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句诗说开
在书店淘书，无意间遇到了袁枚的《随园诗话》。信手翻阅，居然在其中的卷五看到了下面一则论述：
元遗山讥秦少游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昌黎《山石》句，方知渠是女郎诗。”此论大谬。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杜少陵诗，“光焰万丈”；然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分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是双。”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东山》诗：“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周公大圣人，亦且善谑。
原来也曾听说过对秦少游的这首《春日》与韩愈的《山石》的对比，只是没有留心细察是谁的言论及出处。今日得见，方知始末。尤感惊喜的是袁枚又由对比比出的杜诗，恰恰是从前想回答却迟迟未能付诸文字的一个问题，就是：“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这么香艳的句子，会是杜甫的吗？而我的想法和袁枚先生的此说恰恰是不谋而合。
《月夜》中诗人从对面写来（这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一样的），通过遥想妻子对自己的殷殷相思，写自己的绵绵深情。“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两句，采用严整的对仗，从嗅觉、视觉、触觉塑造了一位月下思远的美人：闺中发肤，云秾玉洁，栉沐生香，我见犹怜。她闺中望月，已是更深露重，云鬓被雾湿，玉臂因月寒，却依然难以舒解相思之愁。这里的“香”“寒”深想似乎只有十分亲腻之人方能了解感知。以这样的词句塑造形象，若是出自花间词或者婉约派再自然不过。若说出自“诗圣”之手，且当时他已年逾四十，与他一贯的诗风太不像。不过，话说回来，虽说杜甫被誉为“诗圣”，因诗歌中无论穷达，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从不略减分毫而著称，但是，“诗圣”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并非一直正襟危坐、蹙额皱眉地想国计民生，他也是血肉之躯，他有自己的妻儿，对他们他有自己私情密意的时刻。(连弘一法师在圆寂前不久还想人间事、家中事，何况被梁启超称为“情圣”的诗人呢。）据载，诗人妻子杨氏小他十岁，是位品格端方、容貌亦美的千金小姐，而且也是颇懂诗文的。两人婚后伉俪情深，患难与共。公元756年，因为离乱，诗人和妻儿分隔两地，而诗人不幸又被叛军俘获，身陷囹圄，押解到了长安。此时，情形不明，又适逢月夜，回想曾经琴瑟和谐、夫妻恩爱的旖旎时光，想到曾经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诗人心里思念妻儿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深切的也一定是真切的。这种至性至情不需要掩饰，也不需要夸饰，是人之本性天性。情之所至，文之所从，“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是诗人那时那刻内心真情感的真实而又自然地表达。这满是儿女私情的两句诗，让我们感受到了杜甫光焰万丈、烛照千古的情怀之外，作为普通人自我生活极性情的一面。这一面不但无损他的形象，相反恰恰是这自我的有情一面，杜甫的形象才更真实丰满，情怀更显丰厚博大，作为诗圣才显得可敬亦更可亲。
若是觉得“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不像是杜甫的诗句，那么来看这样一首诗：“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诗读来活透着浮浪子弟为自己见色起心的流氓言行自鸣得意的神态，王国维据此评说“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你觉得这作者会是谁呢？若说这个遇见佳人便薄言挑逗的人，是那个被柳亚子先生称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的清末思想家爱国诗人龚自珍，你能相信吗？我起初感觉真是惊掉下巴。但是查阅了资料后知道，真的就是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定庵，并且，这也并不是他唯一一首艳情诗，至此才不得不信。可见对于文人，以偏概全是无法了解一个完整真实的他的。
由对这两句杜诗的怀疑，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主要的艺术风格往往会深刻地影响他给人们的印象，造成对他本人印象的平面化简单化。其实，每个文人，除了体现主体风格特点的作品，也大都有些流变风格的作品。较典型的，如婉约派的李清照，既写过诸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样细腻柔婉的句子，也写过“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类雄浑豪迈的语句。《红楼梦》里，目下无尘的林黛玉既有“孤高傲世携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之句，其实也写过“盛世丁人旺，农夫耕织忙”这样随时逢迎的句子。“珍重芳姿昼掩门”“借得东风力”“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这些风格迥异的诗句都出自“温柔敦厚”藏愚守拙的宝钗。（而一部《红楼》恁多诗文，全都出自曹公之笔。）忽视、无视主体风格之外的“变”就无法全面认识评价一个人。这一点，鲁迅先生在《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有如下论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鲁迅先生很幽默地告诉我们人不止一面，文人亦不止一面，自然文风也就不止一种。只依据部分作品印象式的评定一个人的艺术风格是不科学的。
说到这，想起前不久读到的一封情书。信是这样写的：“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渡过豫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署名“小白象”。当时怎么也难相信这封情书是鲁迅先生写的。（信里的“乖姑”“小刺猬”是许广平，而“小白象”是先生。）因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骨头特硬脾气特臭的文人，特好骂人，文风犀利辛辣，如匕首，似标枪；嬉笑怒骂间把对手披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反击之力。可是读了这信才发现原来恋爱中的他说起情话也是和普通人一样，令局外人感觉肉麻牙酸啊。不止于此，他疼爱孩子的程度也很出人意料，甚至招来了友人的讥诮，他却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如何不丈夫。”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就像袁枚所说：“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只要是用语体式和情感相称就可能写出有境界的诗文。否则，强要求一种风格，杜甫思念妻子也写的高风亮节、慷慨激昂，鲁迅写情书也笔调辛辣犀利、剖根揭骨，那才真真像文革中逢开口必先说句语录一样，叫人笑掉大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