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英为什么集体否定中医？
一，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曾经在上世纪初，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相互对立，但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态度却罕见地一致，就是一律祭起否定、打压的大旗。
胡适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思想领袖。胡适留美后，便断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他曾经这样谈起社会活动家、地质学家丁文江：“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胡适居然把反对中医上升到道德的制高点。但在1920年，胡适生病了，西医认为是糖尿病晚期，无药可治。胡适不甘心，在别人的劝说后试试中医，请来了中医陆仲安。第一次把脉后陆仲安即说：“此病简单，几服药即可治愈。”胡适服药数月，症状全消，再去医院检查，病患已无影无踪。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西医认为没法治之后，救命的却是他嗤之以鼻的中医。照例，他应该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对中医的否定，才是对知识的正确态度，但这个时刻，胡适的有点阴暗的本性却也显露无遗了：他虽然感激救命的陆仲安，送画题词以示“没齿不忘”，但在公开场合对此事不置可否，没有因此而改变否定中医的根本立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代表陈独秀对中医也是没有好话的，他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大名鼎鼎的文化天才梁启超，大概是反中医“优良传统”的始作俑者。他由于绝对信任西医，于是也就绝对鄙视中医。他对西医居然盲信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他患血尿，西医认为肾脏有问题，建议割掉。结果错把他的一只好肾割掉了：血尿不是肾脏惹的祸。他认为这是可原谅的失误。西医在割错肾后，又说梁启超的血尿的病根在牙齿，于是他又心甘情愿地让西医拔掉7棵好牙，结果病因也不在牙齿。但他依然对西医痴心不改，而且至死不渝，但从来不给中医好脸色看。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怎样呢？也是一样的痛恨中医，他临死前在别人（这个别人就是明知中医还行，就是不肯公开认可的胡适博士）劝说下只好请中医来试试。但在中医诊脉时，他却转过头去不跟中医照面，似乎表示中、西医势不两立之态度：恕我冒犯伟人，说句难听的话，这种在态度上坚决摒弃中医，但一只手却伸出去让中医诊脉以求活命的怪事，跟立贞洁牌坊的婊子有区别吗？
其他的文化精英不必说了：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梁漱溟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郭沫若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1929年，民国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案”。我们现在经常指责那时的政府鼠目寸光，可笑之极。但如果看看那时中华民族的高智商群对中医的态度，就明白政府要废除中医，实在是表达了全社会“良知”的共识，无知的不是只有当时的政府。上述这些人，是当时知识文化领域的最杰出代表，这点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看来，他们对中医的否定是不是一种集体误判呢？
显然是的。之后的发展趋势可以证明：这么多民族精英和几届政府都没能成功取缔不受任何政治势力保护的中医，这说明中医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中医目前在全球渐行渐盛。在美国加州，1980年提出并通过《中医行医规范法案》。2001年9月，《2001年中医师行医规范提案》获州长签署成为法律。说明即便在西医为正统的西方，中医也是有存在价值的。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交给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祝总镶一个任务，要他用科学手段证明究竟有没有中医所说的经络。祝总镶答道：让我来证明的话，我肯定会证伪的。周恩来说：不管什么结论，只有有证据就行。祝先生经过20几年的探索，结果事与愿违，居然发现的确有经络这个东西。更事与愿违的是，他在探索过程中居然迷上了经络，最后竟制定推广了“321经络养生法”，此法风靡全国，在全球也获得极高评价。（插一句：类似的经络养生法其实早已有之，但因为是中医人士或相信中医的人所提出，所践行，崇信西方科学的人是不屑一顾的；这次是西方科学阵营里的一个权威提出来的，所以影响很大。呵呵，其中道理你懂的。）再有一个是中南海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胡维勤。他学的是西医，学成后分配到中南海做保健医生。可以肯定，胡维勤的西医学得极好，否则领导人怎么敢把金贵的身体托付给他？做保健医生时，他又跟中医名家学了中医。结果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西医是一门技术，而中医是一门艺术。他后来为人看病都是从中医出发，而把西医降为辅助。他写了一本书《将中医进行到底》，彻底转变成中医的信徒。
由此可见，中医确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的文化精英那时对中医的否定，是一种罕见的集体误判，这应该没有异议。
二，
同时可以肯定，这个误判不涉及任何政治立场、个人道德的因素，完全是认识论原因所致。
近代，西方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武器的毫无战力。西方各种技艺在“民主与科学”口号下传入，把传统的中国打得落花流水，中国的衰落和濒临亡国是迫在眉睫的危机。那时中国精英的一个共同社会责任，就是寻找挽救中国、振兴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但传统中国已经证明不堪一击，于是必然转向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西方科学也就成为他们的救国稻草。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就是各类精英选定的不同的救国道路。这些方法相同点都是借西方之魂来救中国之体，不同的只是借魂的程度，就是说，各种救国方案的差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异。
西医的消毒，白大褂，打针，通过繁复程序精炼出的小巧精致的白色药片，以及各种令国人瞠目结舌的外科仪器，演示了什么叫科学的医学。拿这些标准去衡量中医，中医自然像个一无是处的瘪三：郎中穿着便服，给人邋里邋遢的感觉，而且连消毒都没有，只知道搞些莫名其妙的药引子（配对的蟋蟀之类），摇头晃脑胡诌一通“肝肾阴虚，脾胃热盛”之后，结果还是把鲁迅先生的父亲大人给治死了。当时凡是稍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人，都一律瞧不起中医，因为中医离“科学”的大门实在太远。而客观上，庸医在中医队伍里也占了十之八九，中医总体上的疗效的确不及西医。因此，民族精英的集体否定中医应该是情有可原的。
但既然是“误判”，那么“误”在哪里呢？我以为这个教训是很大的。
首先，这些精英分子对中医都一窍不通，没有一个是学过中医而否定中医的。对一个自己只知皮毛的东西妄加评论，以想当然来取代深入研究，是精英们集体误判的学风道德原因。
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指手画脚，是常人的陋习。常人往往囿于一得之见、妄加推演，而堕入荒谬，委实是一种人性通病。看来即便是高智商者，也是无法免俗的。胡适先生不必说了，在中医救了他性命的情况下，也不给正名，可见陋见根深蒂固，迹近思想中邪、不肯悔悟的老朽。鲁迅在骂过中医都是骗子之后，后来居然开始收藏中医书籍，显然，他内心并不认为中医等同于骗子，可是他没有收回“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个骂名，因为他实在是不懂中医，不觉得需要正名，不过发现了中医治好病的例子，不敢十分轻视而已，所以买了书籍闲时翻翻。但即便认为中医不全是骗子，还是觉得不如他自己学过的西医的。可见，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过的东西，最好的态度是闭嘴，尤其是名人，因为他们的话就像皇帝的圣旨，“君无戏言”，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很难翻身的。而一旦翻身，名人的脸面也会扫地，被请下“永远正确”的圣坛，不免遭后人嗤鼻。这也是咎由自取。
对不了解的东西不要妄加评判，这是精英集体误判的第一个教训。
其次，由于不懂中医，就把中医误认为是跟西医一样的操作技术，却不了解中医首先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只有领悟了这个应对世界和人体的哲学方法，才谈得上技艺。因此，中医不是平常人能学得好的。
《黄帝内经》早就说了：“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好中医的，如果不是这块料，趁早别学，否则误人误己。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医不是技艺，而代表着解决棘手问题的综合学问，这个学问包括正确的方法论和在此方法论指导下的技艺。可以说，中医的历史业绩，是靠历代名医支撑起来的，而历代名医的成就，不能代表中医界的平均水平。名医的成就是告诉你中医能走多远；名医的稀少又告诉你，中医要走得远，必须靠医生的超人资质。这就是中医的特征：中医知识对人体机理有了一种正确的把握，但只有具有超常智慧者才能真正把这个知识落实到治病实践。数千年来，中医郎中有多少？历代名医又有多少？说名医占比是沧海一粟，恐怕也不为过：这就是中医虽然伟大，但这个伟大却很难普及的根本原因。
范仲淹说过：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他把治国的宰相，同妙手回春的名医相提并论，可见范仲淹是懂得中医精髓的。中医对学者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如今，高中毕业考不上西医大学的，基本都能进入中医学院。一个需要高资质才能学好的学科，居然只让中、低资质者来学，庸医占比扩大自然是情理中事。把无法领会中医精髓的庸医看作是中医的代表，显然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原因，就是排斥异己文化的西方陋见。我们的民族精英，几乎都把西方文化视为科学正宗。以成败论英雄嘛，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几乎每次东、西方的比拼，结局都是中国完败，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在打斗方面“优越”，已成不争的事实，所以要富强，就应该排斥中国旧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胡适甚至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方能获救。这是精英们集体贬斥中医的文化原因。精英们因为信奉西方文化，所以很难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不同文化各有优劣，排斥异己文化是一种极端错误的陋见。
世界三大宗教能并存几千年，说明不同文化都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成分，没有哪种文化绝对正确，也没有哪个是绝对谬误的。其实这点是很好理解的：站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物体，看出来的自然是三种不同的镜像，每个镜像具有只有它这个角度才能看到的东西（合理成分），同时必然会忽略这个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去猜测看不到的东西（不合理成分）。因此，三个角度都有存在的理由，也都有荒谬的地方。这就是不同文化可以并存的根本原因。
西方崇尚对局部规律的把握，不重视总体趋势，西方掌握局部规律的目的，就是去征服这个局部。西方崇尚竞争，崇尚效益，崇尚自身的眼前利益，——这些理念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功效性；而东方着眼于宏观整体的大趋势，坚守着可能与短期利益相悖的长期利益，追求着与自然一起沉浮的长期平衡，不注重、甚至反对近期功利，东方强调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性”。
（这里插一段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根据中国理念，发展不存在能否持续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不违天道，反对急功近利，寅吃卯粮。不可持续的原因就违反天道。历史史实也证明，在向自然索取物质方面，西方从几百年前的远远落后于中国，到近代的一举超过中国，又到现在的发展之不可持续，这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所以，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对西方文化而言是个伪命题，因为西方的发展观就是发挥对局部规律的把握进行巧取豪夺，“多多益善”，违背天道——“不可持续”是西方文化命里注定的。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缓慢，这点受现代人大加诟病，其实这是以西方理念来要求中国，是一种不顾自然循环的短视。）
中国的天人合一，遵循天道的观念，与西方注重个体行为效益的观念，是从完全不同的两种角度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应该说都有存在的充分理由：西方的功利主义使之能快速崛起，继而统治世界，最后如果不改变理念，肯定“此路不通”；中国的遵循自然之道的文化使之能成为唯一存活五千年而不衰的文明，又使它近代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能起死回生，中国的发展速度不以主观意愿为准，而以自然允许的限度为准，所以不可能走进“不可持续”的死胡同。两种文化都有合理性，可以并存，可以取长补短。问题是，认为不同世界观可以并存，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理念（孔子说：“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他并不排斥西方圣人）。而西方文化倾向于“唯我独尊”，“顺昌逆亡”，只认可自己同类文化，不认可异己文化，所以它们认为输出价值观、全球西化、干涉别国内政，那是在拯救世界，是天经地义的；而东方文化认为让别人也站在你的角度看世界，是不符合实际的：空间点的占有主体具有一维性——两个主体不可能同时占据同一空间点，这是常识。所以不可干涉别人内政。可见，中国的民族精英之集体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信奉西方文化，同时接受了它的排斥异己态度。
三，
我们继续看看精英们是如何以西方科学观为标准，来抹杀中医的合理性的。
陈独秀反对中医的理由是：“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这是从西方科学观出发的狭隘看法。“不解人身之构造”，就是不懂解剖学了。西方医学的基础是解剖，认为只有把人体看得一清二楚，才能治好疾病。但是，中医认为解剖只能告诉你具体脏器的物理位置，以及脏器之间的看得见的物质联系，不能告诉你脏器之间的功能联系，所以要了解身体的实际状况，不能依赖解剖。比如说，某工厂的一个车间在上海的奉贤，另一个车间在崇明，两个车间存在前后工序的衔接关系。但是，如果只从地理位置（即解剖角度）看，你怎么知道这是两个有联系的车间？你只有看到运货车从一个车间开进另一个车间，你才会知道有这个联系。这个认识只有外部的功能联系才能告诉你，解剖是无法告诉你的。
西方科学曾经反对中医的经络学说（这是中医的两大理论基石之一），理由就是解剖学。打开人体，没看见经络，所以经络不存在。中医在解剖学上较之西医很落后，这是事实，但原因不是中医无能，而是中医认为过度依赖解剖会发生误导，所以中医对解剖往往适可而止，把主要精力放在“司外揣内”的功夫上：就是说，内部运动的情况往往更正确地反映在外部变化上，解剖所见的具体位置与脏器的功能联系没有直接关系。解剖位置是死的，每个人脏器的解剖位置都一样，但人的功能失衡却各不相同，所以解剖不能指导对其人其病的具体病机分析。如果中医崇信解剖，就不可能产生经络学说，那也就没有中医了；而中医能昌盛数千年，靠的就是解剖无法发现的经络，因此，指责中医不懂解剖，岂非笑话？就好像指责电动车不烧汽油一样可笑。
现在尽管在解剖上还是找不到经络，但全世界都承认有经络了，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解剖的局限了吗！但全球之所以承认有经络，还是因为西学权威以西方科学的音频和电阻手段来间接发现经络的，而且，经络治病的效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大家只好承认。如果周恩来不要求祝总镶去证明，西学人士肯定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中医人士做了也没人信，恐怕世界迄今都不会承认。文化排斥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事。
至于陈独秀指责的中医“不事药性之分析”，更说明他对中医实在是一窍不通。中医对药的分析，跟西医完全不同，西医着眼于药的有效成分，比如人参的人参皂苷，关注这些成分对人体的作用。而中医着眼于四气五味，即寒凉温热，升降沉浮，归经的酸甘苦辛咸。西医无法理解中医的药性取舍。比如，有人经过辩证，用伤寒论的新加汤来治疗产后身痛证，无效。请来名医，名医认为用方不错，错在其中生姜用量太少，应该根据方子加足生姜的量，立刻见效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姜性发散，能把治疗疼痛的药物发散到体表，生姜的量用少了，发散无力，自然就无效。再举一例，有个中医看到方子里有浮小麦。什么叫浮小麦？就是浮在水面的麦子，其实就是瘪麦子。他想这有什么用？便擅自取消了，结果用药无效。他又把浮小麦加进去，立刻见效。因为浮小麦的作用就是“浮”性，能把药物升浮起来，达到病位。在西医看来，这两个例子完全是神话，但在中医，用药不考虑有效成分，只考虑四气五味，如果辨证正确，治病效如桴鼓。所以陈独秀的指责实在很可笑。
至于五行生克，阴阳寒热，在只承认西方科学的陈独秀看来，当然是神神叨叨的无稽之谈。殊不知这才是东方哲学的真正智慧，它应用到医学上就产生了真正的中医。学过现代哲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系统都是以各部分平衡为特征的矛盾统一体。系统内部各部分也都存在相互促进和制约等正面互动，以及相互拖累的负面互动。系统的这种特征，在关于人体机理方面，中国古人就用阴阳五行理论加以概括了。中国古人说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用实物比喻的方式阐述抽象概念，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谁都知道“三”不是实指，而喻多人。因此，阴阳——太阳照到的地方叫阳，照不到的地方叫阴——这两个实指的字就用来虚指抽象的矛盾概念（矛盾两字也是以实代虚）：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对立、互为因果的阴阳两种相反事物所组成，阴阳事物的相互变化的样式，就决定这个事物的各种功能状态，如果此消彼长（即阴盛阳衰或反之），就是短期出问题；如果按比例增加（即阳生阴长），就说明运行良好；如果一起减少（即阴阳两虚），说明会长期出问题。《黄帝内经》以少有的决断口吻宣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古人把世界的矛盾统一性看得十分透彻，而且认为这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这样的智慧应用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出成果的必要前提，应用在医学上，便成就了其他医学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医！
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人，包括很多中医师，都不理解这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技术。比如，你从寒热、虚实的角度去分析人体病机，其实就是在应用阴阳论。如果你把阴阳当做实证技术，把人体的每个局部，世上的每个物件都去附会阴阳，这个属阴，那个属阳，这就把阴阳理论庸俗化、荒谬化了。现在许多中医教科书，把人体的各个部件都标注为属阴，或者属阳，大概就是那些没有学中医的素质，但不巧学了中医，而且还有资格写书的蠢货搞出来的。阴阳理论，是叫你从矛盾角度来解决问题，比如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生病不就是功能失调吗？功能失调不就是阴阳不平衡吗？治病不就是找到失衡的部位，判定失衡的性质吗？找到了部位，判定正确了，然后才进入治病的技术层面。治病技术五花八门，各有长短，按摩，吃药，针灸，拍打拉筋，甚至烧香拜佛，根据需要选择，但如果要治好这个病，阴阳分析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
“五行理论”又是怎么回事呢？五行是阴阳理论的进一步细化。阴阳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是由两类相反而互动的事物组成，两大类事物又各有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内部和相互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古人用“五行”运动来说明阴阳统帅下的局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五行理论也是以实代虚：用木火土金水的具体情状，来比喻五种不同性质的运动态势：生发（肝，木），成长（心，火），平稳（脾，土），收敛（肺，金），蛰伏潜藏（肾，水）。实践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五脏的实际运动的确类似于这些特征。比如肝，肝气生发是其正常生理功能，肝气不生发即为肝气郁抑，是肝郁证，如咽部异物感，或颈部瘿瘤，或胁下肿块，乳房肿块等，都与肝郁相关；如国肝气生发太过，就是肝阳上亢，比如眼睛通红，血压升高等等：肝气的郁抑与升发太过，是肝内部阴阳失调的体现，我们把肝气中的两种有依赖与对立关系的力量就称为肝阳与肝阴。如辩证结果只是肝内部的阴阳失衡，那就调理肝本身；如果辩证结果是肺金影响了肝木（金乘木），使之失衡，那就先去治理肺；而肺气本身对升发太过的肝气具有的收敛降服作用，这在五行理论中就叫金克木：即肺气能制约肝气，不使肝阳上亢，是肺的正常职能。我们用阴阳五行能很好地理解脏器的互动关系。数千年来，你只要辩证正确，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去治疗疾病，无一不效，你能说五行是迷信么？从五行生克乘侮的角度来调理五脏，治疗疾病，只要辩证得法，就会立竿见影，这难道不是异于西方科学、但其有效性较之西医有过之无不及的华夏科学吗？
阴阳五行是指导具体分析脏器关系的理论，就像所有的理论一样，具体分析一定要从具体事物出发，不能用理论去套具体实际。如果你对这个理论理解错了，或者理解得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使用中却机械而僵化，那么这个天才理论看起来的确像是神神叨叨的风水阴阳了。
从广义说，任何领域解决棘手问题，采用的正确方法无一不是阴阳理论，既矛盾关系分析法，区别在于，不同领域有自己的具体内容，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比如在中国革命领域，近代的主要矛盾是三座大山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阴阳对立）。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代表国外利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要革命？一方太盛，另一方被压得受不了了。老百姓不想被压，必须弄翻三座大山。但是什么力量能足够强大到推翻这些山呢？孙中山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几经努力，三座大山岿然不动。这在中医上等同于辩证错误，吃药无效。共产党经过对各类矛盾的分析，认为只有依靠工农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实践证明这个辩证是正确的：终于药到病除。在此期间运用的战略药方先是城市暴动，无效，于是就改药方，舍弃城市暴动，选择农村包围城市，——这个药方是对各种力量（阴阳成分）正确分析的结果。其分析方法和过程，同中医治病的分析方法与过程，在思维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把“良相”与“良医”相提并论，是深知这个道理的表述法：治国与治病虽然完全是两码事，但要干好它们，对干事人的方法论要求是完全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