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东岸姥姥家

儿时的记忆中，不知道辽河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只知道她日夜不停地流啊流。辽河的水很清，透过水面能看见水里的鱼。河堤上高大而粗壮的柳树像年轻小伙子的臂膀，隆起一块块的肌肉，冬天时叶子落了，和古画中的树像极了。河滩上的柳树好像永远也长不大，低垂的枝叶像少女的秀发一样柔软而浓密，如果想玩捉迷藏，随便找个树丛钻进去，别人就得费好大劲才能找到你了。白色的沙滩上，河水冲刷形成的线条好像老人额头的皱纹，记录着岁月沧桑。两岸黑黝黝的土地肥得流油，五谷杂粮养育着两岸的辽河儿女。清水、绿柳、白沙和黑土，构成了辽河独特的风景线，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辽河东岸是姥姥家。来到渡口，上一只小木船，船家姓李，河东人，说话结巴而且话多，他的工作就是把过河的人们送到河对岸。

翻过河堤，再走不到一公里，可以看到村子东头一幢三间的大瓦房，独一无二，鹤立鸡群。来到院子里，一根高高的铁管顶上有一架鱼形的风车，鱼嘴里叼着风轮，鱼尾是用红布做成的，鱼身用木头雕成，用油漆画着鱼鳞，风吹过时，风轮哗啦啦地转，红色的鱼尾随风飘摆，这架风车连同这座院子，是村子里的一处标志性建筑，这就是姥姥家了。

姥爷是个木匠，手艺出众、脾气暴躁。进了房门，里间屋的门框上，左边挂着一只红缨枪，这是当年几乎农家都有的一样武器，大多是文革时红卫兵们用的；右边挂着一只双截棍，如果留到现在，恐怕比李小龙用的那只还要珍贵了。炕头的炕沿儿边上用木头镶着一个平台，上边放着烟笸箩、手电筒等日常用具。屋中间的柱子上镶着一个圆形的平台，上边放着暖壶、茶壶、茶碗、茶叶筒。炕的中间立着屏风，上面的花纹是手工雕刻的。北面的墙上挂着各种尺寸的锯，地面上的一个木箱子里，装着刨子、凿子、斧子、墨斗等。如果是冬天，炕上还会有一个用黄泥做的火盆，窗台上有剪子、线板，这些是姥姥常用的东西。最有特色的要数炕上的一个小凳子了，是用一整块木头雕成的，收起的时候就是一块木头，四方四角地放在那里，打开后会支出两条腿，变成了一个小凳子，不过要把木块变成凳子，不熟悉的人要掰上半天，因此这种凳子被人们称为“瞎掰”，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木匠都能做的。

姥爷的手艺远近闻名，他的脾气也是暴得出了名的，一则是遗传因素，听妈妈说，太姥爷也就是姥爷的父亲，临死的时候还打了太姥姥一笤帚疙瘩；二则姥爷是一家之主，还是手艺人，家里的顶梁柱，脾气大了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相比之下，姥姥是众多温良贤淑的农村妇女中的典型代表，她会讲很多故事，大多是知恩图报、爱憎分明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平实无华的语言和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去姥姥家了，而且每次都赖在那不愿回家。

相比之下，河东的昌图县要比河西的康平县强多了，水利、电力、交通等都比河西发达，老百姓的生活也相对富足。1969年，我5岁的时候在姥姥家过春节，家家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姥爷非常喜欢放鞭炮，他把“二踢脚”叫“高升炮”，自己做了一个专门用来放“高升炮”用的铁圈，安上一个很长的杆，把炮放在铁圈上，手持杆的这端，用一根点着的麻杆去点炮，既安全又方便。我也喜欢放鞭炮，但未经姥爷允许，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动他的东西，尤其是他老人家的“高升炮”。正月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生产队队部前面的空地上踩高跷子，到了晚上还要点很多灯，每个踩高跷子的人手里都有一盏纸糊的灯，形状、色彩、种类各异，展示着主人的手艺。人们的脸上画着浓妆，腰上围着各种花色的被面，脚上穿着东北特有的黑色胶皮靰鞡，一种臃肿而暖和的棉鞋，鞋里还要垫上一些撕成条的苞米皮儿，鞋的外边就是用麻绳捆绑着的高跷子。人们的装扮大多是有角色的，通常《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是必不可少的，别人围成一圈，圈的中间留给他们。众多的角色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位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是用线麻做的，额头上画着皱纹，耳朵上挂着耳环，身上穿着老太太的衣服，手里拿着旱烟袋，从长相到举动都像一个活脱脱的老太太，其实他是一位纯爷们儿，姓赵，是邻村的生产队长，长得就像老太太，演起来那叫一个绝。鼓手脱去棉袄，头上身上冒着热气，鼓声震天响。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相对贫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年中人们最快乐的时候。

上学之后，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来姥姥家。寒假的时候，跟在老舅后面去辽河抓鱼。人们在冰面上凿开一个个冰窟窿，用一种小口、细长、带有弯把的网伸进冰窟窿搅动一会儿，提上来时，网里就有了些大大小小的鱼，以鲫鱼为多，倒出来，鱼儿们跳了几下，弯着腰冻僵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冻僵在冰面上的鱼装在柳条筐里，然后看着大人们继续搅动那弯弯的柳木把。暑假的时候吃鱼就更方便了，不用去辽河，村子中间就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里就有鱼，这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鱼，只要肯动手，什么时候想吃都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老舅的脾气很像姥爷，和姥爷一样暴躁，和人吵了架，回家抄起姥爷用的锛子去和人家玩命，同时又比姥爷多了些圆滑，他和姥爷一样爱开玩笑，说话很诙谐。老舅很能喝酒，姥爷喜欢喝酒但从来不多喝。根据姥爷的判断，老舅不适合当木匠，就把手艺传给了三舅，事实证明，姥爷的选择是对的，三舅也是一位出色的木匠。老舅中学毕业后参军去了黑龙江，离家的时候，姥姥和姨妈舅妈们都流着泪，只有姥爷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年后，姥爷思儿心切，决意去部队看看老儿子，三舅整天在外边干活儿，对这件事有所忽略，一大早背着工具箱出去了，姥爷非常生气，骂三舅，姥姥说了他几句，没想到点燃了姥爷这个“高升炮”的导火线，吓得老姨和三舅妈连忙把姥姥拉到屋外边，没想到姥爷还不肯罢休，摔了姥姥的火盆，从门框上摘下双截棍，戴上狗皮帽子追出门外，老姨和三舅妈尖叫着喊来众人，好不容易才劝住姥爷。我第一次见姥爷发这么大的火，那时候我有些恨姥爷，也暗自为姥姥鸣不平。 这件事过后，姥爷如愿以偿，从部队回来后，喜滋滋地向众人说着在部队的见闻，邻里乡亲也来打听，津津有味地听着。姥爷虽然脾气不好，但人缘还是不错的，平时来姥爷家的人很多，谈天说地，玩纸牌、打扑克，别的不说，单是这亮亮堂堂的大瓦房，就足以吸引很多人了。有时候这些人也逗我玩，提出一些问题想难住我，诸如“树上有五只鸟，用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把桌面的角锯掉一个，还剩几个”等，这些都是他们认为聪明人才能答上的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姥姥好还是奶奶好”，问的次数多了，我就有点儿烦了，拒绝回答。

记不清多少个寒来暑往，日子就这样悄悄地随着辽河的水流走了。1983年，我已经上高中了。寒假的时候，我带着录音机来到了姥姥家。老两口的身体都很好，尤其是姥爷，七十几岁的人还能骑自行车呢，只是腰有些弯了，脸上长了很多老人斑，行动有些迟缓了。此时老两口已搬进了新盖的两间小砖房，和三舅住一个院子，原来的院子卖给了大舅。干净利落的小院里依然屹立着当年的那架风车，风轮哗啦啦地响着，红色的鱼尾摆动着。小屋里，红缨枪、双截棍还挂在门框上，炕头的边上也有一个木台，屋子中间的柱子上也盘着一个圆形的木台，当年的茶杯裂了一道缝，用铁丝缠了起来。间壁墙上开了个方形的洞，里边放着一架收音机，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电池。原来的屏风油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姥爷把它改成了一架小厨柜。炕上的火盆里装着没有火苗的火，这是姥姥专用的取暖设备。姥爷比以前温和了很多，判若两人，没事的时候和姥姥坐在炕上玩纸牌。我想，应该有许多年，姥姥没有挨打了。和许多的老两口一样，几十年来的磨合，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磨合得差不多了，人也老了。

吃饭的时候，姥爷拿出了很多鞭炮交给我们，并叮嘱我们加小心。晚上，吃完了饺子，我用录音机录了一段姥爷唱的大鼓书，只有四句，姥爷反反复复听着，老两口开心地笑着。几年后姥姥过世，人们说，头一回见姥爷这么蔫。没过几年，年逾八旬的姥爷也过世了。

如今我很少去河东了，去河东的路不知走过多少次了，但现在去的时候好像没有目标，尽管舅舅、姨妈都住在那，但那里已经不是姥姥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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