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童年——硝烟弥漫

七十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政治上的“革命”，‘生产上的“浮夸”，搞得社会如喝醉了一般——人们失去了理智，到处充满了批斗，打骂，尤其是农村，除了时不时的批斗大会，游街，就是邻里之间，婆媳之间，妯娌，父子，母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打骂，似乎那都不是丢人的事。两个人正在吃饭，抬起杠来，就会碗一摔，打起来，第二天却会哈哈又坐在一起说笑。但对于小小的我，除了不理解外，便是万般的惊恐，那硝烟弥漫的时代带给我的童年的只有两个字——痛苦。

我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 ，犹如清朝末年——惨遭“瓜分”的局势。

祖上的富有，给我们家留下了大大的宅院，虽只有小瓦房三间，一个平房做灶房，但却分前后院，前院有枣树三棵，槐树，桐数各两棵，榆树一棵 ；后院全都是笔直粗壮的白杨树，大概有二三十棵。“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 梧桐花像百合,花瓣上透出紫色,蕊是黄色,挂在树上又像一串串精致的铜铃。酷热的夏天匆匆忙忙地来临了,梧桐花便像降落伞一个接一个地飘落下来。孩子们便捡起一个一个的吮吸根部，甜滋滋的。这时,嫩绿的叶子便迅速地接替了梧桐花的岗位。过不了几天,就长成了翠绿大叶子，是那么的厚实，强壮，尽管暴躁的夏日用尽了一切办法，可怎么也穿不过这一层“保护膜”，只得灰溜溜地滞留在上方。我们一家人总喜欢在树荫下乘凉。五月槐花盛开，香气浓郁，顺手撸一串，放在嘴里便可使用，也可用拌面蒸一下，用蒜汁一拌更是美味至极，还有榆钱与槐花功效相同。整整一个夏季，我们都可以享受无穷的阴凉，尤其是顺着树爬到平房上，可以躺在上面小憩，也可捻麻绳，做农活，别提有多惬意了。到了秋季，青枣红枣满树枝，除了我们解馋之外，还可拿到集市换钞票和粮票。冬季，小树林的落叶足以把自家的粪堆堆得老高，可以挣工分的。如果，如果没有周围的强敌，我们真的过着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悠闲自得。

然而，我们家的地理位置偏偏那么差强人意，南面是二叔家；西面是三叔家，他们的院子当然也很大了，只不过树少些。北面是远房的一个叔家，东面是两家，一家号称“惹不起”，一家号称“鬼难缠”。我们家确实被严严的包围着，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通往大路。他们的房子都坐北朝南，只有我家的是坐西朝东，可见有多不合时宜。把我们家轰出去，是他们共同的强烈愿望。

三婶长得身高体胖，走起路来震天响，骂起人来更是一绝，撅着肚子瓦着腰，一只手掐着腰，另一只高高举起，一上一下的指着我们家，喷着唾沫一骂，就是一晌。干得 更绝，下雨天，专门把老鼠洞扒开，往我们屋里灌水。母亲生性刚强，虽然生着病，也不会饶她，何况比我大很多的哥哥姐姐们又怎会听之任之，舌战之外，便是武力相向，小小的我躲在他们身后，就会哭泣。

二婶是个赤红脸，身体瘦弱，看似弱不禁风，却是个外柔內钢的主。一生都没有赢得二叔的爱，一生都在讨好二叔，那一肚子的怨气啊，都撒在了我家。按说，我们家住在她家后面，应该惹不着她，可她一见到我家人，尤其是父亲，就开始骂。究其原因，二叔结婚时，爷爷没有能力，是父亲做主办的婚事，没有新的户棚席，父亲就把自己的拆下来给二叔搭上，没想到二婶一连生了五个公子，就迷信是用了旧的户棚席。母亲一听她开骂，就会站在大街上骂她们家：忘恩负义。说来话长，二叔求学时用的钱大都是母亲从娘家拿的，每次走时母亲就把最好的玉米面馍，让二叔带走，作为长子的父亲，又张罗着给两个弟弟成了家，把好点的瓦房，都让给了他们。她们是没有一点感恩之心的，只有二叔是个教书的，有文化，见二婶骂人，拉住就打，久而久之，二婶也有了经验，只要二叔不在家，就采取行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母亲是个病秧子，几乎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药物。被两个婶子的“舌刀”割来割去，病情就会加重，往往半夜犯病，就得找人绑上担架，快速抬往医院抢救（那时没有120）。

人们常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父亲兄弟三人的争斗，怎不惹来外敌的虎视眈眈！趁着我的父母在医院，“惹不起”用石块把我家的东南角圈出了一个厕所，圈走了一棵枣树；“鬼难缠”紧挨着圈了一个猪圈。虽然哥哥姐姐都去奋争，把石墙推到，但他们还是不要脸的在那儿大小便，喂猪。父母回来后，趁“惹不起”下蹲着大便，一棍子下去，打断了他的肋骨。大队支书来了，解决办法：我家赔不起医疗费，只有“割地赔款”；“鬼难缠”一看情况不妙，白天不敢把猪放出来，晚上却要行动，父亲一怒之下，就把猪引诱到外村去，让他们家彻底找不到。他们怎会善罢甘休，又告到了村委会，解决办法依然是“割地赔款”。三婶一看，就怂恿三叔在西北角圈了个厕所,父亲面对外敌，本已恼火至极，又见内讧更是怒火中烧，拿起铁锨追着三叔要打，三婶扯起喉咙，骂将起来，骂了祖宗，骂爷奶；骂完爷奶，骂父母；骂完父母，又骂我们小一辈的，哥哥姐姐忍无可忍，就动手打她。三叔是不敢还手的，见三婶揪住大姐的头发，他便立即跑过去打三婶（还算有良心）。三婶吃了亏，就跑回了娘家，为了让她回来，我们家只得让步。后面的一家一看如此热闹，不参加岂不显得无能，也开始散布谣言，说他家前面有“拍手杨',让他家阴气太重，孩子都不长个子，话里话外，就是希望我们家赶紧挪出去。

在遭受了“炮轰”“瓜分”之后，母亲病得彻底下不了床，每天睁开眼，就骂父亲没本事，我们兄弟姐妹无能，几乎每顿饭都是就着谩骂咽下去的。最担心的就是过年，母亲在床上连哭带骂，父亲边烧纸钱边愿意祖先把他带走少受点罪，大一点的孩子在蒸馍做饭，小一点的站在一旁抹眼泪。

父亲求爷爷告奶奶，生产队终于给我们家划了宅基地，又经过了千难万难盖起了四间小瓦房，把大嫂娶回了家，没想到娶回了个“母夜叉”好吃懒做不说，天天找事闹分家，而且在三婶的撺掇下提着父母的名字满大街叫骂。虽然当时这样的媳妇不止一家，但我们家摊上了这一个，是多么的不幸啊！印象中大哥似乎从不管大嫂的所作所为，只管上他的班。有一次，大嫂把刚刚出院，尚拄着双拐的父亲推到，激怒了二哥二姐，把她痛打一顿，大哥见大嫂吃了亏，背着棍子到处找他们两个要打，无奈两个孩子只能一整天躲在玉米地里，大嫂蹲在我们烟炕门口（当时老房子已拆，准备盖新房，所以暂时住在村中的废气的烟炕里），不停地骂着，给过往的人展示着她的伤疤，发誓要灭了我们全家。那次，我没有哭，远远的看着她，看着这一个没有廉耻，没有教养，坏事做尽的妖魔，在那里张牙舞爪。除了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嫂子悲哀之外，更多的是给予这个没文化，一个字都不识的女人怜悯，她真的好累。（活该！）

我搞不清那个时代怎么了，整个村庄家家如此，就连支书家也不例外。谩骂，吵架，打架，都是家常便饭，仿佛谁家缺了反而不是家了。在我们家里，我是挨骂最少的，或许是因为我的体弱，懦弱。二姐是挨骂最多的，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为了给我们争取最大利益，常常与大嫂发生正面冲突，又因个性太强，性格又倔，与母亲也合不来，常被母亲骂。她上中学时就已经担起了我们全家人的衣食鞋袜，即便大哥结婚后也是穿二姐做的鞋。初中毕业后就成了家中的主劳力，上得伺候母亲，下得照顾我么弟，妹，还要时刻提防那个“恶魔”。在我们当时的家里，出力的是她，受罪的是她，不讨好的也是她。现在想想，我还好心疼她。

1986年，二姐出嫁，父亲蹲在灶屋哭得站不起来，我们也仿佛感到天塌了一般。奇怪的是，母亲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竟能下地干活，并且给我洗衣服了。然而，母亲旧习难改，还时常骂人，尤其是骂父亲，我便写了一篇文章，叙述并阐述了骂声给我这个学习优秀者造成了多大的困扰，然后，声泪俱下的读给他们听。从此，家里便没了骂声，村里的骂声也少了，忽然间，社会就变得文明起来了。

人们睁开眼，便匆匆忙忙，阅微信，查邮件，洗脸，刷牙，涂脂抹粉，去上地，去上班，去奔波，去赚钱，去锻炼，去寻找幸福，快乐……，再也没有人空闲下来——骂人了。

真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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