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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

2016-01-14 13:11 作者:广玉兰  | 9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1970年1月,父母被下放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下乡不久,狗年节就要到了,父亲提出要回浙江义乌老家过年。

此时是家里的非常时期。

母亲是不同意父亲走的,她认为,刚来到这偏远陌生的农村,脚跟尚未站稳,举目无亲,前途未卜,怎么能有心思回老家过年呢?再者,从东北往返浙江一趟要花掉多少钱呀,临来之前,上级已明确告知要“断皇粮”,说要做长远打算,以后能否发工资还很难说,现在省钱最重要。父亲则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了,爷爷的年龄大了,他想看看老父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好宝(小妹)”带回,小妹不到1岁就送到义乌外婆家,现在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接回来了,路费是不少,可钱是可以再挣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父亲话不多,回家的想法不可动摇。

在下乡之前,在来与不来的问题上父母的意见就已经不一致了,父亲认为下乡是大势所趋,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来也得来,可母亲是想硬拖着不走,看他们咋办?可最后,我们一家还是来了。

到农村后,城乡的巨大反差,全家都不适应。母亲的心情格外不好,她会因芝麻小事不断埋怨父亲责怪我们,家里空气一直紧张。看着母亲的脸总是阴沉着,我们小孩没办法解除她的忧愁,只有谨小慎微,尽可能地多干家务,减轻父母的负担。

可无论我们小孩做得如何好,父母之间的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天,我听得出她们的吵架已经到了离婚的地步。平时,父母的争吵都是用义乌话,具体说些什么我不很清楚,可此次非同一般,因为她们在不停地说起我们四个孩子的名字,父母要离婚,孩子是要分的,到底哪个孩子归谁需要商量。我听出来了,她们争论焦点在弟弟,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她们谁都不肯放弃弟弟。听到这,我的心里极难过,我不愿意离开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愿意我们姐弟分开。可小孩子只能听从命运安排。最后我知道了争论结果,我和仍在义乌老家的妹妹归母亲,弟弟和姐姐归父亲。离婚是母亲提出的,父亲不同意,要么不离,一定要离的话那男孩就归他,父亲占居主动权,母亲只好同意。

已经到了要办手续的地步了,可偏远的农村谁管这闲事呀,到哪去办呢,父母的同事唐叔来劝解了。老同事来了,父母的情绪都恢复了理性,没有再吵,只是话语越来越少,家里变得越来越安静。

临近春节,父亲准备走了,可一想到长长的路程和独自一人的寂寞,他提出要带弟弟一道去义乌老家。要坐火车旅行了,弟弟听了自然高兴,上次回老家还在幼儿园混呢,我和姐姐虽有不舍,但还是极力赞同父亲带弟弟走,理由是他可以帮助带回小妹。我心里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希望父母暂时分开,离婚的事可以放一放,让弟弟去看看爷爷也好哇!

母亲还是强烈反对,弟弟的个头刚好过了买儿童票的标线,如果去就要买大人票,那钱太多了。可不同意也没用,她已是少数派,她拗不过父亲。

腊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乘坐火车一定要去洮南县城,洮南离这里有180多里地,这里出行都是赶大车,但马车走不了太远的路,更到不了洮南,也不知道有没有客车,当地人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出门的。

一个冷风习习的清晨,父亲带着弟弟出发了,我和姐姐用两辆自行车送行。

行李不多,都是生活必需品,有炒面、水杯,还有衣物,到了南方天气暖和用不着穿着太厚,薄衣服是要带的。我们将两个行李包放到自行车后架子上,推车徒步前行。公社的方向在北边,我们正好顶风,风太大,车子骑不动。

空旷的原野上白皑皑,几乎没有行人,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急切地赶路,生怕晚了错过车次。路上几乎是说不了话的,一张嘴,风就会灌进嗓子眼呛上一口,我们要和寒冷的北风作斗争,向前走身子是要向前倾斜的,要付出全身力气,不然就会走一步退两步,那样就到不了公社了。

不知是从哪来的力气,我们姐弟三人谁都没被拉下,那年弟弟11岁,他像个大人似的一声不吭,闷头走路,他不想成为累赘,他怕稍有闪失就会取消他回爷爷家的资格。此时倒是父亲的脚步略显蹒跚,顶风上坡,积雪深陷,寒风刺骨,东北的冬天路难行,这对习惯了南方生活的父亲是个考验。

终于到公社了,听说供销社门前是客车停靠站点,我们一路打听,一会儿就站在路边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脸冻得通红,嘴里吐出的哈气将头发、眉毛雕成洁白的冰晶。我们眼睛死盯着客车开来的方向,希望它快快出现。

远处一辆车开过来了,车后卷起一溜烟的尘土,开到跟前一瞧,是辆解放牌大卡车,又一辆车卷着尘土开过来了,定睛一看,仍然不是。

当地的百姓善良而淳朴,他们从我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判断父亲是插队干部,是刚来的外地人。他们好心告诉我们,用不着4个人都站在外面冻着,有一个人看车就行,其他人到供销社屋里烤火暖和一下。父亲听从了老乡的建议,我们开始轮流等车。

父亲与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已经有半个月没来客车了,今天来车的可能性不大,明天也够呛,也许一直到春节也不会有什么客车了。听此话,父亲的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

东北人善谈,为人诚恳,自来熟,对待外地人更显热情。人们见父亲遇到了困难,马上七嘴八舌帮忙想办法。供销社的负责人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说,如果一定要走,那就拦一辆大卡车,与司机好好说说,让他顺带拉个脚去洮南,可问题是这天太冷,驾驶室没地方,只能坐在敞篷车上,人恐怕受不了呀!父亲不想坐敞篷车,自己冻点没什么,孩子还小,冻坏了怎么办?他决定继续等待。

眼看着太阳升到头顶上了,一辆辆尘土飞扬的大卡车从供销社门前疾驶而过,客车还是没影,我们的肚子也饿了。父亲在供销社里买点光头饼干,午饭就解决了。

我们预感,今天的车不会来了。我们已不再关心突泉方向的车,我们已由急切转变成无奈。

公社所在地并不比余屯热闹,供销社门前算是人最多的地方,这里有集市,可冬天的集市异常冷清,只有几个小商贩在叫卖。父亲历来对集市感兴趣,他一会儿待在供销社,一会儿在门前来回走动。他突然想到,让我和姐姐回去时带点过年的蔬菜。到商贩那一问,除了大葱,其它什么也没有,是呀,这大冷的天,白菜、土豆不冻硬才怪呢!

经过短暂的讨价还价,父亲买了一捆大葱,葱白又长又粗,2角钱一斤,按照当时的牌价,这价格可不便宜,虽然父亲带的钱有限,可他还是狠下心来买了足足二十多斤大葱。他告诉我和姐姐,春节可以用大葱炒个葱包肉,很好吃的。

腊月的白天太短了,眼见着太阳就要落山了。供销社的中年人对父亲说,如果今天一定要走,就得马上找车了,不然天黑就什么车也没了。此时父亲只好下决心,坐敞篷卡车走。

父亲是最不求人的,他不好意思也不会拦车,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我们一家4口站在路旁,眼见着一辆辆大卡车呼啸而过,父亲就是没有勇气招手。此时那供销社男子忍不住了,他立即招手拦车,一辆卡车停在了供销社门口,那司机极为豪爽,听说是城里来的插队干部要搭车,二话没说,挥手让父亲和弟弟赶快上车,我和姐姐连忙将行李递上。

父亲和弟弟终于坐在敞篷车上了,卡车立即启动前行。瞬间,坑坑洼洼的垫道上扬起阵阵尘土。我们看到,父亲和弟弟已经躲在司机驾驶室后面避风处,他们已是车上货物的一部分,无法自控,他们任凭疯狂的大解放上下颠簸,左右摇摆,轰然远去,随风卷起的尘土落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一会功夫,卡车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夕阳西下,冬季那一抹淡淡的阳光已全部消失了,天气更加寒冷。

我和姐姐驮着那捆笨重的大葱摸黑赶回了家,心里一直惦记着路上的父亲和弟弟。当母亲听说父亲和弟弟是坐大货车走的,一个劲地说,人是要冻坏的,要冻坏的。母亲是最节省的,她将那捆来之不易的大葱放到房东家的仓房里,说是到了春节再吃。

不久,父亲来信了,他说那天货车开得快,里就到了洮南,第二天他们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狗年春节我们一家6口在三个不同地方度过,我和姐姐跟着母亲在东北农村的余屯,父亲和弟弟在义乌爷爷家,小妹在义乌的外婆家。

三十那天,当母亲去仓房取大葱时,发现那一大捆葱所剩无几,原来房东家二女儿经常空口嚼着的大葱就是从这里一根根抽走的,农村孩子没有零嘴吃,自家仓房里有这么多大葱,那就随便拿吧!

那是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没有了父母的争吵,没做什么好吃的,没包饺子,没有蔬菜,更没有水果,连鞭炮也没放,家里异常的安静。母女三人简单吃了晚饭,没什么事情可做,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没有电,连煤油灯也没点,月光从纸窗中悄悄地透射进来,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炕上。母亲心情不好,我和姐姐不敢吭声,偷偷地瞧着母亲,静静地陪着她,我们听着母亲一声接一声的叹息,她回想着文革以来她的命运,想着全家今后的生活,担忧我们孩子的前程。在这除夕之夜,她将不良情绪传递给我们,使我和姐姐的心也随之往下沉,再往下沉。

除夕夜,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小孩子们兴奋的叫喊,连狗和猪也被惊得乱叫乱跑。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但东北农村过年还是很热闹,杀猪宰羊包粘豆包,家家户户煤油灯挑得通亮。如果是父亲在家,过年无论如何也会包顿饺子吃,是会放鞭炮的。

狗年春节在淡淡的忧伤中来临。

一直到了3月底,义乌老家已经种地了,父亲和弟弟才回来,可小妹没带回来,外婆不让带,小妹自己也不愿意回来。在外婆家,是外婆、大姨、小妹的天下,父亲带着弟弟去接小妹,听说要带“好宝”走,那可不行,这里是农村,东北也是农村,而且是要冻掉下巴的农村,小妹也在大人的指使下一溜烟不见了踪影,父亲一点办法也没有。听罢,母亲脸又沉下来,明年还要去义乌,还要花钱,还要去接小妹。

自父亲回来后,父母的关系缓和了,家里的气氛融洽许多,农村的环境逐渐熟悉,认识的人也多起来,善良淳朴的余屯人对插队干部、对我们全家都十分友善。从那以后,父母再也没有提起离婚的事,那道艰难的坎算是迈过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家人常常提起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提起那个寒冷的冬天。

父亲记得那年的冷和车上的颠,他们被高高抛起又重重落下,他告诉我,实际上他上了车是后悔的,他领教了东北的严寒,在零下20多度的露天车上一会儿就冻得合不拢嘴了,耳朵像是冻掉了,他将包里的秋裤拿出围在弟弟的脖子上,两人挤在一起取暖,到洮南时身子已经冻僵,腿围不过弯,几乎下不来车,他带着弟弟在候车室一个劲地打哆嗦,大约抖了半个多小时才渐渐缓过神来,如果当时冻伤了、冻残了就……,他不敢想。

现在回头看,那次回老家是值得的,受益最大的还是弟弟。他见到了慈祥的爷爷,了解了自己老家,他在义乌待了2个多月,与那里的孩子们混熟了,玩疯了。当他再一次回义乌老家时,已时隔20多年。再去义乌,那房子仍在,院子仍在,可家里已经没有了亲爱的爷爷。如果没有那年的辛苦,他的记忆里就少有家乡概念,感性认识就缺失,那样真的很悲哀,就像我一样。所以我一直羡慕弟弟,他有童年的记忆,有亲情,他会说上几句家乡话,知道一些老家的风土人情,而我则很少有,多年来,家乡一直是个十分淡漠而遥远的词语,我就像飘在水面上的浮萍,任由风吹随处游荡,不知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生活就是那么奇怪,当时的感觉是艰难是痛苦是惆怅,可回头看的感觉却有温馨有幸福,它是我们漫长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多的春节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唯有这个春节牢牢地印刻在记忆深处,越磨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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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的评论 (共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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