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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和海瑞是代表中华文明的“双子星座”

2017-10-30 06:54 作者:张关林  | 17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明朝是个中国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朝代。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官的作用,几乎发挥到极致,大有现代内阁政府的味道。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机器居然能正常运转,说明皇帝几乎蜕变为一种权力象征了。而中国精英阶层的最高理想——“修齐治平”的水平,也在那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居正和海瑞就是这个理想的“双子星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对士人的最高要求。“修齐治平”其实是两个层面:修身与治国——“修身”是指根据儒家标准培育自身的道德素养和能力,属于个人修养层面;然后把个人的德才应用到治理国家上,这是济世层面。这两个层面实际上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知”和“行”。修身相当于“知”的增进,治国显然就是“知”的实践——“行”!

文化革命使海瑞的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因为文革始作俑者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出名的最大原因是他敢骂皇帝!古代官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乃是常识,连“不敬”都是重大罪名,遑论“骂”君!海瑞为什么敢做这种违背常理的事呢?因为他实实在在地信奉了儒家的教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皇帝的行为如果不利于民,不利于社稷,那么批判(俗称“骂”)皇帝在理论上显然是“修齐治平”的必然内容。海瑞的修身已经炉火纯青,能做到生活起居,一言一行,对人对己都不离圣贤教诲。他为人一丝不苟,只问应该不应该,不问结果。比如明朝官员人人都有灰色收入,因为如果光靠俸禄,连温饱都难。所以海瑞在母亲七十岁生日时,买了点肉,居然成了全国官场的爆炸新闻:“海瑞吃肉啦!”可见这位淳安知县的生活之清苦。在他心中,道德丰碑巍然高耸,是非曲折一清二楚,心中无所畏惧,所以他批判皇帝的不良行为,完全顺理成章,是儒家教义的伟大实践,是“君为轻”,“文死谏”的具体落实。海瑞当然不是冲动莽撞,他开骂之前,先遣散家人,并为自己准备好棺材,这是充分理性的行为!——正因为不是冲动,所以我们对海瑞的行为更加肃然起敬!

但是,海瑞所代表的仁人志士,自我修炼基本限于修身层面,没有进入更重要的济世治国层面。他们的“知”仅仅结合于个人的“行”,没有进一步结合于作为政治家的“行”。“修齐治平”的根本目的是治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对政治家而言,修身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为国人造福!有些人把修身手段当作目的,于是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令人扼腕的反差:耿直无私,匡正时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道德形象可谓巍然高耸,但盛名之下,却没有与之相付、同样令人仰视的事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海瑞的大名,纯粹是因为他恪守圣训、“绝不苟且”的杰出“修身”成果,而不是因为他的治国事功。

修身不是治国的充要条件,两者是必要条件关系。换句话说,修身成功不一定必然导致成功治国。修身与治国之间,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获得权力!但如何获得权力,却不是修身的内容。这是另一门与修身无关的学问,而且往往与修身原则相悖。这涉及到个人素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适变”能力,即根据具体环境设计能让自己获得权力的处事方式。

同适变能力相比,“修身”相对简单一些,只需要意志力,不需要分析变通,因为答案都是现成的。但获得权力的途径却没有现成方案,只有一个大原则:设法扫清高升途中的障碍!在仕途上,如果你一味秉承修身原则行事,那么四处碰壁,不待人见,升职艰难,完全是正常的结果,因为修身诉诸道义,而仕途行事却诉诸利益原则。道义与利益是不相容的,所以要获得权力,必须改变修身原则,学会适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而海瑞把修身原则应用于仕途,虽然其道德形象振聋发聩,千古流芳,但却仕途蹇涩,无法获得权力来伸张其可能有的治国雄志。——所以说,海瑞现象的弊端是他始终停留在修身层面。

张居正则完全相反。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张居正的大名,是因为他的治国事功!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隋唐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矛盾,延长了明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张居正在道德上却为人诟病,他在这方面跟海瑞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严嵩当政时,对张居正很是称赞;徐阶当政时,同样看重张居正;高拱成首辅后,两人关系也不错。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是张居正仕途顺畅的根本。最终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扳倒高拱,成为了权力最高的首辅。只有到了这一步,张居正才有机会实施他的改革,才有机会“治国平天下”。在个人私德上,张居正更是差劲,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药,大天都满脑袋冒汗,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之后,为了保住职位,他和冯保策划,让万历皇帝下达了“夺情”旨意,没有回家守三年。据史料,张居正还是一个行贿受贿的高手。

我们不妨想一想:严嵩是公认的权奸,“好人”与之斗争,就像杨继盛,弹劾严嵩,列举严嵩“五奸十大罪”,但结果进监狱的不是严嵩,而是杨继盛。杨继盛在狱中大义凛然,最后被打致死,年四十岁。张居正能得到严嵩赏识,说明他非但没有公开反对严嵩,而且还顺应严嵩的意思行事。高拱当首辅时,张居正位居二辅,但高拱自有自己的施政理念,而且此人刚愎自用,张居正要实现自己的治国方案,必须成为首辅才行,于是他伙同太监搞掉了高拱——张居正收敛锋芒,韬晦几十年,才有可能坐上首辅位置,也只有在这时,历史上这才有了万历新政!他父亲死的时候,改革刚刚走入正轨,如果回家守孝三年,改革势必半途夭折!所以张居正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掌权,不惜让清流骂成“不孝之子”,“孔门叛徒”。

很明显,张居正有损道德的行事方式是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而获得权力是万历改革的必要前提。如果你承认万历改革具有力挽狂澜的重大历史意义,但却否定张居正的行事作派,是不是很可笑呢?——如果张居正的行事作派像海瑞一样,可能早就成了第二个杨继盛,他倡导的改革还会存在吗?

许多历史现象本身就含有悖论,世上没有只有一种意义指向的事物。我们肯定了万历新政,但否定张居正的行事作派,还自诩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是一种极其幼稚的历史观。“精华”与“糟粕”,根本无法分离,而且也是相对的,完全取决于具体之“用”,而不在于事物本身。比如砍骨头的刀,用来砍骨头,自然好用,是“精华”,但用来削铅笔就不好用了,就成了“糟粕”。张居正逢迎严嵩,阴掉高拱的行为,显然不能同那些为了个人狭隘私利而做同类事的人相提并论。

拿海瑞来说,前面说过,海瑞属于停留在修身层面的那类人,对治国而言,这类人肯定没有张居正们有效。但是在历史作用上,海瑞们就比张居正们差吗?一点不差!“修身”原则要求你坚持原则而不问后果,这类人的历史作用有时候堪与日月同辉。我们都知道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他们在涉及民族和事业的气节问题上,充分表现了“修身”原则!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换句话说,在民族危亡时刻,张居正们就无用武之地了,而要海瑞们用道德力量来撑起民族的脊梁,在这时,“修身”原则就是中华文明虽历尽浩劫而能延续至今的唯一保证。

海瑞和张居正,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双子星座”。中国要长盛不衰,不仅需要海瑞,也需要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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