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作者:董长贵)
我家在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街37号的一憧六十年代修建的三层砖混楼的三楼二号房屋，平街进出十分方便。这层楼有四家人，3-1住的人叫黄妈（陈祥珍），与母亲一个单位。3-3号住着周妈一家（户主周治发，妻子胡永清），分别在自来水公司和重庆香料厂上班。3-4号住的是沈姐一家（户主杨美华，妻子沈林锡），分别在南岸建筑四队和重庆长江橡胶厂工作。
住家的楼处于四公里街中段的公路边，左边有肉店、菜站，右边有副食店、百货商店、饭馆，买东西十分方便。
我父亲董其轩1962年从重庆肥料厂压缩到巴县铜罐驿庙沟农村当农民。母亲李素珍在南岸区海棠溪运输合作社当搬运工人。大哥1973年从南桐矿区平山机械厂与人对调回重庆长江橡胶厂工作。二哥由1972年被重庆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推荐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大学。姐姐在邻水县1969年在邻水县当知青后被公社推荐到达县地区读农校，毕业分配在邻水县合流区农机站。
父亲解放前为躲壮丁，只身一人从垫江县来到重庆市中区太平门挑大粪，解放初期，母亲引着大哥、二哥由乡下步行来到重庆与父亲团聚。一下添了几张口，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帮人洗衣服，大哥引着刚满4岁的二哥到长江边拾破烂冲铁钉卖钱补贴家用
1953年的一天，刚下过雨，父亲便到家住的捆绑房顶捡漏，屋面很滑，一不小心从三楼房顶摔下，三天不醒人事，家中生活一下没有着落，还要负担父亲的医药费。家中生活重担落在母亲肩上，她每天除帮人洗衣外，还到河边筛炭灰卖，照料三个年幼的孩子。几个月后父亲的病才慢慢好起来。
1954年重庆肥料厂成立，父亲从市中区调到该厂。我们一家也由市中区太平门迁到南岸区四公里罗家花园居住。父亲先在肥料厂骨胶车间工作，后调厂伙食团任团长。(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罗家花园渡过的。映象极深的是1960、1961、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很苦。
每天哥哥姐姐引着我上四公里黄帝位山上挖蕨基头，拿回家磨成面，放到锅里蒸。这东西可以填饱肚皮，但吃下容易，屙出来难。清楚记得我大便时坐在尿罐屙不出来，胀痛的直哭，还是母亲用小木棍一点一点的掏出来。
这几年在我国历史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那年代生活十分困难，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一律定量，最高的人每月13斤，即使有钱在市面上也不到猪肉。一斤牛皮菜要几元钱才买得到。
我当时只有五岁，每顿饭油晕少，肚皮饿的特别快，一天到晚扭到母亲直喊“饿”。母亲都会将头天自已悄悄省下的稀饭给我吃。
我的家住在四公里罗家花园，其实这花园没花，只有几十间瓦顶平房，解放前是地主的房屋，我家房屋仅15平米，门外是一间大堂屋，成了各家做饭的共享厨房。小孩很多，这片房子里巷道不少，总爱揍在一起捉迷藏，做打仗游戏。人小不懂事，后面大磨房住有一六十多岁的黄婆婆，十几个小孩总爱围到她门口喊“黄婆婆开门哟，开不开，铁棒打，打不开，天上落把锁，咣当打开了”，常常逗得黄婆婆笑得合不笼嘴。后黄婆婆迁到北京女儿家去了。
重庆肥料厂进厂公路下边有一条小河沟，水格外清凉，流进厂里的一个池塘，岸边青青水草，鱼儿很多，池塘四周的堤坎上，有成排的杨柳。罗家花园的人都在河沟里洗衣服。
有一天，我跟随姐姐到河沟边洗衣服，姐姐洗衣，我在一边玩。忽然姐姐大喊“董四，看！看！鱼鱼”，只见狭长的河沟里，成群的鲫鱼从上游流下来，从姐姐浸泡在水里的衣服旁游过。
姐姐高兴的挽起裤腿，下到河沟里用手抓鱼，怎么也抓不到，站在水里着急。我急忙跑回家，拿来一个筲箕递给姐姐，运气不错，录到八、九条鲫鱼，足有七八两。二哥放学回家听说后，提起父亲捞鱼的虾扒跑到河沟又录了十几条鲫鱼。晚上母亲将鱼油炸起，打了回牙祭。
六一、二年灾荒年，天干旱，农村粮食谦收，生活很紧张，东西又贵，一斤牛皮菜要卖0.8一1元。
母亲是一个勤劳、闲不住的人，自已动手在河沟边的石头堆里，从远处池塘边挑来土，种瓢儿白、萝卜，贴补家用，为全家人渡过灾荒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那两三年，生活过的真苦，记得二哥、姐姐每天放学后，都要背起背篼，出去割草晒干，送到牛奶场换回玄糖吃。遇星期天哥哥姐姐不上学，都要出去割草，我常常跟在他们身后跑。
重庆肥料厂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水库—四南湖，湖边漂着一块大木板，上面可坐四五人。每次都是二哥下水游泳推着木板把姐姐她们连人带背篼送过湖，割完草再推回来。
一天，二哥与姐姐闹别扭，不推她们过湖，姐姐与几个女伴，只有坐在木板上用割草的镰刀划水过湖。划到湖中心，姐姐一不小心把镰刀掉进湖里。这下二哥着了急，怕回家姐姐告状挨骂，几次潜入水中也没把镰刀捞上来。 六三年生活开始好转，大哥从重庆一机校毕业回家，在海棠溪街道办事处上班，每月工资十八元。不久与邻居赵妈的女儿赵素珍恋爱结婚，大嫂母亲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在结婚办席这天大吵大闹，造成大哥心里不安，往厨房端碗时不小心把碗打烂几个，父亲生气给了他一巴掌。
那时没有自来水，罗家花园的住家户全到肥料厂内的一口水井挑水吃。井水干净清凉。家中挑水由二哥负责。
孩提时代有一次我差点走失，有一天与邻居一小孩跟姐姐到四公里街上买东西，在商店姐姐没留意，我与邻居小孩手牵手沿着公路往海棠溪方向走，天惭惭黑下来，人小找不到路，也打不清方向。三公里道班有一个姓张的工人见我们在路边哭，好心的引到他家里，给糖吃哄我们不哭，问家住那里，我只知道罗家花园，他便前往报信。一会工夫，父母亲、大哥、二哥、姐姐赶来把我领回家。
事后姐姐告诉我：“把弟弟丢失了被母亲骂了一顿，全家人动员起来四处寻找。大哥、二哥往黄桷垭、六公里方向，父亲往南坪方向，姐姐往海棠溪方向找。”姐姐寻找路过三公里道班，我还在工人家里哭呢！
那二、三年母亲没有工作，为减轻父亲的生活负担，常常在四公里街上卖广柑、桔柑、瓜子。我成天跟在母亲身后，眼睛盯着摊子上的广柑、桔柑，口水直流。迫于生计，母亲一般不会给我，只有当天生意很好，才给我一个。
六二年底，街道安排母亲去重庆水泥厂市建筑一公司上班，只有把我送进街道托儿所（原四公里菜站旁）。托儿所里小孩很多，里面有木马、索索板。里面可没外面自由，每到中午，我总扒在托儿所竹棍围栏边，目不转盯的望着南坪方向的小路，等着母亲身影的出现。母亲在水泥厂上班，中午休息二个小时，利用这点时间，将自已午饭的一半端回四公里托儿所给我吃。吃完了还柳着母亲不让走。每天早上母亲从家里送我到托儿所时，我都死死的抱住家里的门坎，不去托儿所。最后母亲不得不辞去建筑一公司的工作回家。
街道又安排母亲在海棠溪运输社四公里点当搬运工人，这样离家近。母亲只有将我交与亲家母秦素英（赵妈）带，她很喜欢我，给我最好的东西吃，引我上街买菜、买米，总要买给我一串洋姜片吃。
有一次上街返家时，我从街口煤店旁的斜坡直冲跑下来，摔了一跤，把左小腿摔断了。母亲、大哥急忙送我到骨科医院治疗，医生为我上了石膏药，用木夹板固守，回家休养。正遇六、七月间天气很热，那时电扇都没见过。晚上母亲将篾席放在家中的三合土地上，我小时候很胖，腿痛得睡不着觉，热汗直淌。母亲在我身边为我轻轻打扇，在母亲用汗水送来的凉风中进入梦乡。父母尽了最大的力量，买了白糖和饼子给我吃，增加营养。二哥每天从罗家坝十七中放了学后，步行到海棠溪渡口过河去三升堂骨科医院为我拿药。每隔三天，二哥一大早便坐头班轮渡过江到医院为我复诊挂号。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左腿仍红肿不见好转，全家人都很着急。母亲单位上的同事钟正芳介绍：“重庆日报社后面有一个私人骨科医生叫林正心，治好不少人。”母亲听过介绍后，马上背我过河进城找林医生治疗。林医生诊断后，开了三付药给我，回家七天后病情遂惭好起来。
六三年国家调整压缩工业结构，撤消了部分对国计民生不重要的工厂，重庆肥料厂也在撤消之列。工人根据自愿发给遣散费压缩到农村务农。父亲是共产党员，十分积极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填了全家到农村自愿书。起初母亲同意全家（除大哥参加工作外）一起随父亲下乡，在清理家具的那天早上，母亲吃水烟一不注意，“呼”吹出烟灰时，火星把床绷子烧了个洞。父亲一怒之下大吵起来，母亲说：“你现在这样凶，我们几连母到了农村不是你的下饭菜，得了行事的自已去。”
父亲争硬气只身一人到巴县西彭公社石塔大队庙沟生产队当农民。
那时我刚七岁。
肥料厂一撤销，我们家也从罗家花园搬到四公里街上37号底楼。大哥一家也搬来，成了我们的邻居。
父亲一走，家中的重担一下落在母亲的肩上。二哥、姐姐、和我都在读书。大哥一点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自已家中生活。
运输社的工作是重体力劳动，从老厂挑200斤石灰到南坪二机厂才得一个工，值1元多钱。当时交通不发达，汽车稀少，不少货物靠肩挑背扛。一到星期天，我们几兄妹不上学，便随母亲上山挑泡石和石灰。
二哥力气大，每天清晨从黄沙坎挑一担黄沙到十公里外的二机厂后才赶往十七中上学。姐姐则每天放学后背一个背篼到三公里半接挑猪肉的母亲，好减轻她肩上的负担。
大哥虽然已参加工作，若遇休息，也常常帮母亲挑货。大哥在重庆一机校读书放假，与几个人用板车去贵阳拉货，往返用时一个多月，草鞋穿破十几双，沿途都是大山，那时没有柏油路，全是石子路，路面高低不平，又高又徒，上一匹山要大半天，多的要一天。大哥从贵阳回来得了几十元的力资，交母亲一半，另一半大哥用作回一趟老家—垫江的路费及探望外婆和几个舅舅的礼物。
大哥从垫江返渝时把外婆引上来耍，顺给家里做饭。她老人家十分喜欢我，一放学跑进家门就喊“外婆肚皮饿了”，听到我的声音，她急忙挪动小脚到厨房生火热饭热菜。
外婆当时有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额头布满皱纹，园型的脸上老挂着慈祥的笑容。在乡下她与二舅一家一起生活。母亲曾于五六年把外婆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可外婆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又见城里人死后送火葬场火化，觉得死后烧着痛，就坚持回了乡。
有一天我放学后一进家门，肚子饿得直叫，“外婆，我要吃饭，吃油炒饭，”。外婆为我炒好油炒饭，端给我后，便到厨房收拾锅碗。我悄悄打开碗柜，用筷子挑了一砣猪油和一砣油辣子海椒拌到饭里，狼吞虎咽的吃着，这时母亲回家撞见，见我碗的饭通红通红，一把夺过去“天哪！妈啷个给董四饭里放这么多海椒”。母亲这么一喊，我不知是辣的还是吓的，头上直冒汗，满脸通红。母亲见状着了急：“妈！你来看，给四吃这么多海椒，心要烧坏了怎么得了”。外婆从厨房赶进来时，我嘴已辣得说不出话了。母亲与外婆二人忙给我灌凉水，送我到街上联合诊所洗肠。这下可真病了，整整在家淌了三天。母亲一个劲的怪罪外婆。在我病好的第二天，外婆执意返回垫江乡下。
一九七一年外婆在垫江老家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五岁。当母亲拿到报丧电报，即刻昏了过去，醒后大哭一场。因我还小没人照料，没返乡参加葬礼，寄去五十元作为女儿最后对母亲的一点孝道。
是啊！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历经千辛万苦，呕心历血抚育儿女成人。在自已走道人生尽头。后人会真实评论你的功德，留下深深的思念，你的美德会代代相传。
我们家有六口人，母亲对家庭的奉献，四兄妹牢记心里，永不忘怀。可对父亲却褒贬各半。
父亲压缩到农村后，于一九六四年调到冬笋坝—九龙修公路。路修好后留在道班当上养路工。在道班里曾任过副班长兼生活管理员。父亲没有坏心眼，但为人固执，班上同事十分厌倦他，每次政治运动他都成了对象。
我读初三时，部队在我们学校招学生兵，我应征体捡过关，在父亲单位政审时，他正被停职反省，有人推举揭发父亲“解放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协同国民党特务、军警用大粪泼学生”。此事重大，因而列为清查对象。这样政审不合格，我的入伍资格被取消。
老师告知我这一消息，回到家我感到十分痛苦，母亲知道我因政审不过关的事情后，极力给我安慰。
她当即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动身前往巴县冬笋坝找到父亲，让他一同到区里说清楚，父亲则死活不去，称：“只要我没做坏事，随便别人怎么说，组织上自已会去调查清楚的。”在那个年代，政治要求很严，升学、招工、参军家里父母政治有问题想都不要想（此前姐姐在邻水县当知青，大哥所在的长江橡胶厂前往招工，也是因父亲政审不合格而告吹）。父亲完全没有还有儿女没参加工作，会因为自已的政治问题贻误子女前途的意识。
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才不得不一同去区委，找到区委书记。父亲向书记回顾了当年的事，并说出了几个重要的证人。母亲对区委书记说：“你们要赶紧调查清楚，别人诬陷老董你们就相信，又不抓紧调查，还影响我了儿女的前途，所以你们不调查清楚我就不走。”见母亲态度之坚决，区委书记忙表态：“你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了马上将结果给你儿子学校去函”
一月不到，我们学校收到了巴县铜贯驿区委的政审调查函，才把我列入升高中的范围。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七二年国家恢复了高中招生，这是文革后的首次高中招生，意味着教育制度改革将要开始。七二年五月中旬，组织了初三年级应届毕业生参加升学考试。考试地点就在学校，由重庆市出升学考试题，区教育局派人现场监考，全区统一阅卷、录取。考试完后便回家等录取通知。当时有两种选择：考上了就读高中，考不上只有上山下乡当知青。
七月中旬，听同学说区里开始通过邮局发高中录取通知书，有的同学已经得到了通知书。我整天站在街边等邮递员，看有没有自已的录取入学通知书。
天惭惭暗下来，邮递员上午、下午都过了两趟，也没叫我的名字。看来是落榜无疑。当我恢心丧气的关上家门呕气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邻居沈林锡（在长江橡胶厂上班），她说：“我下班路过煤店，见邮递员在发高中录取通知书，便上前看热闹，只听邮递员问这儿有叫董长贵的吗？我急忙接过来一看，门牌号也对，正是你的，便替你代回来了。”我从她手中接过苦苦等待的通知书，“谢谢！谢谢！“。转身进屋将这惊喜的消息告诉母亲。她也十分高兴。是啊！要不是她老人家，我哪有上高中的机会。
父亲在元明道班上班，每月有30多元的工资，总以工资低仅能维持生活为由，不负担子女生活费。可道班里的同事，哪个不是有三儿两女，难道就不管吗？每次回家带些江津米花糖、红糖之类土特产，临走还要母亲付钱。
家里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不好，父亲应该负全部责任。他看到农村人家的子女分家，因财产分配问题，打得头破血流。怕我们今后也出这事，所以坚持大哥、二哥把他们结婚时给的钱交出来，由他保管以防今后扯皮。真是怪事，哪个儿女还得清父母养育之恩和心血付出。
我在学校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父亲：“天下父母最爱最疼的莫过于自已的儿女，可你却乘人之危做些不该做的事，若你要固执坚持，我们与你只有断绝父子关系。”
不久你气古食胀的从巴县元明返家，母亲把大哥二哥和我叫回家（姐姐当时在邻水县柑子区火箭大队当知青），开了一个家庭会，由母亲主持。母亲先狠狠的说了父亲一顿，意思这三个儿是不是你的儿，父亲当然承认。大哥二哥在讲话中表示了对父逼儿还养育钱的做法强烈不满。大哥向父亲摆事实讲道理。父亲最后不得不承认做错了事。但对我十分不满，认为我忘恩负义，这事是对我有好处。我毫不相让，据理力争，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才对我消了气。此事虽过去，气也消了，但在父子关系上却留下不小的阴影。
我家在四公里街37号一憧六十年代修建的三层砖混楼的三楼二号，平街进出十分方便。这层楼有四家人，3-1住的人叫黄妈（陈祥珍），与母亲一个单位。3-3号住着周妈一家（户主周治发，妻子胡永清），分别在自来水公司和重庆香料厂上班。3-4号住的是沈姐一家（户主杨美华，妻子沈林锡），分别在南岸建筑四队和重庆长江橡胶厂工作。
四家共用街边的一间公用厨房，因不方便，没人使用，只堆放各家的一些杂物。在门前过道上砌上炉灶，作起了厨房。每到傍晚，四个煤灶一起用柴升火，过道成了烟道，烟直往屋里钻，有人上街，只有从烟里冲出。
这楼没有厕所，每家备有尿罐，晚上七点多钟，附近的农民会挑着粪桶高喊叫“倒尿罐”，人们纷纷从家里提出尿罐倒入农民的粪桶中，然后用带出的水在街边刷洗。
窗外有农村的三口大渔塘，清清的池塘里可见游着的鱼群。我每在家总爱倚在窗台上，观赏水塘欢跳的鱼儿。可有时不得不被鱼塘中的充氧机发出的刺耳声音所打搅。
住家的楼正处四公里街中央，左边有肉店、菜站，右边有副食店、百货商店、饭馆，买东西十分方便。
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一天，母亲让我去邻水县合流区农机站，接在那里工作怀着孩子的姐姐返回重庆。姐夫张光华是重庆廿一中老师（他原是重庆四十一中的高中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七0年下乡在四公里附近的鲤鱼湾生产队当知青，参加了修建襄渝铁路，后经推荐到重庆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分到重庆廿一中教书），与姐姐结婚后长期分居两地。
姐夫托学生找了个顺路货车，上午在较场口附近的工农旅馆上的车。座在空货车箱里，抖了一百多公里，中午12点钟抵达邻水县合流农机站。姐姐正在吃饭，见到我十分惊喜，忙给我张罗午饭，那时生活条件很差，有干饭、咸菜就很不错了。
区农机站与水电站的房子边连在一起，下面有一个水坝将溪流拦腰截断，上面形成了一条小河，利用落差发电，供全区用电。
第二天，正逢合流区赶场，陪姐姐到场上，通过关系买到二斤猪肉，在农民手里买了四只鸡（姐姐已怀孕八月），以备近期回重庆分娩用。
合流赶场天十分拥挤，天气格外炎热。人们在穿场而过的公路边卖鸡、鸡蛋和农副产品，回到农机站已是满头大汗，姐姐将猪肉交给了炊事员加工。
下午太阳很大，征得姐姐同意，我下河里游泳。真凉爽，沿河游了五六十米，这里没有工厂，水绿绿清清的。上岸用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穿上衣服。
水电站的叁个人拖着电线，拿着一根绕有电线的竹竿，顶部用铁丝编织成的篮子，下河电击鱼。听站上的人说“昨晚几人喝了通宵酒，没什么下酒菜，便商商量量的约起下到坝下泄水处用电捕鱼。一人用绕有电线的竹竿伸入水中左右移动，“忽”一条一斤多重的鲤鱼被电击昏浮出水面，有一人专门观察，指挥另一人捡起放进身后的背篓里。
坝上很多人在观看两人捕鱼，忽然，人们惊叫起来，捡鱼的那个人在追遂一条浮出水面的大鱼时，不小心跌入深水中，被激流冲走，双手伸出水面乱抓，在旁边观察的那人忙冲入河中，游着“狗爬骚”去救人，游拢后两人扭成一团存入水里。拿竹竿的人见状，丢下手中的竹竿游过去，从水底救出一人拖到水边，先掉下去的那人在水面出现了二次，便再也没有人影。
水电站、农机站的人忙组织施救，附近的渔民也驾船赶来打捞，派水性好的人潜入水中捞人，因水急河深，没有效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人凶多吉少，必死无疑了。一会公路上几个人边跑边哭的赶往出事的河边。听水电站的人说，落水者是合流区粮站的职工。
第二天渔船继续打捞，仍未捞到人，直到第三天早上，弱水者才浮出水，被渔船打捞上岸，用板车拖回街上，人也变形，肚子鼓胀发亮。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见人生离死别的情景，人为一、两面条鱼而死真得不值。晚上睡觉，满脑尽是弱水人那庸肿的身躯，模样十分可怕。
来合流区的第三天，姐姐向站里的人移交了工作。第四天一早，我与姐姐提着行李踏上返渝的归途。每天有一班客车从邻水县城开往重庆，合流区是中途站，遇上人多客车一般不停。姐姐身怀八甲，预产期就在近几天，若搭不上客车返回重庆，在这儿滞留条件又差，真是急人。
合流区食品站里姐姐有一个熟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客车驾驶员常来找她买猪肉，彼此较熟，见到姐姐很是热情，满口答应帮忙拦车。她从站里搬出二根板凳，座在街边，与姐姐聊天。
上午八点多钟，从邻水方向驶来一辆省运输公司的客车，前挡风玻璃有标牌“邻水---重庆”。这女同志一招手，车停下来，她忙跑到司机门下，说了一下，司机打开了车门让我与姐姐上了车，今天运气好，还有二、三个空坐位。客车徐徐开动，离开了合流，客车于中午12点抵达牛角沱
根据姐夫的安排，姐姐径直去重庆市第五人了医院分娩。从牛角沱转车到朝天门过河，再由玄坛庙爬山去五院附近姐夫租的房子。坡很陡，姐姐行动不便，我提着全部行李，走拢五院时已满身大汗。我又到重庆金属工艺厂找到张伯伯（在该厂伙食团当炊事员），来租赁屋开了门。租的这屋三面石头，底层，夏天很凉爽。下午二点姐夫从廿一中赶来照顾姐姐，我便告别回四公里了。
姐姐当天晚上在五院生下一男孩，取名张静。
一到家中，母亲告诉我她接到单位通知，明上午所有登记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家长到海棠溪运输合作社会议室开会，布置事宜。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与母亲一道前往海棠溪开会，那时长江上没建大桥，人和车辆均从海棠溪渡口过江进城，这里是川黔公路的起点，客车站的长短途客车发往西南各地。街上车来人往很是热闹，街边有不少商店。运输社办公楼夹在海棠公寓各联合诊所之间，为木结构四层楼，面积较小，平街二楼以上有二间办公室临街，上楼的楼梯靠河沟边。
下乡知青会在四楼会议室召开，知青和家长约十来人，在家围坐在一架乒乓球桌边。
会议由社里分管知青工作的徐大清、黄遇达主持，周体云书记讲了话。接着具体布置下乡的准备工作，我们这批知青下乡地点是：平昌县响滩区六门公社胜利大队，出发日期为：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早上，八月一日晚上七点在上新街集中，由上级主管单位南岸区交通局统一安排车辆送到平昌县。会上给每个知青发了下乡购蚊帐、铺盖的布票和二十五元的生活补助款。
散会后与母亲一同去在海棠溪的大哥家，家中只有赵妈一人，见我们到来很是高兴，十分热情的招呼，忙着张罗午饭。中午大嫂、小萍、小锋都回来吃饭。告知几天后我下乡的消息。
下午与母亲一同去五院车站里面的重庆金属工艺厂附近，看望刚生小孩的姐姐。七月的重庆天气很热，走拢姐姐住的小屋已浑身大汗。姐夫见我们到来，忙着为我们煮荷包鸡蛋。外婆高兴的抱起外孙，他昨晚刚出生，瓜子脸，略显肖瘦，头发较长，闭着眼睡得正香。听姐夫说小静刚生下来只有五斤半。母亲见他头顶较长，建议揉一揉，这样可以揉平。姐夫和姐姐同意了。她便轻轻的用大手揉小静的头顶，嘿！还真灵，这一揉头顶就平了。
姐夫把煮好的鸡蛋给我们端上来，刚吃完，易大姐与她的二个女儿来看望生小孩的姐姐。我走出屋，站在屋前院坝，市中区朝天门、长江上的轮船历历在目。易大姐的二个女儿也从屋里出来，坐在院坝边的石凳上，二姊妹长得相象，也长得很美。我打过招呼，易大姐的大女儿问我“董四，你在那里读书？得知我刚从南山中学毕业，马上下乡到平昌县当知青后，
她感慨的说”我们是一年的，我也刚从11中高中毕业，单位动员下乡，还好我走得较近，是在邻水县。
“平昌县在那里？”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天知道在什么地方。
听说是在大巴山区，偏僻、遥远、生活很苦，农民运东西一律背。
“哦！”她应道，这时她母亲出来叫她们回家。没想到，这一面尽成永别。几年后听姐姐说，易大姐的大女儿下乡后，于一九七七年从农村招工回到江南食品厂工作，七八年患白血病死在医院，时年二十一岁。
是啊！人生苦短，有的人走到一半，俏俏的离开了人间，留给亲人的是痛苦和回忆。
四公里的邻居周伯伯家，本人在自来水公司工作，是七级技工，妻子胡永清在南岸香料厂上班，有三个儿女，大女儿周昌庆，大儿子周庆渝，小儿子周昌渝。
七三年他们家从南坪搬到四公里成为我们邻居。
周昌庆在南坪中学读书时，是学校文艺宣传队员，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出了名，长得秀气，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唱歌、跳舞，比我大二个年级。
每天放学都是一路唱着歌，跳跳崩崩的回家，升火做饭。时刻都能听到她那甜美的歌声。
有时三姐弟闹架，其母亲管不住，只有怕其父亲。
七二年周昌庆随学校下乡到了大竹县清溪区，对父母挺孝顺，每遇逢年过节返渝，总给家里带很多东西。
有一次我姐姐去大竹她那儿玩，她十分热情款待，临走还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乘车。
七六年自来水公司到大竹县招工，她属于特招对象，该公司招工人员刚到大竹县城，她突然全身浮肿，不能进食，瘫倒在床上。
生产队的社员见状忙送到县医救治，同时向其家人发加急电报，其父母赶到大竹县医院，周昌庆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家人当即决定转到重庆医学院。经专家诊断为败血病，属不治之症，世界上还没有药能治好此病，仅靠输液维持生命，
当医生将其女儿不久会永别人世告知父母时，二位父母又接到二个儿子的参军入伍书，大儿子由南部县农村入伍到铁道兵部队，小儿子从学校入伍到空军航空学校地勤。真是喜和忧起到来。
姐姐得到两个弟弟参军的消息也感到高兴。三天后，周昌庆在其母亲的怀中含着微笑离别人世。两位老抱着去世的女儿痛不欲生，泪流满面，久久不肯松手。望着怀里女儿那熟悉的面孔，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声声哭喊要唤醒自已心爱的女儿。
二十一岁，来葱葱去也葱葱，生命还未唤发青春，父母养育之恩未报答，花儿便雕谢，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留在世间的只有昔日的音容笑貌和照片。
在南山中学文以读高中的二年半时间里，只要学校通知明天我们班劳动挑菜、挑米，我放学后就会下山去海棠溪大哥家，大哥在四公里长江橡胶厂上班，家中有大嫂、侄女小萍、侄儿小峰及大嫂母亲赵妈(秦翠英)。只要见到我，赵妈总是很高兴张罗着给我炒菜热饭，揣上桌后坐在旁边看我一碗又一碗，直到吃饱为止。临走时还给我炒面粉，和咸菜带回学校。当时大哥家也不是很宽裕，至今想起又是感激又是内疚。二年半的时间里不知到大哥家加餐多少次。赵妈给我讲过“大嫂也是在南山中学读的书，在校住读期间有时饿得跑到五院万山猪场找到我，柳到要吃的。一九六一、二年那时正逢灾荒年，粮食供应量低，学校一天的饭不够一顿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