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祠
妻时常和我开玩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文化吗？因为我在韩城上过学。”那种口吻有一种对文化的认知感和对崇尚文化地域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玩笑中让我对韩城有了许多认识。妻说记忆中的韩城小学，课文背不下来，要么挨老师板子，要么面朝司马迁祠罚站。韩城学校教学严谨而又严厉，学风甚盛。韩城历朝历代文人贤才辈出，素有“朝廷半数在陕西，陕西半数出韩城”之说（明清时期，韩城出110位举人，仅徐村就有11位，徐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墨村”。徐村即司马后人居住地，由冯姓和同姓组成）。
今年四月初，妻退休后，要我陪同去一趟韩城，看看故学旧友，了却夙愿。我告假后欣然同往。
临近清明，西安亦是细雨纷纷。我头戴纷纷细雨从史前蛮荒的半坡遗址走过，见证了雄视天下的秦陵、兵马俑；目睹了秦二世的草草收场；威武的汉武帝茂陵，雄壮的昭陵；雍容华贵的乾陵，武则天不置一词的无字碑，杨贵妃华丽的落幕。统一、分裂、阴谋、沉冤、篡位、株连，缠绵的、绝望的冷酷的，身不由己的被历史的漩涡卷入，仿佛自己也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直面一个个王朝由胜而衰的过程。一阵眩晕过后，眼下，只留下一个个高大的封土黄丘。无论拥有多么宏大无上的权利，都成了游人脚下的泥土；时间，使一切帝王伟业变成了百姓眼里的寻常风景。只有黄河在这片土地上一如既往，源远流长
慨叹人生福祸相随，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定律，同时感悟，“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这句话的哲理
从古城长安一路驾车走来，司马迁祠就在眼前的山上。关中平原没有崇山峻岭，幽篁修竹。只这梁山在清明的晨曦中，呈现出的一片新绿，和遍及平原上的的桃花、苹果花、和着一树一树的梨花，给人以温柔和亲切的感觉。山脚下，微风轻轻，飘来一缕花香，静静地体味，有一股古老的气息，是山上松柏的，是古祠的，这片黄土地的，更是黄河的。
站在司马祠山脚下仰望 ，满山的苍柏影影倬倬，郁郁地营造出千年不变的肃穆气氛。不由自主的心生敬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黄河分娩了关中大地八百里平川，关中平原孕育了韩城，韩城走出了司马迁。这位睿智无比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用一部《史记》诠释了中国几千年纷纷扰扰的历史和华夏江山。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先哲用捕捉中华大地的声音，用心灵、用智慧制定了《太初历》，完备了二十四节气。
试想，一个受宫刑从狱中走出来的人。没有沮丧，没有沉寂，忍辱负重。凭籍数十年游学经历，披阅十六载，最终著成《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华美绝唱。从上古皇帝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纷争，跨越了三千年，详尽地记叙了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江河一样的雄心，如果没有山岳一样的抱负，如何才能著成这千秋史书？那灿若星月般华章，那汪洋恣肆的论述，紧扣时代的脉搏，像从天而来的滚滚黄河水流一样，去际会世纪的苍海。这样的人应是一种逍遥。因为它能够重内轻外，达到忘我。
越过古桥，踏上石条铺成的古道，上面有车轮碾轧、风雨侵蚀的痕迹，凸凹不平。木制牌楼上面的“高山仰止”四个字。是司马迁写《史记·孔子世家》时，赞誉孔子的话，后人把这4个字用到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也是赞誉司马迁品德高尚，德高如山，令世人景仰。
汉太史公司马迁墓，不同于历代帝王陵，在继位后便大兴土木，动用夫役不计其数，道不尽的豪华和铺张，地宫中随葬品有说不完的生前奢华富贵，甬道里斑驳的壁画。太史公墓只不过是个衣冠冢，朴素、简单、本分、低调、收敛而又不失大气。文人、学子多有瞻仰、凭吊、祈福。从他去世，历经西汉、东汉、三国时代，都淹没无闻，无人重视。直至到了1700多年前的西晋，汉阳太守殷济，某日回乡为母守丧，来到这个偏僻的山头，寻访瞻仰司马迁故地，拜读司马迁文章，为其史记的祥实典籍吸引，为其人格魅力折服。于是上表政府，做了这个大好事：将太史公的土坟包，改建成石室，立了石碑，大张旗鼓地为太史公修建了太史祠。
汉阳太守殷济，我查不到相关记载，只是在司马迁建祠功德碑上看到：“魏山苍苍，河水泱泱。殷公体风，山高水长”字样 。
令人不解的是，在司马迁死后的历代帝王逐鹿中原，你死我活，建立政权后却都愿意为司马迁祠做一些好事。
北宋靖康四年重建了寝宫。
元世祖忽必烈敕命改建司马迁坟茔。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为史圣改修了这座蒙古包形样的砖砌圆墓。
之后千余年历代皆有修葺。
特别是清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这次扩建由县令翟世琪与芝川乡老扬四可等二十人共同商议，在司马坡上架了一座天桥，用车把南塬上的土拉到司马祠前。没有几天，就填起堂基长9.6丈，宽5.6丈，把明堂填得又高又宽。为求巩固又将堂基及右岸用灰砖三层，从外严加封裹。基下左侧沟涧，自东绕而前，也填沟数丈为神路，并用砖石砌成九十九层台阶，拾级而上，高入云表。（导游语）
为什么后世这些帝王、政府官员、权贵、显要，乃至于与赳赳武夫，都热衷于在司马迁祠上做文章？个个突然变得温顺了，尊重文人了。我想，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此时《史记》已在全国广泛流传，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不仅为汉民族所接受，他主张全国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也正符合金元统治者的需要。也许还有一层意思，通过尊重史学家、文人，以期同时代的史官为自己在历史的长卷里留下体面的一笔，至少不会像始皇帝“焚书坑儒”的罪恶，留给后人诅咒吧！
莫来由，历史终将把邪恶、罪孽、伟大、平庸、兴亡等等交由时间和后人来评判！
在古代帝王中，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封建帝王。具有虎视眈眈的威严，雄踞天下的霸气，开疆拓土雄心，征服世界的野心。气度应该容得下一个史官，也许在他的内心并没有迫害司马迁的意思，他深知司马迁的才华。司马迁为降将李陵开脱的说辞，激怒了这个帝王，终被处以宫刑。当时却无人敢站出来为司马迁说一句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史学家的死因都成了千古之迷。我想，在司马迁之后班固的《汉书》没有涉及，宋司马光作编年通史《资治通鉴》著述中也没有资料记载。甚至连他的后裔也为了躲避这场灾难，纷纷逃离家园。跑到芝川附近的深山，改名换姓，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没有人喜欢政局动荡，杀戮，挞伐。司马迁也不例外，大抵他也喜欢那种沐浴在暖风中的祥和，要不他写下那么多扑朔迷离的战争之后，又专心于历法研究，为推进社会农耕不遗余力。何必用“一将功成万古枯”的悲壮来表明大汉的无比悍勇呢！我猜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冒死为降将李陵说话的更好诠释吧！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史那么悠久。汉武帝陵在咸阳依然巍峨着，司马迁坟茔在韩城同样肃穆着。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距不过二百里，黄河从西到东，牵引着这对君臣冤家遥遥相对。这样一个祠庙，在俯身和仰视之间就有了恢弘的气势，有了伟大的沉痛对照。
夕阳下的古祠一袭绯红，越发神秘，更笼着一层辽阔的深邃 。山色渐渐的沉郁，芝水恍若梦境的在面前渡过。闭上眼眸，有一种灵气在身上萦绕。看得见大河上下，黄土地上涌动着古风，走来熟悉而又陌生的太史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