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鸿儒李颙
李颙(1627～1705)，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二曲镇二曲堡人。因为“周至”的古字“盩厔”在《汉书》中释义为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李二曲。
据清朝遗老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记载：
李颙虽然是布衣百姓，但安于贫穷，在关中倡导理学，关中弟子读书人有很多尊崇他。其父李可从，是明代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侵掠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李可从跟从汪乔年讨伐张献忠。临行前，掰下一颗牙齿给李颙的母亲，说：“如果不能胜利，我会埋骨沙场。你要好好教导我的儿子。”说完就走了，兵败，死在战场上。李颙的母亲葬了他的牙齿，把坟墓叫“齿冢”。当时李颙十六岁，母亲彭氏，每天向他讲解忠孝节义督导他，李颙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饥寒清苦，没有凭借，但自拔与流俗，以提倡阐明关学为己任。有馈赠者，虽然来了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友之道，接受礼物，孟子不会推却。”李颙说：“我辈人如何也学不到孟子境界，即此一事没有遵守孟子的教导，也并无害处。”
起初李颙听说父亲过世，准备到襄城取回父亲的遗骸。因为母亲年老不可一日远离，就打消了念头。母亲过世后，在坟墓前起庐，丁忧三年后，就徒步走到襄城去，寻觅父亲遗骸，没有找到，穿着五服中最重的斩衰孝服日夜哭泣。知县张允中为其父建立祠堂，并且在战场上建立坟墓，叫做“义林”。常州知府骆钟麟曾拜李颙为师，说祠堂不能很快建成，请他南下访问道南书院，并在此讲学以满足当地学者的期望，李颙就前去了，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开坛讲学，所到的地方学者云集。之后幡然悔悟：“不孝！你此行为了什么，在这里喋喋不休？”马上停止行动前往襄城。常州人士怀念仰慕他，在延陵书院做了他的肖像，李颙到了襄城，正好父亲的祠堂建成，就在此哭泣祭祀为父招魂，在坟墓上取土西归附于家乡墓地上，穿的衣服如同父亲刚刚过世。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声称病得厉害，抬到省里，水都喝不到嘴里，这才准予回去。从此闭关，呆在家里，只有昆山顾炎武来了才接待一下。四十二年，康熙西巡，召李颙觐见，当时李颙已经非常衰老，让儿子慎言到行在陈述情况，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进献康熙。“康熙从《二曲集》中看到了李二曲的思想和主张，领悟到了李二曲乃一介平民学者，他治国的韬略，高尚的情操，接触的儒家思想，对于治国化民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为褒奖二曲，康熙亲笔书写‘操志高潔’的御制龙匾，悬挂在贤母祠内。”
李颙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创立言论，垂范后世，做成四书，大概是为了学者体会于心，表现于行动上。内心充盈即为天德，实践于行便为王道，有知有行，这才有补于世；否则，用作上进的门途，于世无补，这岂是圣贤立言的初心，国家期望的本意？”居家总是要教导别人，以自己亲身（教导别人）的实践为事业，门人记录下来，有七卷。当时容城孙奇逢之学兴盛于北方，馀姚黄宗羲之学兴盛于南方，与李颙共称为三大儒。晚年寓居富平，关中儒者都将他和富平的李因笃及郿县的李柏，统称为“关中三李”。(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李颙之所以会赢得世人的尊崇，皆缘于其教育思想与思想学术丰富深邃。
他的教育思想与思想学术在其《二曲集》中是异常丰富的，概括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
《二曲集》卷二的《学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学著作。所谓“学髓”，就是学术的真髓，亦即学术最切要的宗旨。这篇论著是李颙给门人的讲学录，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有图有说，而图是李颙自作的。这部《学髓》，体例有似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其书分两部分，一为“揭出本来面目”的心性本体论，一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在本体论方面，《学髓》认为“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实际上这种“人生本原”或“灵原”即指“人心”。以为它“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这种本体论思想是继承陆九渊的“本心论”和王守仁的“良知说”的，主张精神产生万物，万物体现精神。这种心性论，强调个体内在德性对道德实践的主宰，“人人俱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骑驴见驴，是以谓之百姓。”以为此本体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由此，《学髓》提出“无念之念，乃为正念”的观点。所谓“无念之念”，即不带有物欲的念虑，完全符合“天理”，它“至一无二，不与物对”，纯然是天理，没有理与欲的二者对立。道德与非道德之分，不是由外在的道德实践过程和结果决定的，而是由“念起”，“念起而后有理欲之分”。“即所起皆善，发而为言，见而为行，可则可法，事业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无事。有为之为，君子不与也”。这是一种彻底的主观道德哲学，它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推向绝对的内心静境，要求学者固本守真，“理欲两忘，纤念不起，犹镜之照，不迎不随”，只有这样才有本体存在，才谓“绝学”，才谓“大德敦化”。
基于这种本体认识的工夫之学，和宋明理学相比，十分接近于明代王艮的“心斋'、聂豹和罗洪先的“主静归寂”，以及邹守益的“本体戒惧”，其功夫的起点是斋戒，这是“神明其德”的要务，要在使念虑齐一，防非止恶，肃然警惕，保持道德精神的严正。其基本功夫是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一日要求三次静坐，黎明、中午、午夜三次静坐时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静而虚明寂定”，又“动而虚明寂定”，在本体未发之中和已发时求“致中和”。以为通过静坐功夫的修养，一当达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即可使“本体”“往复无际，动静一原”，展现本体的真面目。至此，无圣凡可言，无生死可了。“也就是达到纯乎天理而绝无人欲的境界。《学髓》以为这种境界正是《六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致周惇颐的“立极”、程颐的“识仁”、朱熹的“主敬穷理”、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王守仁的“致良知”、湛甘泉的“体认”等所讲的境界。这就是学，就是学髓。除此之外，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能算是学，只可以说是“玩物丧志”。总之，李颙的《学髓》从教育哲学方面，把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和“存理灭欲”的方法论推到了一个彻底的神秘的主观精神世界，这与他以“慎独”“避世”，决心不与清朝廷合作，而同时又找不到安身寄托的心境很有关系，在道德修养实践中，其“学髓”理论与功夫都是很难奏效的。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便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由此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
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
然而，《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却认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致堕落为“小人”。即使沦为“小人”，然其“本性”并未因此而泯灭。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莹体未尝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什么损失。古今为学之道，谈心性修养，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见性。”
基于这种观点，《悔过自新说》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它在人性“本原”状态上肯定人的本质，并认为人性是通过后天的习得与教育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断定“人欲”是绝对坏的、恶的，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则主张“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李颙指出，《六经》《四书》，讲的都是“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是为学的根本学问，“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巳，苟真有志做人，须从此学”。
然而，如何使悔过自新之学落实到心性修养上来呢？该文指出，读书人若讲究此学问，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日先检其身过，次检其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这种悔过自新，完全是一种内心的省察与修养，是一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锁来束缚自我身心的办法。以为悔过自新使心性修养到极处，则“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至于悔过自新的工夫，仍如《学髓》所主张的那样，在于静坐。“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静极则不能超悟，而且“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静坐，摒除“旁骛纷营”，才能“知几”致纯乎“天理”，明心见性。《悔过自新说》还列举了古今许多人的事例以作劝勉，说明只要悔过自新，就会有成就德性的效果。总之，“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所讲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内省修养工夫，旨在教人去尽“人欲”，使外在的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完全自觉地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庙为“完人”、“贤圣”。
三、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又一重要思想。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为学的目的和作用。在《两庠汇语》中指出：“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为学的目的与性质则有根本区别，一种是“为己”之学，一种是“为人”之学。所谓“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辨，无一可恃”。而“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而已”。
李颙认为，为学就要以“为己”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既要明白“为己之学”，就应当知道学术真伪之辨。《二曲集》批评后世学术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学术不明，使“为人之学”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为己之学“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兴”。所以，李颙认为：“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讲明学术，目的在于治乱。而“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在这里，李颙将学术之明正与否，归咎于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指出近世统治者所“加意”的不过是“会课考文，供馔给赏而已”。有鉴如此，李颙在《匡时要务》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二曲集》所要明的学术是什么呢？或者说要以什么学术来“提醒天下之人心”呢？这就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具体说来，“其实道学即儒学”，“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在《富平答问》一文中也指出：“《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然而，读《六经》、《四书》能否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这要看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如果读书不求明体适用，研究虽深，论著虽富，不过是夸精斗奥，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实厄于俗学之口耳”。这种为学目的与方法是不能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的。读《六经》、《四书》而不能明体适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杂”。何谓“杂”呢？即“扣之而不竭，测之而不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凡为杂学者，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徒劳而已矣”。这些学问方法都不能明体适用，那么方法又在何处？
《二曲集》虽成书于清初，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极力推崇程朱理学，而猛烈攻击王阳明学，同时在广大学者中也极力贬低阳明学。在这种情况下，李颙却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正是“明体适用之学”，《富平答问》指出：后世学者都不善学阳明学和朱子学，以为朱王之学水火不相容，这是相当错误的。阳明学有“明体”的作用，而朱子学有“适用”的意义。故“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只有这样，才能“明体适用”。李颙认为，为学能否以“明体适用”为根本，关系到儒学的明晦。“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辞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由此可见，《二曲集》所论述的“明心、体理、修身”之学，乃是所谓“明体适用”之学，其作用与意义在于“治乱世”、“醒民心”。
四、主张“明体适用”。
在《答顾宁人先生》论学书中，李颙与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指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他说“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又说“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并强调“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己!”李颙的“明体适用”成为一家之言，闻名海内是宋明理学家所没有的。
为了阐明他的这一重要思想，《二曲集》在《体用全学》中，将学术分为“明体类”和“适用类”。属于明体类的学术有：《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以为这是“明体中之明体也”。此外还有《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等，这些是“明体之功夫也。”指出：“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文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除上述著作外，还有《邹东廓集》、《王心斋集》、《钱绪山集》、《薛中离集》、《耿天台集》、《吕氏呻吟语》、《辛复元集》、《魏庄渠集》、《周海门集》，也可以作为参考教材。
“适用类”的著作有：《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辛复元《衡门芹》与《经世石画》、《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指出：“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
从上述所列的主要思想学术著作来看，李颙所主张的“明体适用”之学，其所谓“明体”，即指道德心性的修养——弄通理论问题，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其所谓“适用”，则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地理等的应用，要求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弄屯，乃至外国水法等等，并且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不可须臾分离。
在每部书之后，李颙都写了按语，指出每部书的性质和意义，在“明体”或“适用”方面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些反映了李颙的学术价值取向，最明显的是他把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的著作看成“明体中之明体”，而把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只看成“明体中之功夫”，反映了他倾心于“心学”。既要明道存心，又要经世宰物，则只辨古今疑误字句，考据训诂，或求于口耳见闻之间，只是求末。由此可见，李颙虽大谈道学心性修养，但他却是以实用为指归的。
尤其在“适用类”方面，他把《经世挈要》、《武备志》、《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书列入教材范围，这表明他对实际学问确实关心。如《经世挈要》一书，其内容涉及屯田、水利、盐政以及国计、选将、练兵、车制、火攻等。《武备志》的内容包括古今战阵以及用兵之法，其中《孙子》、《吴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是古代兵家的经典著作。而《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都是当时的科技新书，他把这些列入教材，表明他的“适用”之学是以经世致用为指归的。
在《读书次第》一文中，李颙为学者开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清单，书目共34种，此外还提到作为参考的书目数十种。《二曲集》不仅列有这样详细的书单，并指明每种书的意义，而且在《关中书院会约》、《学程》等文中，根据教材内容的深浅难易及其内容结构，按照教学程序及教学心理特征，列入了很有价值的教学计划，对学习次序、知识与心理准备、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在教学原则方面，《会约》与《学程》提出了“奋志求新”、“默坐澄心”、“自体自认”、“问思辨明”、“切问近思”、“联会切劘”等。
《二曲集》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名著，应当说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的。在学术思想方面，它提倡明体适用、真体真用之学，提倡学以经世宰物，主张结会集社，提倡以经世致用为读书目的，批评当时学者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既有其理学家的保守性，又有其重实际的一面。在价值取向上倾向陆王心学，主张学术兼容并包，在“明体适用”的原则下改造教育内容。这些都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二曲集》所主张的默坐澄心、悔过自新、明心识体等道德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具有唯心论的神秘色彩和封建禁欲主义本质，这些是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启蒙思潮不相容的，表现出它的落后性和局限性。
五、实以足下，发明于易。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诸如“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等，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
除此而外，李颙学问渊博，造诣颇深，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树。他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不仅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其著作，在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谬》、《二十一史纠谬》等，印成《二曲集》46卷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还对张载、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予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
他还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郿县李柏多次探讨朱学和王学。他三十岁已是“学行兼备，闻名四海之内”的学者，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先后在同州、华县、常州明伦堂等地讲学，听者环拥拱听，问道者络绎不绝。他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颙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晚年寓居富平钻研学问，坚持讲学至逝世。
而他的博学多才，其实皆源于勤奋自学。他自幼虽然家贫，但是却能借书苦学，这与其家遭变故后的自强不息不无关系。据李颙第十一代后裔李刚撰写的《李颙遗事》一文记述：“二曲自幼好学，……开始在舅父家所在的辛庄堡塾馆求学不久，就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性格刚烈的母亲在寒舍含泪问颙：‘无师遂不可学？古人皆汝师也。’激励他要树立远大志向，克服困难。只要有恒心，铁杵也能磨成针。自此，二曲以超人的意志，到六十里外的尚村镇大水屯村赵崡家借书，一边读一边记。把不懂的地方记在本子上，逢人就问。见穿蓝色长袍的读书人便跪于路旁。恳求先生施教。他这种手不释卷、‘路旁问学正句’的学习态度，一时在当地誉为美谈。二曲就是凭借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苦读十八年，自学《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和《朱子大全》，由浅入深，积少成多，又攻读了濂、洛、关、闽等书，边学习，边求证。并尝试编书，名曰《观感录》。从各类书籍中汲取知识和做人的学问。他的知识渊博，学问造诣之高，连正式入学从师的人也自愧弗如。”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讲师张波所著《大家精要•李颙》一书对李颙自幼艰苦求学之境遇也有如下记述：
其父亲李可从，于崇祯十五年(1642)，战亡于河南襄城。留下李颙和母亲彭氏，无片瓦寸土，度日艰难。彭氏决意教李颙从学，但无力供学，屡被塾师拒绝。李颙9岁入塾，只读过20天书，但李颙发愤自学，仅靠母亲纺织缝纫和李颙打柴换粮，杂以糠菜，维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称李菜。李颙在挖菜拾柴的空闲，也手不释卷。县内藏书之家，渐知他家贫力学，便任其翻问。他随阅随还，数载之间，披览群书，写出了《二十一史纠谬》等笔记体习作，大约30岁时，认为这不是切己之学，非儒家正脉。便把这些著作烧掉了。从此，潜心于宋明理学。
青年时代的李颙，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熟读深思。按当时习俗，读书就是为了应举，而应举唯有读四书，习八股即可。李颙却博览群书，不为世俗舆论所动，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练，终于三十而立，卓然成为清初著名学者，自成一家，闻名关中。连当时全国著名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颙与其他报有亡国的明末遗民一样，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统统斥之为“贼寇”。
康熙九年(1670)，常州知府骆钟麟，趁李颙在母亲三年丧服期满后，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之际，却派人迎请他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颙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李颙又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康熙十一年(1672)，李颙返回陕西。次年主讲于关中书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讲学，力主讲学自由，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的政策相对立。
李颙的学问，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最为儆切”。李颙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反对空谈。
由此，李颙所交皆一时名士。
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陈俊民校注的《二曲集-理学丛书》一书记述：
李颙结交蔡启胤、蔡启贤兄弟。蔡氏兄弟为甘肃秦安人。蔡启胤，字绍元，学者称之为“溪岩先生”。据李颙所撰《秦安蔡氏家传》知，蔡启胤“学古高行”，在年轻时就“有声士林”，随之从学从游者很多。蔡启胤平生刻苦研读“五经”和各种典籍，尤其是“读史至忠孝节烈”时，常常“拊膺流连，欷歔不自胜”。其本人也是侍奉父母至孝，承颜聚顺，除讲学和接纳宾客外一概不离其左右。如果父母生病，则延请医生，并祈祷上天以求自代。
李颙在文章中也记载了两则蔡启胤孝亲的故事：一则是蔡启胤为给年迈的父母提前预备棺木，亲自到深山采漆，遇到老虎，而老虎却加以回避。还有一次，贼寇将蔡启胤的母亲掠走，蔡启胤哀请自代，贼寇深为感动，于是将蔡母释放。然而，当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后，蔡启胤则常颂屈原的《离骚》以明志，杜门事亲，不再与外界接触。蔡启贤，字景元，号琴斋，和其兄一样敦行孝道，晨夕问安。
李颙也记载了蔡启贤的一些生平事迹，其中有一事：蔡启贤在盏屋任职期间，有一次到李颙家拜访。李颙预备了一些瓜果加以招待，但是蔡启贤假托肚子不好，不去吃。后来，李颙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因蔡氏家所处的陇西与□屋存在着气温上的差别，所以陇西的瓜果要晚成熟于□屋的。当事亲至孝的蔡启贤看到瓜果时，想到此时的父母还未吃到瓜果，自己也不愿先父母而品尝。李颙之所以能与蔡氏兄弟交往，也是因为蔡启贤曾在□屋任职，数次造访李颙，二人结下了友谊。其兄蔡启胤也因此知晓了李颙的学识与风范，但因其父母均年约百岁而不能亲自前来拜访问学，故“托族弟千里步捧，遥投教下请学”。当蔡启胤每次获得李颙的答复时，则兴高采烈，并庄重地焚香拜受。可见，蔡启胤的为学与为人是何其真诚！如此真诚至孝的兄弟，当然在性情上与李颙相投合，李颙也乐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以致后来二人殁后李颙又为其立传。
李颙结交党湛、王化泰。据徐世昌《清儒学案》记载，党湛，字子澄，陕西同州（今陕西大荔）人，曾经师事明末关中最著名的大儒冯从吾。党湛生平不事帖括科举，而是勤于学习宋明诸儒的学行言论，曾经说，“人生须作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所以白号为“两一”。党湛性至孝，其父有癫痫病，则昼夜服侍不离；当其父亲殁后，又在墓边搭起草房守墓三年，所以时人赞誉为孝子。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逾八十岁的关中理学家党湛听说了李颙的贤名，便冒雪履冰，徒步前来求正以往自己所学，二人探讨学问数日，每次均至半夜。王化泰，字省庵，陕西浦城人，虽然从医救世，但是又笃志于儒学，并与同邑的单元洲结社讲学，与党湛经常砥砺探讨学问。康熙二年（1663），王化泰前来谒访李颙，当即欲拜李颙为师。然而，李颙以王化泰年长于自己二十余岁加以推却，订交为友。党湛、王化泰均是李颙的前辈学者，但是当他们闻知李颙后，立即被其折服。李颙也深为二人的品德、问学精神等所感动。后来，在党湛、王化泰去世后，李颙分别撰写了《党两一翁行略》与《题王省庵墓碣》，记叙二人的学问、操行等，并且在多年后，李颙仍念念不忘亡友，寄字与时任同州地方官的郝斌，请其为党湛树碑表彰，寄书与友人董郡伯檄书蒲城官吏，为王化泰树碑，并以“理学高士王省庵先生之墓”表之。
康熙二年，李颙结交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江苏昆山人。在明亡后，因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为炎武，字宁人。又因其家乡有一亭林湖，所以学者称之为亭林先生。顾炎武14岁为诸生时就参加了复社，有了一些声名。面对明末时局的多变，顾炎武放弃了举业，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在明亡后，顾炎武曾参加过短暂的抗清斗争。在其家乡昆山被清军攻陷之时，死难百姓多达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也在此时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惨遭杀害。而当时顾炎武因奉嗣母王氏避兵乱于常熟而逃过了此劫。当王氏听说昆山城陷后，便绝食十五天而死，临终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为躲避仇家的追杀，只身北上，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漫游生活，所到之处考察山川形势，交游论学，著书立说。在康熙二年（1663）十月，顾炎武来到口屋拜访李颙。二人均是当时少有的博学大家，且均主张经世致用，所以二人相见，分外高兴，昼夜论谈，上下古今，无所不辩订，交契甚欢，自此，也开始了两位大学者的友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人谈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李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人当务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务，惟骛精神于上下古今之间，正昔人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也。”李颙认为，谈论上下古今，无关自己的身心修养，也不是当务之急。顾炎武闻之怃然，甚至有些失落的感伤。这也显示出两位大学者在思想上仍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除此而外，他还结交与其共同被誉为“关中三李”的李柏、李因笃。
又据李刚《李颙遗事》一文记述：关中三李，以文结友，各学所长。因“命之苦同，境之困同，学之勤同，志之远同。”而聚在一起。年轻时常在一起切磋学理，在谈风论世中结下了友谊。康熙十四年（1675），李颙受李因笃之邀，去富平县讲学，寓李因笃家里长达四年之久。李颙和志同道合的李柏、傅山、王宏撰、顾炎武等名儒云集富平，切磋学问，探讨宋明理学的得失和利弊，修正谬误，共同探讨反清复明的道路。由于李颙年龄最长，年老之时，富平分离之际，李颙对两位学弟恋恋不舍地说道：“至如今，兄发戴雪，弟头蒙霜，年至老同……”潸然泪下，流露伤时悲感之情，由此可见，关中三李的情谊笃深。
然而，李颙平生最为知己的却是浙江临安人骆钟麟。
顺治十六年(1659)春，时任盩厔知县的骆钟麟，由于崇敬李颙的学问和为人，下车伊始，便到李颙草庐，竭诚造谒，并拜其为师。此后，每有闲暇便登庐造访，并在生活上大力资助李颙。李颙之所以能赴江南开坛讲学，阐述己见，教化人心，也是缘于骆钟麟的由衷邀请，没有骆钟麟，李颙很难坚持讲学至辞世。以至于为他赢得了“江南三大才子顾、黄、王，江北关中三李首二曲”之美誉。
李颙不仅学问渊博，以文会友，结交贤达，同时，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一生清贫廉直，顾惜名节，屡拒朝廷征召，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颙主讲，以“仆臣僚绅士，又非武弃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宽衣簿袖乃庶人常服。”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第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颙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颙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颙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颙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李颙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李柏对他这种“一臣不服二主，志不仕清”的反清思想尤为赞同，敬仰他是“天之北斗，地之泰山”。关中的学者则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就连康熙皇帝多次下召，他也均以年老体衰有病行动不便为借口拒不召见。康熙深知其望重志坚，难以相强，方才亲书“操志高潔”匾额及诗幅赐之以示褒奖。李颙的高风亮节也得到海内学者的敬仰，顾炎武因此称赞他是学者们仰望的“泰山北斗”。
李颙的思想学术对后世影响极大。当今文化学者纷纷著书或撰写论文进行研究。其中，张波所著的《大家精要•李颙》一书，立足于史实，通过揭示李颙一生主要的经历、社会活动与心路历程，呈现其作为清初遗民思想家对节操、志业、学术思想等方面的抉择与持守。并尽可能深入浅出地穿插介绍相关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及相关思想学说。多角度地丰富李颙形象，还原历史境况，有效地揭示李颙思想的特点与时代思潮的嬗变历程。
除此而外，还有诸如史介的《浅谈李二曲的理学思想》，张艳婉的《李二曲道德修养论》，房秀丽的《李二曲理学思想研究》，邓娟的《浅析李二曲反思理学的独特性》，李金福的《 李二曲心性论思想研究》，孙萌的《李二曲是如何兼取朱子陆王的——与王昌伟先生商榷》，俞秀玲的《李二曲心性修养思想评析》，邢立宇的《李二曲“明体适用”说研究》，陈张林的《李二曲思想研究》，吴宗琴的《李二曲理学思想探析》，罗嵘的《从明体到适用——李二曲(颙)的伦理思想研究》，卢建筠的《李二曲的治学致道精神及其对当代教育研究的启示》，常新的《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米文科的《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等等大量研究性学术文章纷纷在报刊杂志刊载，不胜枚举。
毋庸置疑，李颙是我国明末清初闻名华夏的一代民间鸿儒。他于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未时在家中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九岁。其墓位于周至县二曲中学大门前50米，310国道以西30米处，占地面积81平方米。为纪念这位古代伟大的关中大儒，其墓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周至县政府还将县域城关镇改为二曲镇，1992年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立了保护组织后又树立了保护标志，2006年又建造了陵园，并在其纪念碑上顶为其建立了高大儒雅的雕像。碑文《二曲先生传略》则由民间教育家景庆勋老先生撰写。李二曲的美名已成为周至县历史文化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学说永照千秋，将世世代代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2016年5月21日
【纪昀清，本名纪堪迎，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