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雨季（九）
搬进了新的寝室不到一天，我就预感得到自己是“才出虎穴，又进狼窝”。
那小小的一间屋里，要住四个老师（其中一个就是老梅啊！吓人），两个小孩，四个床头柜，一个大衣柜。我一搬进去，头就晕了，因为衣柜必须放在我的床头，因为窗户没有窗帘，那么我的床头柜就必须放在窄窄的过道上，既碍眼，又碍路。原来住的三位老师倒沉得住气，冷眼看着我，一句话多不说。我明白我是不受欢迎的，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小心翼翼，他们的任何物件我是都不敢碰的，害怕触怒了哪根神经，战争一触即发。无奈，只好把它放在衣柜这头。
一周后，她们发现她们的冷战没有起到作用——我没有搬走的意思（我也是在没有脸皮再去找领导了），只好“怀柔”了。先是我顶铺的余老师和我说话了。
那是一个傍晚，西天的红霞燃烧的正旺，我们两个沿着操场散步，她，尖尖的嗓音，时而夹杂些普通话，让我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有一点挺让我高兴得——我们是老乡（西半县的），有一点担心，另两个老师老梅和老王也是老乡（东半县的），这样，很自然就是两派，危险！
梅老师和王老师都带着孩子，这让余老师很讨厌，余老师喜欢化妆，这让她们两个很看不惯。我，无所谓，能有容身之处已很不错了，哪里还敢期望什么。自从搬进来，我就对连个孩子非常好，每当她俩有晚自习，我就帮着带。我没有巴结的意思，心想：无论大人有什么隔阂，孩子是无罪的，何况那也是举手之劳，孩子也蛮可爱，姨姨长姨姨短的叫着，听着就不由自主了。真因为我的这种表现两个非老乡的人冰释前嫌，与我逐渐融洽起来，有时也会结伴一起逛街，这让老乡很不快，一天，把我又拉了出去“训”了一顿。
“你咋回事？怎么那么怕她们？”(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是……”
“不是啥！给你说多少遍了，俩孩子都上二，三年级了，早该住寝了，现在，天越来越热，怎么都不方便。”
“小孩子……”
“小孩子！也是男性公民，你搞没搞清楚！”
我无语，只能望着远方，祈祷时间过的再快点，让这一切都结束在黑夜中吧。
春天来了，寒意渐退，白天渐长，鸟语花香，而我们的寝室味道也变得更重（学校只有在学生离校前一天，澡堂才开，并且是两周休息一次）：汗味，脚臭味，脂粉味，小孩的屁味，糅合在一起，再加上“火药味”，让人窒息，只有进去适应一会儿，方能忍受，然而早起回头沉的厉害，室内的二氧化氮远远大于氧，I can't stand !于是，只要没早晚自习，我就请假回家，否则会闷死的。
但是没想到，回去也是错。
一天早晨，我踏着晨露，聆听着鸟鸣，嗅着油菜花的清香，欢欢喜喜地来到学校，一进校门，就望见我们寝室的前面围了一堆的人，里面似乎还传来了哭泣声，我加快了脚步，走上前去问：“怎么了？”
“老梅两千多块钱丢了。”有人告诉我
“这么多！”我冲口而出。
“是呀。她，两三个月的工资呢！”那个人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
“我昨晚回家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慌忙解释。
“你回家了？”
“老卢，先别问了，董事长找你，王校长匆匆赶来，拉起他就走。
我推开人群，走进室内，老梅捂着脸在哭，老王很不自在的陪在一旁，老乡满不在乎坐在床上。
“……你好好想想，你的钱都谁知道？”董事长夫人问。
“老王知道，我就给她说过。”老梅哭着说。
“她是给我讲过，这三个月的工资，她不拿回家，让我帮她圆个谎，就说没发工资，我可不知道她把钱放哪儿了呀！”老王急忙解释道。
“你昨晚又请假了？”董事长夫人一见我，就瞪着眼问。
“哦，……”
“就你事多，从开学来，你就没少请假！”
“我没有耽误课呀！”
“不耽误课，是不是都可以请假回去，我的学校还办不办。”
我去！干吗把矛头指向我呀，昨天，她还微笑着对我说：“又回去约会，我支持你。”
今天就变脸了。老乡过来拉了我一把，示意我闭上嘴，我们两个退了出去，她附在我耳边说：“她，活该！天天一副门神的脸，摆给谁看，那么多钱，不放在银行，放寝室，真假还另一说呢！”
“千万别再这样说了！”
“我才不怕，我又没拿。”
这时，预备铃响了……
三天，整整三天，我们在寝室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一天三顿，给老梅端饭，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带着“可疑对象”的帽子，室内室外，都不敢多说一句话，都不敢稍稍地放松一下脸部表情，尤其是我和老王，坐在办公室只要有人问起，我们便满含眼泪，去同情她，去解释自己的清白。天天如此，时时这样，我都快崩溃了。无数次找领导追问“破案”情况，希望警方介入。但好像有损学校声誉，始终也没让警察来。更可恨的是老师中再传董事长夫人的话：“就跑不了那个寝室的人。”一时间，我体会到了，窦娥之死的滋味，渴盼着“四月飞雪”。除了茶饭不思，更无心上课。几乎每节课结束语都是一样的：“梅老师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大家帮帮忙，找找线索。”不知是神经有了问题，还是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向学生求助了。
第四天，早饭过后，董事长夫人满面春风，老远就朝我喊道：“海霞，事情解决了！”
"咋回事?”我箭一般地跑到她身边，急急地问道。
“她班的学生拿的，周三下午第四节，趁老师都在开会，这两个学生发现你们的门没锁，一个在门口望风，一个去拿的钱，晚上跳墙出去花去了一百多，剩下的埋在了冬青树下。”
“学生怎么知道，我们寝室有钱？”
“还不是她说出去的。”
“怎么会？”
“怎么不会，开班会，她让学生勤俭节约，以自己为例，说她三个月如何节约了两千多。xinqiu！”
“你不是怀疑我吗？不是怀疑我们寝室的人吗？”我真想说，想想还是算了。
“我要去告诉她们俩！”说完，我便快速跑去，我要告诉他们。这时“1949年”了
老王知道的比我早，我们俩一起去找余老师。
“有什么好激动的，‘谁吃盐谁发渴’，咱么又没拿，干吗低三下四地伺候她三天，走，找她理论去。”
“算了。找到了，就皆大欢喜。”老王息事宁人地说。
“你可别忘了，你可是头号嫌疑对象……”
“走了，走了，快上课了。”我知道马上要提到我，赶紧拉老王走人。
在生活中，有些事是不能太计较的，该忘掉的还是要忘掉，否则会气死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事后，老梅虽没有向我们道歉，也没有感谢，但样子上却很尴尬，想必，她的心境不会比那三天我们的好多少。上天待人还是很公平公正的。
此后，董事长夫人对我好得不得了，一有机会，就会和我开玩笑。我便面应付着，心里却要与她拉好远好远的距离。
忽有一日，她跑到我们办公室叫上我和其他语文老师，去听小学的课，我忙说：“您忙糊涂了吧，我是教数学的。”
“知道，是听你老乡的课，所以让你去。”
我的老乡，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要护着她。她，四十多岁，来自农村，却极爱打扮。留着金黄的长发，眉毛画得很浓，（别人老说是两根碳棒）；眼窝很深，眼线也画得很重；高高的鼻梁；小嘴，涂得鲜红鲜红，勾着醒目的唇线；脸上脂粉过厚，让人看不出一点活动的面容，（别人说石膏脸）。看头部，是一个挺漂亮的外国女郎。但她的穿着有很中国化，尤其是30年代 ，上海滩女人的风格。旗袍有几套，春夏秋冬各不同，花色很艳，印象中有一套大红的（也许是结婚时穿的），穿了一晌，董事长夫人强令她换掉；从来就没穿过平底鞋，而高跟鞋又是那种前面尖尖的，鞋跟细细的，走起路来，一拧一拧的，有些男教师和学生会跟在后面学她。背地里，他们都叫她“妖怪”。我总开玩笑地说：“这叫时尚，只是你们欣赏不动而已！”
我们几个踏进她们班，让她和小学部的听课老师都很吃惊，我示意她镇静，同事用目光给她鼓励。坐定之后，上课铃便响了。
“同学们，首先欢迎各位听讲的老师，鼓掌。”她一张嘴，前半句是普通话，后半句就是河南话。让人听了，既别扭，又可笑。哪一节讲的是《圆明园》，见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怎么有联系上了日本侵华，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她一跺脚，大声问学生：“要是列强侵略我们怎么办？”
“杀了他们！”学生呼声很高。
“对！咱拿起机关,“嘟嘟嘟……”都把他们射死！”说着，她还做了，弯腰，端枪，瞄准的动作。
“哈哈……”听课老师笑翻了，我也晓得差点背过气去。学生没有笑，回头诧异的望着我们，好可怜！
她认为自己讲的太精彩了，刚开始的矜持全没了，放开了嗓门，半土半洋的得意的讲着 ，我没敢再抬头看她，怕再笑出声来，盯着听课记录，不停地重复写着：shemale show，shemale，show……。
终于下课了，我快速溜掉，我是绝不会参与评课的。没想到，刚到办公室，那几个语文老师也笑着，捂着肚子进来了，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课堂上的“精彩”情节，是不是，还要我证实一下，我听不下去，装作上WC,匆匆走了出来，真是倒霉，恰好碰到董事长夫人和两个校长。
“海霞，过来，谈谈听课的感受。”董事长夫人很微妙的朝我笑着说。
“我是教数学的，不太懂。”
“别谦虚，谁不知道，你是中文系毕业的。”
“讲讲吧，听说她的课很有特色。”
看来，好难逃掉，可我又不知如何评讲，方能显示自己有水平，又不让老乡丢掉饭碗。正在难以抉择时，老史过来了。“我的大救星！”我心里暗叫。
“问史老师吧，我有急事。”说完，就往wc跑去。
晚上，老乡又把我拉了出去，问讲得怎样。我先肯定了一些优点，让后就提出了普通话的问题。
“我普通话当年考上的是甲级，怎么，你听着不标准？”她有点生气，似乎还带点鄙视我的语气质问道。
我一愣：那个考官晕了头，或是耳朵有问题，或是普通话还不如她的。我笑了笑，回到：“里面夹杂太多的土话！”
“那是为了活跃气氛，……”
我又无语了，开始望着远方，听她的“侃侃而谈”。
过了两天，她突然流着泪告诉我，学校下了她的课，让她只管理学生，“生活老师”我马上反应到。
“为什么？”
“说我打学生了，有家长告我。”
“你打了吗？”
“我只是脱了鞋吓唬吓唬他。”
“脱了鞋？你怎么想的，你是老师，不是农村妇女！”我有点气愤。
“我有没真打”
“你精啊傻啊，脱鞋就说明了你老师的素质，这牵涉到学校，老师的形象。”
她，一个劲地落泪。
“走吧，别呆在这了。”
“我不想走，我喜欢教学，他们说，让我先干着，过了风头再说。”她擦干泪说，“我会坚持下去的。”
我的傻大姐，这不过是学校的托词，哪里还有“再说”。随后，她就成了小学部餐厅的一个生活老师，工资由原来的六百降到了四百五，后又因为有其他生活老师提意见，再降到了三百。吕老师把我叫了去，很明确地告诉我，学校想让她走。但我不忍心把话传到，她真的太喜欢教书了，虽然不代课，她还在天天写教案，比我都认真数倍。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走，让她留下来。但老乡受辱，我感同身受。先给自家在外教育上的亲戚打了个电话，帮忙给她找个私立学校，应聘前再三强调，不会用普通话，就用土话讲，妆要化得淡一些，谢天谢地，终于听了一次建议，应聘上了。没有同学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