费，提血。又三个小时过去了，手术仍没结束，需要再缴费，再输血。我再跑去学校找刘老师借钱。老师也特关心，马上拿到钱。再跑医院缴费提血。这一天，我马不停蹄地跑借钱，跑交钱。再等三小时，手术仍没结束。等过了第四个三小时，我父亲在手术室整整12个多小时才被推出来。天已经黑了。父亲看上去极度的虚弱，说话的力气显然都没有了。躺在病床上，几乎是在抗争死亡。妹妹在他发干的嘴上用水擦了擦，他的嘴角能够翕动。我们几乎不懂怎样才能照顾他周到些。没有问他喝水不喝，没有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任他自身微弱的生命和死神抗争。
更荒唐的是这一夜，我没有亲自守在父亲的病床前观察和照顾鬼门关前徘徊的父亲，而是回学校宿舍睡觉了，把照料父亲的任务扔给了我的同学何锦江。何锦江同学让我去休息，他替我值班，我居然照办了。我是怎样一个不通天伦的混账！
第二天早上我到医院，到处是擦过血的棉球。何锦江同学的手上仍然留着血迹。我的父亲经过了怎样的半昏迷状态中的疼痛。何锦江同学这一夜又是怎样的辛劳。今天，我向父亲谢罪的时候，也向何锦江同学谢恩，我向您鞠躬致以敬意。
医院方面向我展示了切除下来的父亲的前列腺。一个二两馒头大小的肉蛋，看着吓人，说是要送去切片，才知道良性或恶性。后来医院告诉属于恶性，我们也确切地搞不清楚，任医院说。父亲倒也不懂良性恶性的常识。他也不问，我们也不说，只是等病能好起来。病能好的指标就是尿能排出来。
父亲终于熬过手术前后死神的纠缠。也许他自己也相信手术以后病会好起来。否则做手术干什么。手术后一月左右，父亲恢复的不错，脸色看上去也比较好看。他在病床上躺不住。他抢过护士拖地的拖布，每天使劲把病房的地面拖的很干净。还和傍边一个病友聊天。那个病友是兰州铁路局客运段跑包头的那趟列车的列车长，也做了较大的生殖手术，小孩刚好“下乡”在我们营，于是他们聊天有共同话题，成了病友，互相也成了病房里的精神安慰。
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的尿依然不通，依然靠排尿管。
两个月过去了，父亲的尿路依然不通，依然靠排尿管。
医生用管子插入父亲尿路，试图通开尿道。
每隔两天，医生就用管子插入父亲尿道，试图通开尿路
几个月过去了，病情依然，父亲忍受着管子通尿道的巨大疼痛。父亲说：“贼娃子不受的酷刑，我反复的受”。父亲遭受了太大的痛苦和折磨。他的意志力越来越弱。情绪变得焦躁。青壮年时说一句话震动的房梁落灰的父亲，再没了当年“当阳长坂坡”的威武，鬼神卸下了他的勇武。
半年过去了，病情依旧。父亲已经不耐烦在病房住下去了。他不断的提出要出院。可是出院又怎么办呢？我们不理睬父亲的出院要求，每当他提这个事，我们装糊涂，或者把话题岔开。
已经是1973年年底。1974年的春节越来越近。
我父亲在医院再也不想住了。天天说要出院。父亲耍起了小孩子脾气，说不出院，就去跳黄河。可是出院后又怎么办呢？母亲在家当护士护理，白天黑夜的照料实在太劳累。我妹妹在大冬天跑河西堡师部医院取药水、等车，也是够受罪的事。我对父亲出院的要求沉默。
这半年，家中的每个人活得都不轻松。我母亲和大妹妹守着家，不断筹措资金，除每月把家中全部收入送往医院，还不时在营部借钱送医院。成了后勤保障地。我二妹妹在铁路线上来回穿梭，带面粉，带食物，带粮票，保障我们在兰州的生存。兰州距离河西堡300多公里，那时坐301次需要13到15个多小时，常常无休止晚点。河西堡距离五营又是70到80多公里不通车。走起来非常费劲。我二妹妹整天陪在医院病床。睏了就爬在病床边上睡一会儿，也是难熬的时光。我一进医院，那股难闻的消毒水味道夹杂着其他气味，就不舒服。至今不愿再进医院。
二妹妹又回家去背物资。春节临近了还没回来。
1974年1月20日，是农历1973年腊月28日。1月21日是农历29日，29日就是农历大年30，次日就是正月的大年初一。这一天，父亲说什么也不在医院住了。也许是对医院和医生的失望，也许是对我们照顾不周的愤怒，也许是年关对家的渴望，也许是浓烈的思乡情绪，也许是要过团圆年的传统和急切，总之是说啥也不在医院住了，要我办出院手续，买火车票回家！父亲归心似箭。父亲的态度犹如将军的命令，不容违抗！我又一次领略了年轻时父亲的威严。我违抗不过，只好照办。
我马不停蹄找医院有关办公室和人员办理出院手续。
我马不停蹄跑火车站买火车票。火车没有坐票，只有站票。
我马不停蹄收拾东西。
父亲要求我给家中打电话，让接站。我马不停蹄跑电信大楼要长途。那时打个电话何其难。填写单子，然后等待。电话需要先接线到永昌县邮局，永昌县邮局再接转团部总机，团部总机再接转营部变电站，变电站再往营部转接，营部最后才能告知家里，一个地方没人值守，电话就不通。我等了3小时，长途也没要通。估计再等3小时，电话依然要不通。
21日中午，我艰难地带着父亲从医院往火车站走。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回家过团圆年的旅人。
我终于在日落时分，把父亲带进站台，等待由郑州开往乌鲁木齐的那趟列车。今天忘了那是几次列车，好像是71次。
列车进站了。人太多，车门不打开。人都从窗户往车厢爬。我和父亲从车尾跑到车头，从车头跑到车尾，来回穿梭，上不去车。一个病人，怎禁得住这个折腾。
碰巧，父亲走到餐车下。餐车门开着。父亲借此爬上了餐车。父亲像带着重伤冲锋的战士。他居然带着伤口，上了车。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敢和智慧。
我看父亲上了车，于是不顾一切，从窗户外爬进车窗里，总算上去了，舒了一口气。
正在我庆幸自己上了车的片刻，却听到窗户外父亲绝望的喊叫声。那声音是那样的凄惨、凄厉、撕心裂肺和紧张恐惧。我挤到窗户，向外张望，父亲正在车下从前跑到后，从后跑到前，呼唤着我的名字，怕我被火车拉走了，把他丢在站台上。父亲的表情绝望和痛苦的没法形容。我无奈的没法形容。
我迅速把包裹扔出车窗外，接着从车窗跳下来，奔向父亲，告诉他不要害怕。父亲惊恐的情绪总算稍有缓解。父亲向我诉说了过程。
原来，父亲被餐车上的工作人员踢下了车。不容父亲解释，不容父亲求告，不容父亲分辨。他们没有一点人性的把父亲踢下车。列车已经开走了。我恨不得追上列车，扒了那餐车人员的皮。这趟车是郑州发往乌鲁木齐的。属于郑州铁路局。
这篇文章写下历史记录：1974年1月21日，大年30日，郑州开往乌鲁木齐的71次列车，餐车工作人员把一位重病老人踢下餐车。上帝会记住你们的恶行。
父亲恢复平静后，对我说：“娃子，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今晚睡一夜，明天再走吧”。
也只能是父亲的选择了。我到卖票处，退了当日的车票，又买了次日早上的慢车车票。带着极度疲惫和虚弱的父亲，吃力地走向我学校的宿舍。那时哪有出租车。公交车也好像也停了。父亲在继续着难以忍受的体力支出。回宿舍，我们已经累得瘫软，于是饭也没吃，就睡了。
次日一早，体力总算稍有恢复。又带着父亲向火车站跋涉。因为是大年初一，火车站乘客很少。上车后，车上人也很少，可以每人睡一排座位回家。旅途算是十分顺利。
下车后，团部接待站就在车站对面，为兵团人员提供接待的，登记缴费就可住宿，很方便。父亲脸上有了微笑。吃了接待站的食堂饭菜。父亲嘱咐我再给家中打电话。我知道那电话根本打不通。违背了父亲的嘱咐。
时值过年，团部和营部的便车肯定没有。但那时开通了河西堡到陈家沟公社的班车。每天有一班。于是一大早又带着父亲去汽车站，路途不很近。坐上汽车，匆匆向家的方向走。接近中午到陈家沟。这里到五营的家大约还有20华里左右的路程，只有靠步行。我走20华里左右没问题。父亲显然走不了这些路。于是父亲又埋怨我没打电话。他的情绪又开始焦躁。我不顾父亲埋怨，撇下父亲，自己大步流星向回家方向跑。想回去后赶着驴车再来接父亲。幸好，走到半途，有个连队的人骑自行车回五营，于是让他捎信，让家中来接。该我跑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我姐夫已经驾着一辆骡车出来接我父亲了。
大年初二，经过三天艰辛的折腾，父亲终于回家了。这三天，我已经只剩下一双深陷的眼窝了。我的病重的父亲承受的艰辛必定是我健康人的数十倍。
回家后，全家只有掉眼泪的份了。
回家的日子更艰难。回家，就意味着父亲的病不再治了。
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刚回家，他还可以走动。半年后，父亲就卧床不起了。我的母亲，我的大妹妹，二妹妹把全部精力用来照看我的父亲。他已经不能自己翻身了，需要别人帮他翻身。他瘦的皮包骨头。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为他清理大小便，定期帮他翻身。后来，我的三妹妹高中毕业了。父亲对她说，别人很辛苦了，你来多照料我吧。于是三妹妹白天晚上帮父亲翻身，擦身，清理大小便。我的母亲和妹妹付出了太多辛苦。我毕业了，派遣到较远的团部上班，避开了照顾我父亲的责任。
1975年2月7日，农历1974年腊月27日，距过年前三天，我的父亲在痛苦中去了天堂。没有电话，不通信息。我的二妹妹几经转车，跑到我上班的地方来告诉我噩耗。我虽然知道父亲早晚要走的，但不知道他走的这么急切。噩耗依然是晴天霹雳。
我和妹妹急切赶回家。父亲的遗容显得极其痛苦，甚至是包容了世界所有的痛苦。他的多少痛苦，向谁诉说。他卧床之后，我没有陪他说过话，没有问他痛不痛，没有问他想吃什么东西，没有为他翻身，没有为他倒尿擦屎，所有我应该为他做的全部没有做。兰州的牛肉面好吃，您在兰州住院，我都没有为你买过一碗香喷喷的可口的牛肉面。我那时真的不知道兰州还有那样好吃的牛肉拉面。今天追思，都是极大的遗憾。我是不孝之子，不肖之子，甚至就是逆子。
父亲对我有诸多的不满意。父亲曾申斥我：“我把你养活大，你不拿恩报拿仇报”。我让父亲遭了太多的罪。父亲该责骂我。父亲该打我。我对父亲有罪。我向父亲负荆请罪。
人们都说“养儿防老”。可我父亲生病到弥留之际，都是我母亲和妹妹照顾。我大妹妹和二妹妹都是15岁就成为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每月工资各自25元，两人加起来50元，在70年代左右也是不小的家庭收入，维系家庭开支。而我却没为父母和家庭做什么。我这个儿子白养了，倒是女儿在关键时刻派了大用场。今天想来，不尽的自责和愧对父母、妹妹。
我的父亲，您的眼睛是怎样闭上的。您一定还有些耻辱没有洗刷。您一定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您一定还有些宏愿没有实现。您一定有诸多的遗憾。您一定放心不下我们，所以您的遗容那样的忧愁、悲伤和痛苦。
今天，我告诉您，您的子孙们活的很好。您想做的事，子孙们都替您做了。请放下您临走时的心。如果您今天回家，也不用发愁，您的任何一个孙子都可以开车接您回家。
今年，您走了37年了。我终于为您说了一些负荆请罪的话。说完这些话，我的心中轻松了些。我祷告您在西方的极乐世界成佛。我没有照顾好我母亲。我也祷告母亲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您们成佛了，您们就幸福了，我们也因此幸福了。
父母，在人间遭了太多的罪。在天国，在佛界，您们一定是幸福的。
2012年7月28日于兰州西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