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蒲松龄
遥想蒲松龄
身着长袍，头戴红顶小帽，左手拈须，端庄椅坐，怡然自得，精神矍铄，这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七十四岁时，请江南画师朱湘麟为他绘制的画像，悬挂在“聊斋”迎门正面的墙壁上。
画像中，蒲松龄穿戴的是一套“岁贡”服装。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屡试不第，七十一岁时被授以“岁贡”，这迟到的“功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理想显然大相径庭，衣服领来三年，一直没动。朱湘麟为他画像时，要求他穿上一件比较得体的衣服，儿子蒲筠便给他找出了这套衣服，他却并不喜欢，在画师和儿子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很不情愿地穿在了身上。在画像上方有一段他自己提写的文字，记下了当时的心情：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麟为余肖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
蒲松龄故居坐落在山东淄川的蒲家庄，离我家不足三公里，我已经记不清来过多少次。这是一座典型的农家院落，三间正房，青石筑基，茅草苫顶，一盘石磨静卧于西窗之下，门两侧各有一棵石榴树，枝叶繁茂，果实累累。
公元1640年4月16日夜晚，院中男主人蒲槃梦见一个干瘦如柴的病和尚，袒露的胸脯上贴着一块铜钱大的膏药，歪歪扭扭闯进他家内室。蒲槃惊醒，突然听到婴儿哭声，原来是妻子生下一子，这便是一代文豪蒲松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
蒲松龄自幼随父读书。父亲蒲槃少肯研读，知识渊博，苦读到二十多岁仍然是一个童生，终因贫困而弃学经商。蒲松龄小时候聪明过人，经史过目便懂，父亲功名无望，只好希望儿子将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蒲松龄虽然体弱多病，却有着惊人的求知欲，一面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写作，一面沉浸于《庄子》、《列子》、《史记》、《搜神记》、《拾遗记》等书籍，并广泛涉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三言”、“两拍”等小说，其中的故事、人物、语言经常被他信手掂来，运用于八股文的创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参加童试，在县、府、院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为秀才。在院试中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施闰章。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十年进士，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对蒲松龄的制艺《蚤起》大加赞誉，原批曰：“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蚤起》擅长叙事，心理刻画细致生动，善于虚构人物对话，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更像是小说文笔，并不符合八股文的格式。施闰章以诗人性情写给蒲松龄的批语，在文学上是鼓励后辈，在科举上则是误人子弟。两年后，施闰章卸任山东学政，蒲松龄数次参加乡试，皆名落孙山。
明清时期，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步是童试，童试又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称为童生，通过院试的称为生员，即秀才。秀才每隔三年在省城参加一次乡试，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又称为“秋闱”。考试前还要进行一次科考，相当于预选，只有成绩优良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第二年春天在礼部参加会试，又称为“春闱”或“礼闱”。会试考中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再参加皇帝主试的殿试，录取后统称为进士，第一名俗称状元。从这个流程可以看出科举考试的漫长和艰辛。
那时候，科考不第的人不计其数，都遗失在历史的角落里。蒲松龄因写出了一部惊世骇俗的《聊斋志异》而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的科举失败也引起了后人的格外瞩目。据一些学者考证，蒲松龄的八股文大多数皆不符合清代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究其原因，一是小时候的蒲松龄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科举训练，喜欢阅读故事性书籍；二是蒲松龄成年后也没有专心投入八股文的揣摩与苦练，他除了痴迷于小说创作，还热衷于诗歌创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蒲松龄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人祸不断，生灵涂炭，民间发生了很多怪异离奇事件。蒲松龄大约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搜集素材，创作《聊斋志异》，朋友张笃庆曾称他为“神仙客”，劝他不要为了创作《聊斋志异》而耽误了求取功名，蒲松龄却依然故我，执着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应江苏宝应县令孙蕙之聘去做幕宾，幕宾就是代写公文书信的秘书。孙蕙，字树百，号笠山，淄川人，比蒲松龄大八岁，清顺治十八年进士，著有《笠阳诗草》。孙蕙的家离蒲家庄很近，蒲松龄三试第一后颇有些名气，孙蕙邀请了他。当时，蒲松龄已经分家，孩子接连出生，又逢灾荒之年，生活陷入窘境，正需要一笔收入用来养家糊口。而在这期间，蒲松龄已经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他也很想借此机会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开阔一下眼界。是年秋天，落叶飘零，蒲松龄南出青石关，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南游生涯。
南游是蒲松龄平生惟一一次混迹于官场，他饱尝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滋味，目睹了宦海的黑暗，官场的尔虞我诈，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同时也体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饱览了大好河山，写出了《南游诗草》、《鹤轩笔记》以及《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生活阅历的丰富更加坚定了蒲松龄走科考之路的决心，有一次孙蕙问他：你想仿效古时什么人？他回答：“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一个县官请来处理文稿的秘书，将来却要做唐朝郭子仪那样的平疆大吏，可以看出蒲松龄不平凡的志向。
南游将近一年，也许是初出远门思乡心切，也许是厌倦了官场应酬，也许是牵挂着临近的应试，蒲松龄辞别孙蕙，又回到了蒲家庄。
康熙十一年，蒲松龄三十三岁，再次参加山东乡试，虽然有南归时孙蕙写的荐书，却未起作用，依然以失败而告终。考场失利，孩子却接连出生，加之官税沉重，天旱不收，困境接连而至，蒲松龄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不得不卖文为活，写封婚书，写篇祭文，报酬不过是一斗米，或者一只鸡，两瓶低档的酒。最让蒲松龄犯愁的是怎样按时交税，有时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据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考证，蒲松龄十分看重交纳赋税，不使租吏登门。因为按清朝法令，拖欠赋税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会被革去功名。蒲松龄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留下纳税的粮。蒲松龄多次写自己的贫困，《日中饭》写全家没有干粮吃，煮了锅麦粥，几个儿子抢起来，大儿子先把勺子抢到手里，到锅底捞稠的，二儿子拿着碗叫着吵着跟哥哥抢，小儿子刚会走路，翻盆倒碗像饿鹰；小女儿站在一边可怜巴巴看着父亲。
孙蕙曾在给蒲松龄的信中说： “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诗和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认为蒲松龄把过多精力用到写诗和写志怪小说上面，影响了求取功名。然而，蒲松龄没有接受朋友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四十岁。《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自序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来自于民间，蒲松龄用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记录描述，希望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却并没有如愿。在那个年代，小说尚未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没有像诗词散文那样的正宗地位。聊斋故事只是在小范围内不胫而走，令许多人争相阅读，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却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足够重视。蒲松龄因此在序言中叹息：“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这一年，蒲松龄应淄川城西王村镇西铺村毕际有之聘，到其家中坐馆，设帐于“绰然堂”。
毕际有，字载积，号存吾，清顺治二年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任山西稷山知县。两年后，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著有《存吾草》、《淄乘徵》等，他还参与编修《济南府志》和《淄川县志》。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是明代尚书，也叫“白阳尚书”，毕家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毕家地位显赫，财力富足，甲第如云，家里有专门供尚书大人晾官服的“振衣阁”，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还有个占地三亩、花木繁盛的石隐园，其内亭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我曾经专门去过王村镇的西铺村，驱车往西，沿着一条省道行驶大约二十五公里即到。当年毕府的旧址大部分已经变成一片现代民居，仅遗留下一处不大的庭院更名为：“蒲松龄书馆”，茂林修竹，花草奇石，“绰然堂”、“振衣阁”、“万卷楼”几座古老的建筑经过重修，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端庄俏拔，古色古味，正作为景点对游人开放。
蒲松龄在毕家坐馆，虽说是寄人篱下，但毕际有待他宽厚，宾主相处融洽，而且待遇也较好，除聘金之外，还有其它一些资助，如纸墨灯火等。再者，毕家府第宽敞，藏书丰富，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蒲松龄平日里住在“绰然堂”，冬日有炉火御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隐园的“效樊堂”或者“霞绮轩”，那里更是难得的清幽处所，便于读书。在毕家期间，虽多次遇到灾年，尤其甲申年大饥，流民载道，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然而其全家尚能解决温饱，次年春，其三子蒲笏与四子蒲筠竟能应试并考中秀才，可见其家境的好转。后来其四子一女渐次成立，妻子刘氏又勤俭持家以佐之，起屋增田，使男婚以期，女嫁以时，晚年还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这些都与毕家的优厚待遇不无关系。
在毕家，蒲松龄除了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创作《聊斋志异》外，还写下了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作。计有文集十三卷，四百余篇；诗集六卷，一千余首；词一卷，一百余阕；戏本三出；俚曲十四种，以及多种杂著，总近二百万言。有专家认为，所谓“聊斋”并不是在蒲松龄故居，而是在毕家。我也有同感。其一，《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取名应该是在结集成书之时，而成书之时是在蒲松龄进毕家之后。其二，聊斋，顾名思义是闲聊之斋，只有大户人家才会有，蒲松龄分家时，“居唯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加之又添儿女，连年灾害，生活陷入窘境，不可能有条件和兴致设什么闲聊之斋。其三，蒲松龄常年在西铺，“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蒲松龄在毕家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毕家广夏百间，为他而设一间“聊斋” 是很有可能的；过去，当地读书人都知道西铺毕府有一处蒲松龄写作的房屋叫“聊斋”；据毕际有后人讲，在万卷楼旁边有一座砖房，门额上有砖雕篆书“聊斋”二字。
蒲松龄在毕家整整待了三十年，七十岁时才撤帐回家。
毕际有年长蒲松龄十八岁，性情豁达，罢官后在家过着隐居生活，却喜欢附庸风雅，广交诗人墨客，和地方大员、世家大族都联络有亲，缙绅名流来访，当地官员拜会，社交活动比较频繁，蒲松龄教书之余，还要代毕际有应酬贺吊，接待宾客，代写信札。毕家文化氛围浓厚，蒲松龄在这里结交了一批当地名士。如毕盛钜、毕世持、毕盛统、毕盛钰、唐梦赉、王永印、袁藩等。
蒲松龄四十八岁那年，在毕家里结识了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王士祯。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桓台县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文坛领袖，论诗以“神韵”为宗，好为笔记。此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早有耳闻，很感兴趣，阅读几篇后大加赞赏，写下评语：《侠女》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狐谐》“此狐辨而黠，自是东方曼倩一流。”
毕府别后，蒲松龄将《聊斋志异》进行整理，寄于王士祯。王士祯读后又作《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时。
“姑妄言之”是借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心中不满，不问政事，经常与人谈鬼怪的事，道出蒲松龄落拓不遇的境况；“秋坟鬼唱时”是化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一句，道出蒲松龄创作的苦衷。蒲松龄写了《次韵答王阮亭先生见赠》，借此陈诉自己不得志和矢志不移创作《聊斋志异》的志向：
志异书成共笑之，
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
冷雨寒灯夜话时。
《聊斋志异》能得到王士祯赏识，令蒲松龄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蒲松龄曾想借王士祯的大名使《聊斋志异》得以流传，“成千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以王士祯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成。这可以理解，一个是台阁重臣，一个是乡下穷秀才，虽然在文学上互为知音，地位却相差悬殊。王士祯虽然未给《聊斋志异》作序，但王士祯的题诗和评点依然让《聊斋志异》扩大了影响，这让蒲松龄心存感激敬重之情，二十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
有趣的是，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现在《渔洋山人精华录》煌煌巨著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歌，竟然就是《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这一年蒲松龄参加乡试。一拿到考题，他就感到太容易，于是思如泉涌，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但写完回头一看，忽然发现“越幅”了。所谓“越幅”就是违反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对文字形式要求非常严格，一页只能写十二行，一行只能写二十五个字，要写完第一页再写第二页。蒲松龄写得快，第一页写完，飞快一翻，就连着把第二页也翻了过去，直接写到了第三页上，这就犯了“越幅”之规，不仅要取消录取资格，还得张榜公布，是件很栽面儿的事。蒲松龄曾写了一首词《大圣乐》，描写“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康熙二十九年，蒲松龄五十一岁时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突然生病，半途而废，又是名落孙山，主司为之惋惜。他的妻子刘氏比他看得开，劝他：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出将入相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去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虽然觉得妻子说得不错，却仍不甘心，此后依然不断应试。六十三岁时，在《寄紫庭》中写“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说明他乡试再次失利。科场偃蹇，使他抱恨终生。《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蒲松龄自认为做个进士绰绰有余，但是他做了半个多世纪秀才，一直没有通过举人这个环节，竟连考进士的资格也没有。蒲松龄到底参加了多少次乡试？从有关资料看，大约十次左右。也就是说，蒲松龄为了求得“举人”功名，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反复参加考试。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蒲松龄一直希望有朝一日金殿对策，光宗耀祖，却未能如愿。现在流传下来的《蒲松龄集》里有大量当年写的八股文，可以看出，蒲松龄四十多岁时写的八股文跟当年施闰章欣赏的文章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可是他还是考不上。一方面科举腐败，金钱和权势越来越起作用；另一方面阴差阳错，蒲松龄确实很没有运气。
蒲松龄十九岁成秀才，七十二岁时成为贡生。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所谓“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做够了年头，挨号排到了，带有安慰的意思。做了贡生，理论上就可以做官了，蒲松龄得了个“候选儒学训导”虚衔。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国子监，府学，最低的是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而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加“候选”二字，就是你有“儒学训导”资格，能不能做上还得看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蒲松龄终其一生，实际上仍然是布衣穷儒。
有一次，在蒲松龄故居门口，有一位外地游客在议论蒲松龄屡试不第，戏言蒲松龄“学习不好”，并不是个好学生。由此我又想到，蒲松龄还不是一位“称职”的好教师，据说他在毕府教的几个学生没有一个考上举人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众多子孙也同样没有一个通过乡试这一关，不能飞黄腾达。而正是这个既不是“好学生”又不是“好老师”的人却写出了一部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聊斋志异》。
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位可有可无的举人或进士，却换来了一位不可替代的小说巨子和文化大家。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再细观蒲松龄画像，眉眼与唇角之间都透着微笑，那是一种饱经风霜的笑，也是一种参透人生的笑，蒲松龄虽然一生坎坷，生活困顿，却具有不服输的性格，他总是能从失败中走出来，笑对人生。
离开蒲松龄故居，我骑着自行车缓缓穿行在蒲家庄的大街小巷，路面不宽，却很洁净，大部分房屋依然保持着明清建筑风格。在村子北边，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门洞。以前来蒲家庄，都是从西门进入，再从东门出去，西门和东门显然都经过了重修，看起来十分完整。而村北的这个门洞却只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修补，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墙体，残缺的砖石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两边连着一小段破败的围墙，墙头灌木丛生，我不由地被深深吸引住了。门洞下的阴凉处端坐着一位老者，脸上透出的微笑与蒲松龄画像中有些相似。我忍不住上前想问点什么，刚一张嘴，老者就摆摆手，面带歉意大声回答：我耳朵聋，听不见。
太阳当头照着。看看老人，看看门洞，一时间，我有一种被岁月淹没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