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零

陈永明

王县长和老尤都是1950年出生的人，又是同一个村子的邻居，村子在县城南边。他们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县城边有一条兰溪河，那是他俩童年最爱去的地方。他俩有一个共同爱好——整鱼，所有整鱼的方法都会，春天钓鱼、用石灰呛鱼，夏天摸鱼、用麻柳树叶加沙子砸碎了去毒鱼、晚上举着火把拿着鱼钗照夜鱼，到了秋天用羊油炒麦麸皮做诱耳去端簸簸鱼，冬天河里水小就用大铁锤砸石头震鱼。经常到河里去整鱼，和水打交道的时候多了，小小人就练出了好水性，从水潭的一边潜水下去，几分钟后才从另一边钻出来，有时潜下水去好长时间没见出来，还以为发生意外，把大人吓出一身汗来，他们却从水里钻出来了。整个夏天，从中午到晚上都离不开兰溪河。

他们是同时进入卧牛湾小学发懞开始读书的，一个年级三十多名学生，入学那天，老尤高高兴兴，大大方坐进了教室，老王有点恐惧学校，他父亲送进校门他死活不进教室，好说歹说还是不进教室，把他硬往教室拽，他却用双手抱住教室门前那棵松树不放手，气的他父亲动手打了他。班主任李老师是位很有耐心的女老师，和颜阅色的哄劝他，并使了眼色让他父亲走了，可他还是不肯进教室。李老师就让老尤出来给他做工作，第二节课下后他终于同意上学了，李老师安排他和老尤坐同一张桌子。这样以来他们不仅是同班而且还是同桌的同学。上学、放学两人你等我，我等你一起走一起来形影不离，你有了好吃的东西给他留一些，他有了好吃的也忘不了你。晚上他们两同一帮小伙伴玩游戏，往往忘记回家，玩到父母找到他们，恶声恶气骂上几句他们才回家睡觉。到了星期天早早起床，他们相约上山砍柴，在山上一边玩一边砍柴，这时说话做事无拘无束，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转眼间六年小学读完了，两个都考上县中，两人学习都好，老尤要稍好一点，这种状况到初中毕业也未改变。这期间老尤的理科学得好，说话办事腼腆文雅。而老王的文科要好一些，并且在同学中的人缘好，有了比一般同学强的组织能力。两人在班上，老师和同学都喜欢，老王入了团还当了班长，老尤成为学习委员，两人依然亲密无间。

初中快毕业了，老王给老尤说：“我家里只父亲一个劳力，弟弟妹妹多，父亲在生产大队当支部书记，不想让我上学了，回生产队挣工分去。你学习好，家里人口少，条件比我家好些，你去考高中，将来考个好大学。”老尤说到：“我俩从小在一块，上学又一直在一个班上，你学习也不错，上了高中定能考上大学的，不上学了回家当家民多可惜呀！”

老王说：“父亲在生产大队当干部时间长了，在家里比较强势，说一不二，我是拗不过他。”就这样初中毕业后，老尤考上了邻县的县中，老王回家当了农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两年后，文革开始，老尤的父亲被军管了公安局查出有历史问题。原来老尤的父亲被人认出解放前，曾是秦岭北麓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团部的副官，参与围剿岭北共产党游击大队，解放后隐瞒了这段历史，被公安局逮捕坐了牢，后来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送到外面去劳改，时间不长患病死在狱中。学校停课，学生串联，老尤回了家，一天老王来看他，问老尤：“往后咋办？”老尤说：“等这场运动结束了，学校恢复上课，我把高中读完，报考西北政法学院，去学法律将来为我父亲翻案。”

老王回家后在吃晚饭时，无意中把这些话说给他父亲听了，没想到他父亲政治上非常敏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一个年代，作为生产大队（现在叫村）的党支部书记，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认为老尤是想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阶级敌人。他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公社（现在叫乡镇）的驻大队干部，公社革委会李副主任。这李副主任是造反派出身，是“三结合”进了公社领导班子的人，听到这一情况后高度重视，召开相关领导人员参加的会议，决定对老尤进行批斗会，并给老尤就读的学校发了公函，根据老尤的现行，要求开除他的学籍。

老尤的书是读不成了，更不可能去上大学，从那以后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生产队干着那些脏、累、苦和有危险的话，取了一个腿上有残疾的没上过一天学的女子为妻，过着一个下层农民的生活，做整天为温饱而发愁的庄稼人。

自从生产大队批斗了老尤后，老王心里非常自责自己，在家里和他父亲吵了架，怪他父亲不该把老尤给他说的话，汇报给公社的李副主任，好长时间不与父亲招嘴。他试图去给老尤解释，老尤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认为是老王出卖了他，远远见了老王就避开了，心中有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七二年大学招生实行推荐制，老王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党支部书记与公社领导联系多，老王也入了党，这一年被推荐到陕西师大中文系，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三年后大学毕业，社来社去，回到县上分配在公社一所戴帽初中（附设有小学）任教，身份为民办教师。还未满一年被调入公社，任团委书记。又过了一年，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县委组织部来人宣布，他被县委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公社党委会上，他被安排负责抓他们家那个大队，修田造地农业学大寨工作。他对那儿的情况很熟悉，他父亲又是大队的支书，他开始领导他父亲了。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由于他们父子的共同努力，大队冬季农业学大寨工作搞得扎实而有成效，集中了全大队十个生产队全部劳动力，打歼灭战，一个冬季在河滩上开垦出耕地三十多亩。劳动工地架上了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周围插上了红旗。冬天河风大，把红旗吹的唰喇喇响，更是把王副书记在高音喇叭上的动员、鼓劲的话传的远远的。这个冬天，他们这成了全县学习的先进典型，常有县上的领导组织的其他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社员代表参观学习。

有一段时间，各生产队出工的人都有减少，影响了工程的进度，老王和他父亲都很着急，经过了解，有人因病请假，有人干家务，有人赶酒席，有人回家收柴，……，了解到老尤两天没有出工的原因，第一天在山上给自家砍柴，第二天跑到几十里外的林场，用人力车拉了一车柴，卖给工农兵饭店，挣了十二元钱。老王的父亲听到后就很生气，认为像老尤这种背景的人，是有意破坏农业学大寨，是在搞资本主义，必须杀鸡给猴看，召开批斗大会。老王认为父亲有点小题大作，让队长找老尤谈个话批评一下就行了。他父亲说：“这事你甭管，你回公社去，我来安排。”劝不住父亲老王就回公社去汇报工作。他父亲找来生产队长、贫协主任、民兵连长、妇联主任以及几个贫下中农骨干开会做动员，分析了老尤搞资本主义的危害性，要求他们在批斗会上积极发言。那天下午利用休息时间，在抬田工地上开了批斗大会，发言的人少，王支书就点名发言。一人说：“老尤你干活偷奸把猾，挖几下土你就把洋镐拄在那儿歇气，这镐把要是柳树做的就长了根了。”第二个说：“吃饭时你最后一个去，干活不球行，连吃饭你都不积极?这是对我们搞社会主义有意见嘛！”第三个说：“我发现老尤有几次吃饭跑得快的很，干活没见你跑那么快。”……

老尤对这种批斗已经习惯了， 站在会场前面靠右边，身子要直而略微前倾，头要放低，眼睛微闭，目光要内敛，看着自己的脚尖，脸上要有愧疚地表情。不过对那些人的发言，他从这只耳朵进去，另一耳朵出来，全不在意都说了些什么，是哪些人在说。他想着自己的心事，盘算卖柴挣得那十二元钱怎么用?急需购买一角六分钱一斤的盐十斤；三角五分钱一斤的照明用煤油五斤；五分钱一盒的宁强火柴一包；五角三分钱一斤的食用碱和苏打粉各一斤；给儿子买双鞋得三元钱；另外洗衣粉、肥皂、香皂、牙膏都用完了，看着快过年了，不管咋样要给女儿添件新衣䏜，这还得去拉一车柴卖了才行呀！他们盯得这么紧，啥时才能抽出身来？想着想着想到了老王，那年把他两说的话告给了公社，高中上不成还落的仅次于“四类分子”在农村的“待遇”，这次父子两人演“双簧”，不就是耽误了两天，扣上了搞资本主义的帽子，还组织批斗会，不经过你批准能开这样的批斗会吗？全然不顾那些年的交情，这个仇恨越结越深了。

老王也因工作成绩突出，任副书记两年后又被任命为公社革命委员会会主任。他官运亨通，顺风顺水，又过了两年当上公社书记，真正主政一方。他组织、运筹能力强，又善于上下沟通，文字功底和讲话水平都不错，几年历炼，县委、政府都有了相当好的人脉关系，群众中的口碑也好。八十年代初中央提出干部“四化”，他都占上了， 官是越当越大，先当副县长、副县委书记，到九七年换届时成为县长，两届县长到期后组织上安排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位子上坐了三年才退休。由于在县长的位子上时间长，一直到现在大家都习惯叫他王县长。

九十年代以后，村子成了城中村，村上的责任田全被征用修了学校、医院和县政府机关。农民无地可耕种，有的人经商、有的人外出务工、有的人跟着村长干一些小工程。老尤是一介书生，人又长得单薄，经邻居打炕炕馍的把式李老汉的指点，很快学会了打馍，在街上租了一个摊位，请木匠做了一个案，买了一副鏊子（烙饼的器具）和了几百斤炭，本钱也不大，每天早早起床，摆好摊子，打出十几鏊子馍（一鏊可烙出五个馍）放在那，从六点多开始，上学的学生、上班职工、干活的工人、赶车的旅客⋯⋯你买一个，他买两个，一个上午卖出两百多个，他肯动脑子，又学会了做核桃馍、芝麻饼、酥饼、糖馍等品种，生意兴隆。过了中午就可收摊，半天时间挣的钱比他过去种菜要多地多，不晒太阳不淋雨，也不需要出蛮力，还有半天时间可干家务，打理自家的小菜园，日子过得还算舒坦。那些年物价不断上涨，这炕炕馍也从开始的两角钱一个，涨到后来的一元钱一个，馍还越来越小，一鏊烙出七个馍来。老尤打馍这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多年，打馍挣的钱供儿子和女儿上了大学，还在街上买了一间门面房，再也不用像过去在租的那个摊位那样，毎天得把物品搬来搬去。

他还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放在门面房的后半间，晚上约几个老伙计打个小牌来逸兴，还锻炼了身体，他对这些老伙计常说，每天打几圈麻将可防老年痴呆症，并以他洋县一位远房亲戚为例，说夫妇两到深圳去给儿子带小孩，住在二十多层的高楼上，很少下楼活动，过了半年多，小脑痿缩，独立行走都困难，头脑已经开始不清楚了，在深圳住了三个月的医院，无明显好转。医生建议，回原籍，常打麻将多活动。回来后开始老伴子女陪着他打牌，后来老伴找原来的一些老伙计来打麻将，还必须带上小彩头，几个月以后病情明显好转，一年后走路拐杖不用了，头脑也清晰了，气色也好了。老尤讲得次数多了，这些牌友都知道打麻将对老年人有好处，就天天按时来了，他按时烧好开水，把茶叶、一次性杯子早早准备好，一天不来还不习惯。前几年又开始时兴一早一晚散步，每次散步都要走五六公里，早上这次他要做生意无法参加，晚饭后这一次他是要去的，散完步就开始打一会儿麻将。

王县长的儿子及儿媳都在市上工作，他退休后先和老婆在市上住了一段时间。忙了一辈子，也习惯了那种忙碌的生活，消娴下来后还有些适应不了，加之一直都在山里生活和工作，看惯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听惯了鸡叫狗吠、鸟语虫鸣，嗅惯了青草树木和泥土的清新味，沐浴惯了夏天早晚间习习凉风。山里的夏天，没有酷暑，冬天，没有严寒。晴天，是晴空万里，湛蓝天空是清澈和纯洁的。雨天，落下的雨，干干净净，人们可直接用水桶接取天上的雨水饮用。森林覆盖率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小，夜晚都被树木吸收净了，白天树叶释放出的氧气富含负氧离子，空气中弥漫着草木花香，到处都是生长着草木的土地，人能接上地气。他认为家乡的气候环境利于身体健康，更适合养老。他对家乡的感情很深，考虑了一段时间对老伴说：“我想了好长时间，把老家的房从新修了回去住，住在这我不习惯。养老还是我们那儿好啊！”老伴说：“也好，这儿我也不习惯，我们想孙子了可以来住一段时间，平时就住山里。”就这样王县长回到老家开始张落拆除父亲留下的旧房，办好各种手续，用了八个月时间修了两层小洋楼。住在自己修的房里，有天有地有小院子，他确实感受到一种舒坦、惬意和实在，这才像是养老的地方。

王县长知道，人到了老年除了有个自己的“窝”，有自己可支配的钱，必须要有一帮老伙计。这些老伙计不是只能通通电话的那种，而是能经常在一起玩、在一起谝闲传的、有了不痛快找个地方诉说的那种关系。

王家和尤家是邻居，自从王县长回原籍修房，早不见的晚见，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搞不清是谁先和谁说的话，也许应了那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了“随心所欲”的年纪，过去发生的一切不愉快似乎都不重要了，而少年时的友情却时时让他们难忘。时间可以让甜不再甜了，苦也不再苦了，可以化解人们之间的隔核甚至仇恨，能改变人们心里的不平衡，让人学会理解，学会包容。

王县长的养老生活极有规律，早上起床后要去买老尤打的芝麻饼，回家和老伴用过早餐，老两口一起散步，王县长拿上一秀珍收音机，插上耳机一边听新闻一边散步。然后回家读《诗经》，作一些注解。他是中文系毕业， 那时知道《诗经》但没有仔细读过，参加工作后更没有时间读了。那年他接待省上一著名作家，坐陪的有县文联的主席，不甚酒力，那位作家酒量大，给文联主席敬酒时说：“你是个文人，文人的标准有两条，一要读过《诗经》，二要能喝酒，你怎么说你不会喝酒呢？”从那天他听到这句玩笑话开始就想，退休后有了时间一定要认真读一遍《诗经》，他还真做到了。晚饭后老伴去跳广场舞，他就和老尤以及几个老伙计去散步，走得不是很快，中途在一钢架桥头这一固定地方偏闲传休息一会。散完步后在老尤的门面房里打两个小时的麻将。

现在老哥俩一天不见，就好象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办一样。早上没见老王来买馍，老尤收摊前特别为老王打两个芝麻饼给送去，问问身体状况。老王也是毎天吃了晚饭就到老尤家门口等他一起去散步，如果老尤哪天有事去不了，就把门面房的钥匙给王县长留着，散完步后便于他们打麻将。两人都有毎天小酌两杯的爱好，隔三差五你不到你家来喝两杯就到他家喝两杯，谁也不客气，也不刻意劝对方多喝，也不讲究有多好的下酒菜，真正成了那种好兄弟的关系。

快七十岁的两人也时常探讨人的生生死死以及人生的意义，他们有了共识，归零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常态，更是宇宙的常态。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于袁家庄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727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