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村干部
助村干部
刚上班，我被分配到乡上搞助村工作。起初，我们被称作“包村干部”，后来一位领导改称“助村干部”，他说村上工作纷繁复杂，是不可能包下来的，只能协助村干部搞好工作。但帮助的村偏远，只得住在社长家里。农闲的冬季，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每天晚上学习教育，传达文件、读报纸。山区人诚实，开会每家都来人。
白天我挨家吃派饭，由社长指定。第一家是母女二人，男人早年过世了。午饭在炕桌上吃，饭菜端上来，只有一双筷子，我不惊愕然，便礼节性地招呼她们共同吃。她们连连摆手谎称已经吃过了。我只得在她们眼巴巴地注视下极其不安地吃饭，那顿饭时间好长。五十岁左右的母亲喋喋不休地诉说往事，她说了一件让我心底发凉的事情：老支书在文革期间逼死了她的丈夫。后来我侧面了解，实际并不是那回事，她男人当时偷了集体的粮食，在三番五次的调查中经不起打击上吊自杀，与现任支部书记关系不大。
实际上，老支书很讲原则，也是个文化人。他写过几首诗贴在屋墙壁，有两句我记得“多年未登外家门，儿童相见不相识。”套用古人诗句平俗易懂。那时乡村干部主要抓计划生育，他曾经总结过几个被遗漏的方面：城市盲流人群难以统计；当官有权者私生子，比如二奶，情人之类；有钱者也偷生，说的不错，某著名导演，他娶了多少个女人，生了多少个孩子，鬼才知道。
至今不能忘记挨家吃饭，那母女二人诚恐诚慌的神情，以及我的不安和尴尬。
上世纪七十年代，干部下基层非常频繁，经常住下来搞工作。我们庄住一位姓王的武装干部。王干部吃派饭，今天在他家，明天到我家。他一天也不闲着，指导生产，亲自参加劳动，经常召集开会。没有农事，他就召集开会，社员们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听文件。我们常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现在想起，那时农村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村上的工作很多，计划生育、摧粮要钱、维稳信访、纠风调节、清理宅基地，后来又增加了医疗保险、低保照顾；开发乡镇还要搞征地拆迁、损失补偿等乱七八糟的事情。稳重些，做得好的干部，乡亲们邀请参加红白事，不在乎礼钱的多少，驻村干部去了，给主人长脸，本人也是莫大的荣耀；农历腊月，家家宰羊杀猪，若遇见熟悉的助村干部，庄上的头面人物邀请吃肉喝酒。当然这些好事只能落在被乡亲们信任的基层干部身上。
最初工作的那几年每个乡镇大约有20名左右的干部，做工作也不怎么忙；现在有些乡镇工作人员上百名，还是忙忙碌碌，常常五加二、白加黑上班，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忙碌的就是为了检查验收。忙软件资料，制度上墙，资料入盒。曾经有位写计划生育例会的干部，将开会时间写成2月30日，看后令人捧腹大笑。软件资料不仅村委会办公室堆积如山，就连农户家中也有几袋资料，因为验收人员要入户。记得我在一农户家检查时，问资料上面的内容，没想到农妇回答：“发放的资料除了你们这样的人看，还会有谁看。”让人不觉唏嘘感叹。一大堆资料，浪费了人力、财力，可看过的有几人，真正起到作用了吗！
保尔柯察金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那些做虚功的基层干部面对这句话，该沉痛思考。
甘肃榆中县林业局 魏万河
201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