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端午
地里的麦子熟了，伴随着布谷鸟熟悉的叫声，端午节翩然而至。
童年记忆中的端午节是从黄河故道的那个小村落开始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懵懂的我对端午节的印记就是一碗煮熟的红白夹杂的鸡蛋。早晨起来，母亲端出用蒿草水煮熟的鸡蛋，或红或白的蛋皮，衬着淡淡的草绿，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我挑出最大最硬的一个，就上街找发小。发小们聚齐了，一场不期而至的较量便开始了。大家先把各人的鸡蛋放在地上，比比谁的个头大；然后，相互间轻轻一碰，看看谁的鸡蛋硬。碰破的，就吃掉。没碰破的，继续比，直至最后，也一样吃掉。大概因为我家在村头，鸡在外散养的缘故，好几次，我的红皮鸡蛋总是最后的王者。这便成了我童年时代端午节极快乐的回忆。
了解端午节的习俗，是在上了小学以后。学校设在大队院里，两口教室，50多个学生，一至三年级一口，四五年级一口。两位老师都是本村人。男老师姓王，人到中年，极为严厉，学生非常怕他；女老师姓李，刚刚高中毕业，因为没能保送上大学，就成了我们的代课老师。上了学，才知道端午节有那么感人的故事和诱人的习俗，知道了二千多年前那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知道了端午节吃棕子和鸭蛋、插艾草，知道了端午节在南方还有赛龙舟的习俗……于是，端午节在童年生活中变得明朗而丰富起来。以后的端午节虽然将鸡蛋换上了鸭蛋，但真正吃上棕子却是回到现在的老家，才变成了现实。
读懂端午节，是在读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之后。那位怀才不遇、嫉恶如仇，吟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远走他乡的楚国屈大夫；那位慨叹“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特立独行的天问诗人；那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伏清白以死直兮”的文人屈子；那位定格在华夏文明史上、光彩照人的龙的传人……是他，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读了他，才懂了魏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断然之举；读了他，才懂了唐代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悲天长叹；读了他，才懂了元代文天祥引颈就义、彪炳青史的豪情壮志；读了他，才懂了明代于谦粉身碎骨、青白为人的冰心一片；读了他，才懂了清代林则徐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销烟壮举；读了他，才懂了民国时期被誉为“谦谦君子”的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食美国救济粮的铮铮傲骨……徜徉在这个棕子飘香、艾草浸情、鸭蛋诱人、龙舟飞舞的节日里，我仿佛看到那位宽袍短须、仰望天空、对月长吟的天问诗人，正以心怀黎民的浩然之气行走于历史的天空中，书写着华夏千年文明的永恒。
流连端午节，始于数年前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尘埃落定之后。2005年11月25日，当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作为有着数千年炯炯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反思西洋节大行其是的背后，我们是否要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失掉的，难道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的话语权？记得前几年，在一节初中语文课——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上，当年轻的教师向学生提出这一问题时，不仅是学生，连听课的我们也一时哑然。大师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代表着民族文化的制高点。一个没有大师的民族，难以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跻身世界民族强林。改革开放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亟待民族精英和学术大师的脱颖而出。深度透视时下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无论是世纪之初让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汗颜的“钱学森之问”，还是近年来广为社会关注的学术造假现象，试问：作为优秀民族文化的端午节，根在何处，魂归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