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1840年以来的屈辱（17）
33、经常有聪明人说这样的聪明话：你说一个人有问题，那可能就是那个人的问题。你说另一个人有问题，还可以确认为那个人的问题。你说大家都有问题，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这个推理不错。但这只是事情存在的一种情况。事情同时存在着多种情况。比如，有时候一个坏人遇到的是一群好人。但还有另外的情况：一个好人遇到一群坏人。甚至还存在一群好人对一群坏人甚至更复杂的情况。在复杂情况下，简单思维的高明人的话就站不住脚了。
我提倡人要有综合的错综复杂的立体思维，多层次思维，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的叠加思维。这样才会有一个精确的对错得数。
但人群中有几个人具备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康德的思维？大多数人的思维停留在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敌人一堵墙，有奶便是娘的使用主义思维，因此有几个人能认清复杂事物的真相。
我骂张琨的真相，骂严亮的真相，骂那头猪狗的稀少到只有猪狗才有的真相，谁能从表面看得清？
站在珠穆朗玛峰的人，看农民造的一个大粪堆很清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站在大粪堆上生出的一只蛆，怎么能看清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所以，我不和没有哲学立体思考问题的人论长论短的必要。我该骂的东西必须要骂，我敢报的恩我也知道报。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10件事中9件做的是好事，一件没做好，就骂人家。
同上面所说，这样的人也存在。但同样存在思维简单的人想不出来的多种复杂情况。我和这些狗屁东西之间可不是一件事与九件事的问题，颠倒过来是九件事与一件事的因果。如果他们不天天做恶事，我早就假装糊涂过去了。我不是没有听过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我还有举世浑浊我独清的独守。你能说鲁迅骂了那么多人鲁迅有问题？
但我骂的人也不是对我一点恩德都没有，我是大仇说大仇，小恩说小恩。冤说够了，我来例举我所得过的恩。
王永统对我的恩：1990年我当语文教研组长，派我去太原参加了一个全国化工技工学校教材编审会。我有机会在太原看了语文课本中的晋祠，有机会上五台山上拜神求佛，清洗我的心灵。
尚俊对我的恩：1991年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培训班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讲课。1992年派我去青岛参加国务院下属机构的政策研究研修班。顺道爬了泰山，看了孔庙孔林孔府。1994年派我参加国家经贸委举办的改革开放15年工业企业展览，近距离见到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开阔了我的视野。
但写文章需要我学习。在政策研究室写文章的方式是：一人走来走去或坐对面吹，一人拿笔记，这样动脑的辛苦和写字的辛苦就分开摊在两人身上，不是太累，所以谁写文章都要拉我去记录，因此大家觉得我没功劳有苦劳。一夜写3000到6000字的文章非常累，你一夜抄6000字试试，吃不消！
所以派我学习除了开阔视野也带有放松休息的照顾性质。
张琨给我的恩：带我去北京出差一次，开会一次。去新疆乌鲁木齐开会两次，游历了天山天池，吐鲁番，过果子沟，看艾比湖，到伊犁及边境，到霍尔果斯口岸。在无锡办过一个年会，经江苏进安徽，看了歙县牌坊，上了黄山，去了同里，上海。那时候我是教育处玩文字游戏的，开学术会是我本行。另外，在教育处，范子琪副经理特批一个会议邀请函，到庐山参加会议，取道成都，经重庆看渣滓洞，过长江三峡到九江上庐山开会。再就是张琨派我参与高考招生服务，接触了许多大学老师，也拓展了视野。这在经常有出差机会的公司机关来说属于正常工作，也属于我的业务范围，但我还是宁愿把它列入张琨对我的恩德。
至于张琨在教育处给我个副科长，我感觉我当个老师并不丢人，奔50的人了，当个副科长实在丢人。老师虽然也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职业，谈不上是阳光下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但也不算阳光下最丢人的职业。
我虽然受当中学老师20年的环境限制没机遇混个什么大点的长，但也绝没有把一个厅局长的职位看得多重，至于一个处级干部就更不会当作一种职业理想。凭心而论，我还是看重一个大学教授的专业头衔。
虽然我为处级干部写文章效犬马之劳丧失做人尊严，也是生存的迫不得已，拿国家或者企业一份工资总得做一份工作，仅此而已。但在张琨这种低层次人的心理中，他提我个副科长就是极大的知遇之恩，皇恩浩荡，我应该知恩图报，稍不随他意，不受他鸡肠狗肚的庸俗的错误的控制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就应该受到他的严责。
也只有不上档次的人，在快50岁才当个副科长，就高兴的头上的虱子都在笑，就大摆庆贺宴席，就感激涕零，到主子那里叩头做奴才的谢恩状。当个副处长都不至于这样吧。
张琨牙根不考虑我能为他颐指气使抬轿子已经是委曲求全了，能为他这种垃圾抬轿子已经是对他的报恩了。一头猪坐在凤凰抬的轿子上你还不光彩、还不满足？！
如果我在关键年龄段不是受强大国家强大人事管理捆绑的局限，早就自由飞翔了，你有资格让我给你抬轿子？！
而你不过沾了强大国家强大人事管理的光幸运拾了个处长，如果坐在北京雍和宫旁国子监的科举取仕考场上你能考过我？换句话说，按道德学识水平，你我的位置应该打颠倒。你并没有皇家血统，凭什么那个领导一定由你这没有规矩方圆的歪人来当。
尽管这样，我还是把一个毫无意义的职务也列入张琨对我的恩德。我不至于连你这点恩都不清楚，不领情，只是没必要张扬罢了。
滴水之恩是当涌泉相报。
但奇耻大辱，一河之辱，难道不应该海洋之报？
和张琨的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运算下来，我作为＂全兰化公司唯一能帮他忙＂的人，我对为他抬轿子的付出大大超过他给我的一点小恩小惠。恩怨相抵对冲，怨是恩的1000倍，我宁可不要这些恩也决不要受这些辱。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的特定的人事管理制度中，选择主子几乎不可能。中国人的谋生太艰难，有一份工作太艰难。中国人的饭碗太沉重，沉重的端不动。所以在中国的体制内的职场，只能＂嫁＂猪随猪，＂嫁＂狗随狗，＂嫁＂狼随狼，＂嫁＂虎随虎。只有领导选择你的权力，你没有选择领导的权力。所以忍耐成了人生存的上策。
新疆独山子石化的朋友骆伯毅说：＂对于我们，能摊上一个好领导就是福气＂。我再修改一下：能摊上一个正派领导，遇上一群正派同事，就是最大的福气。但覆巢之下无完卵。整个国家的风气坏了，到哪里去找正派人？
我们国家的体制，把一些浅薄的素质低下的掌权人放纵成恶霸，把老百姓欺压成奴才。所以有那么多官场恶霸，也有那么多底层的奴才，太监，公公。
考虑和张琨友好过，如果张琨还有脸求我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我依然帮他做。但他做的那些恶心事，挨骂是必不可少的，不存在忘恩负义的事。特别是他怂恿那头猪狗对我的侮辱和暴力，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唯一的巨大耻辱，我连雪洗耻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对于张琨这桩罪是罪不可赦，十恶不赦！在一个限度内必须清算。
34、严亮这个混球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恩可以沾边了。初次相遇，一上来他就把屎尿向我脸上抹。再后来接管张琨那头猪狗，坏事做绝，也把自己弄成无家可归的丧家犬。
严亮要学习张琨画虎，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张琨更坏，失败的也更惨。
张琨的坏属于自不量力，没有自知之明下的坏和怂恿坏人作恶的坏。严亮则属于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天性坏。老天送他投人胎的时候，就给他一个胎记，让他张了一双歪斜的眼睛标注他是坏人。
严亮在客观上保护和延长了张琨横行无忌明火执杖做土皇帝的淫威和时间。许多人对张琨及其一伙爪牙的疯狂猖狂大施淫威已经难以忍受，但不反张琨。为什么？因为张琨比严亮好一点，严亮比张琨更坏。如果让张琨下课，严亮必定出来上课。与其让严亮坏还不如让张琨坏，所以就任由张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怕严亮上来，情况更糟。所以容忍了张琨。
曾经有至少5个人对我说：不要骂张琨，严亮上来更坏。果然一个更恶的人赶走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有些恶的人取而代之带来的是更大的恶。
反过来，张琨这个有些恶的人也保护了更恶的严亮。张琨如果不是那样的飞扬跋扈，那样的独断专行，那样的刚愎自用，那样的不可一世，那样的威风凛凛，那样的胡作非为，那样的烂数票子，严亮就抓不住张琨的短处，严亮就没道理没武器整走张琨。
正是张琨把自己的刀交到严亮手上，才让严亮逼走张琨，自己上台并模仿张琨继续作恶，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个恶棍前后脚变成臭狗屎。
据说战后的以色列人一直追杀纳粹余孽。日本人把中国人蹂躏成那样，我们还自作多情的把继续作恶的日本人当朋友，鼓吹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结果人家就准备再开战。所以我主张做以色列人，要追杀恶人，追杀敌人。严亮这种恶人绝不属于宽恕的对象，必须要追杀。但严亮已经遁身匿迹，找不到了。
我曾给严亮一个手机短信：严亮，我慈悲为怀，超渡一个邪恶的灵魂，试图把一个吃屎的货超渡为一个吃饭的货，让你这猪狗在地狱去再造人形！让六道轮迥的轨道去处理这个邪恶的家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