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翠
师政治部孙副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交给我办一件事：把一个老太太送回大港油田，给她女儿办调动，从大港油田调到天津市内。我一听有点发懵，送老太太回大港油田这事好办，为她女儿调动工作，怎么调？凭我这一个小军官，没地位，没关系，囊中又羞涩，把一个活人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调到天津市内，我有这个能耐？
我看孙副主任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就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那个时候，政治部有十个副主任，一个人管一样事，还没有我们科长管得宽。孙副主任是一九四二年入伍的老家伙，排在诸副主任的第五位，在他前面还有更老的老家伙。官多了，就会冲淡他们特附的威严，还他们本来面目，甚至还哄着下级办事，这是很有趣的事。
孙副主任接着给我介绍了这件事的起因：将被我护送回大港的老太太的丈夫是孙副主任的战友，也姓孙，一九四二年抗战中期参加八路军的，一九五五年转业到地方工作，转业之前是我们师二团的营长。后来孙营长调到大港油田采油二部任书记，前不久，孙书记在采油二部的大澡堂里洗澡，大概孙书记的感冒病还没好利索，加上洗澡水温度太高，泡着泡着，孙书记就坐不住了，就往池子底哧溜，被旁人捞起来，抬到更衣室的长条椅上抢救，但是已经晚了，诊断是脑溢血。那个时候脑溢血是没救的病。老太太把丧失办完，听人说，部队是很吃香的，孙书记以前的老战友都还在位，怂恿她去找找老部队，兴许还能解决大问题。于是，老太太便来找到老部队，要求解决一些困难，其中之一，就是把她的女儿从大港油田调到天津市。
交代完后，我就直接表明我的态度：“我不去，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孙副主任笑笑说：“你听我把意图讲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其实，你也别指望真的把这事办成，事实上也办不成，无非是临时满足一下老太太的要求，我们是出了人，出了力，责是尽到了，懂了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哦，是这么回事，这有什么难的？无非是说，把这个老太太送回去，送到家，路上不出事就行。至于调动工作，那就看着办好了。
于是，我在师机关招待所找到了这个老太太。
我以为当真是个老太太呢，其实只有四十多岁。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彩翠。彩翠中等模样，中等身材，中等个头，齐耳的短发，收拾得很利索。她一见到我，非常热情，用很浓重的河南腔和我说话。
“贵姓啊？哦，小王呀。哪里人？哦，是四川人啊，俺们那里四川人可多哩，四川人好着哩，吃得苦，又实诚，俺们二部就有四川人。”她说话时，总爱在胸前交叉着臂，朝上翻卷着上嘴唇，我试图摹仿她这个动作，却总也摹仿不出。看起来，她对我寄于相当大的希望。
她把我让进屋，从旅行袋里掏出一些蜜枣请我吃。她说：“俺家的蜜枣可多哩，可甜哩，每年俺家都要做几大坛，要吃到第二年夏天。”我试着吃了一颗，果然很好吃，于是又吃了几颗，连声夸赞。
吃了蜜枣，我把部队为她解决的钱物给她：三百元钱，三百斤粮票。我还告诉她，过些日子，部队的农场会给她捎去一百斤大米和一百斤面粉。彩翠高兴极了，要知道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三百元钱相当于一个一般军官近半年的薪水。这次来收获颇丰，这是她没想到的。但是，也有一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她女儿当兵的事，年龄过了一年。再就是她女儿调动工作的事。只不过她现在还不知道这码事，还沉浸在无限希望之中。
当天，师部派了小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买了到天津的火车票。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在车上买了盒饭，但彩翠却不能吃，她的左牙床长了一颗火牙，这两天上火了，没法吃饭，一路上用左手捂着腮，然而却阻止不了她说话的兴致，一路上，她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她所经历的一些充满喜悦和悲伤的故事。
到了天津，已是下午五点钟了，我们终于没有赶上开往大港油田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据彩翠讲，她们油田在解放桥旁边有一个服务站，今晚可以在那里找到住处。“到了那里，俺给采油二部打个电话，叫他们派车来接俺。”彩翠大模大样地说。于是，我们沿着通往解放桥的大街挨个地打听，还好，天黑前我们找到了这个服务站。
解放桥坐落在海河上，是一座钢构大桥，解放前叫金汤桥，1949年初，我们军从关外到关内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天津战役，第四野的两个军分别从天津的东西方向往里打，相约在金汤桥会合，结果我们军第一个打到金汤桥。想必当初孙营长也在其中吧，解放天津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服务站已聚集了不少的人，他们都是大港油田的，都是没有赶上班车，到这里落脚的。彩翠马上同他们唠开了，一听说死在澡堂的孙书记，人们似乎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对彩翠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
这里的人们极为友好，他们都互不相识，只因为聚集在这里的人们都和油田有联系，便自然地产生出亲切感和信任来。我们来到这里，马上就有人腾出缸子来给我们倒水喝，有几个小伙子往里凑了凑，我们坐下了。知道彩翠牙痛，有人拿出了消炎止痛的药，建议她马上吃下。吃了药后，彩翠果真打电话要车，我说：“行吗？”她翻翻上嘴唇说：“哦，老孙刚死，他们就不管了？”说罢，气忿忿地拿起话筒，却不知如何拨号。一个老师傅过去，帮她查了查电话号码，问道：“你找谁吧？我给你打。”“谁都行，只要是领导！”可惜，电话打了大半天，却没有人接，彩翠有些悻悻然。
“别打了，就坐我们部的车回去吧，我们部往这里派车了，一会儿就到。”说话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小伙子，长得清瘦，像南方人的脸型，普通话里带有浓重的南方话，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同一个姑娘低声交谈着，姑娘娇小玲珑，带有几分羞涩，新烫的卷发显得很靓丽，话不多，却时时抿着嘴角笑，我猜疑，她是他的女朋友。
“你们有车了？”我问。
“打过电话了”，他略略计算了一下，“大概夜里十一点之前就能到，不过，是货车”。
货车？！我身上不觉有些寒冷了。这时是五月初，五月初的北方，倘若在白天，倒还是暖烘烘的，可是夜里，那是非穿毛衣不可，而我身上却只穿了一层单衣，再没带别的衣服了。
“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我问。
“四川。”
“四川？”我惊喜了，原来是我的同乡：“四川哪地方？”
“我是仪陇人，她是自贡人。”他指着身旁的姑娘，那姑娘向我笑了笑。
“仪陇？南充地区！我也是四川人，遂宁。”
我们聊开来，东西南北中。他告诉我，先前他们就在川中油矿，川中矿区的矿部就在遂宁，是去年才调过来的，在大港油田采油三部，五一节时，他们结婚了。哦，原来是新婚夫妇，我不觉重新打量了他们。女子非常娴静，听着我们的交谈，始终没有插过言。
已经十一点了，彩翠沉不住气了，她建议干脆今夜就往在这里，天明再走。于是，我告别了这对小夫妻，去登记房间，拿行李，没洗漱就上了床，很快入睡了。
半夜，我突然被彩翠嚷醒，原来，车到了。我看看表，是下半夜十二点过。“小王，是走还是不走呀？”彩翠似乎向我商量。我看她的表情是很想跟车走的意思，不好说别的，只得起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正在犯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我还不知道我这身单衣在货车上难以抵御北方暮春的陡峭寒风，直至在车没有开动前，我都没意识到。
人们在闹闹嚷嚷装车，几包五金货。
司机把头探出来：“喂，驾驶楼里还有一个空座，谁下来？”
人们立即推让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这时借着灯光，我看见那对新婚夫妇也在车上。
车开动了，花二十多分钟穿过市区，向渤海方向驶去，这时，我方觉得冷风透过我单衣的每一个缝隙，拼命往里钻涌，真冷呀！我赶紧裹紧衣服，我知道，这只是徒劳。我抬头看去，车灯像两支利剑劈开了寒冷的夜幕，我的牙齿禁不住上下磕碰起来，我使劲咬住牙，腮帮鼓起了包。我那两位小同乡紧紧依偎着，相互传递着体温，姑娘新烫的头发被风刮乱了，飞扬着。
汽车以每小时六、七十迈的快速向前疾进，风像鞭子似地抽打在我脸上，渐渐，我觉得我的整个脸麻木了，向着风那面的胳膊和腿也麻木了，肌肉在拼命地收缩。
“有多远？”我问，舌头是僵直的。
“一个半小时吧。”
听罢，我决心大病一场了，我认定我是必须病的了。但我希望不在今天夜里发作，最好等我到招待所，睡到第二天早晨，头昏昏沉沉，这时我才懒懒地起来找药，再躺个一天半天，第二天也许能好。我的半边胳膊和腿仿佛不是我的了，用手摸摸，它们像是木棍。一会儿，开始疼了，揪心地疼，像是刀子在割，这时，似乎我的思维已经不管用了。车跑了一个小时没有？我连看表的意识都没有，一切都僵了，时间也僵了，连头脑也僵了。
忽然，彩翠大声嚷起来：“快了，快了，顶多三里地了，你看那遍灯，那就是我们二部。”我抬头一看，果然，在空旷的盐碱地上，有一些零散的灯火。我从内心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凝固了的血液开始复苏。
车稳稳地停住了，我试着活动了一下筋骨，还好，自如，只是腿脚有些僵硬，我扶着车沿跳下去，“咕咚”，脚踩住了冻硬的大地。之后，有人把彩翠递下来，我扶住了她。车又向前驶去，我们朝车上的人们招手致谢。彩翠也冻得不轻，缩着头，站在地上顿开了脚。
这个地方有个奇怪的名字：上古林。
“走吧，不远，几步路，你就住俺家”。
“家里能住下么？”
“能，只有俺妈和俺闺女，天气冷，闺女搬过来俺们仨住炕，你就住俺闺女那间屋子吧。”说到闺女，她话语中流露出深切的舔犊之情。在她以往的絮叨中，她就常提起她的闺女。闺女长大了，这年已满二十三了，还没找到对象，彩翠着急得很。我认定一定是这个姑娘太挑剔，也许这个姑娘的模样很可爱，心气自然就高吧，我这样想。
到家门口了，彩翠开始叫门：“丹军，丹军！”屋里传出了少女的睡意朦胧的回应声。不一会，门开了。既然是少女半夜起来开门，那绝对不可造次。彩翠进屋后，我便抄着手在院里转来转去，听见屋里嘀嘀咕咕的人语，大概彩翠在吩咐闺女腾空屋。一会儿，彩翠出来了：“小王，进来吧，真是把你冻坏了，你看，为了俺家的事，让你吃这么多的苦。”我谦让着进了屋，拐右手的那间，就是千金的闺房了。这时我看见一个身段极好的姑娘，蓬松着头发，穿着件贴身红衫，背对着我蹲在屋角翻腾箱子，听见我的脚步声，姑娘转过身来，朝我这么一笑，爽快地向我打了个招呼，说：“冻坏了吧？等会儿给你铺厚点。”我手脚无措地赶紧回应着。姑娘的确长得漂亮，就那一刹那的印象，一对忽闪的大眼睛和一只红润的嘴唇就印在我脑子里了。
床铺好了，待她们出去了后，我赶紧洗漱毕，哈着大气钻进被窝，床铺得软和极了，我像狸猫般地倦缩着身子，啊，真是舒服透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人了，我从寒冷的黑夜中走出来，突然进入这个温暖的世界，我拥着被子，又舒展四肢，皮肤开始发烫，血脉活络了，像刚在温泉里泡过那样惬意。我拉过军装，从里面找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点燃，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来。这时，我才得暇仔细打量了下这间小屋。屋子顶多十平米左右，靠窗一边摆满箱具，一只木箱上高高地放着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以致于看电视的人们都得高高地仰着头。这台电视机应该是家里贵重财产了，八十年代初，家庭拥有电视机的应该不多。床的对面是一张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挂了两张像框，镶满了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里面有一个长脸的但不失英俊、穿着校官军服的男人照片，估计这就是在澡堂里患脑溢血死去的孙书记了，从照片上看，孙书记有一个温和的脾气。照片中，五十年代的居多，大都泛黄了，大概是主人十分留恋那个时候罢。女主人年轻时从河南乡下嫁给这个营长时，相貌还说得过去。但是，我却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带有那么点悲剧色彩的故事。
天亮后，我起了床，正在漱洗，四周死般的沉寂，突然，我感觉身后“嗖”的有一股寒意。本能地站起身，一转头，猛然和一张令人胆寒的面孔打了个照面，头皮“哗”地炸起来，打了个寒战，我看见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直直地站在我身后，一张可怕的脸上，两道目光像利剑一般刺来，我从没见过这么一付可怕的脸，这张脸以鼻子为中心，两边肌肉拼命地往下淌去，古铜色的皮肤像被炒糊了的苦瓜。我不觉向后退了两步，胸口“嘭嘭”地乱跳，突然，老太婆咆哮起来，用拐杖敲着水泥地板：“你是哪里的？到我们家来干啥？！你给我滚！滚开！！”河南口音。我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惶万状地站在那里，心口还在嘭嘭地跳，我得时刻留神这个老太婆的拐杖，那么一根粗笨的拐杖。正在我惊恐无措的时候，孙丹军和彩翠赶到了，彩翠扶着老太婆说：“妈，这是部队的小王，给丹军调动工作来了。”老太婆顿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拐杖在地上笃笃作响。我渐渐缓过气来，魂魄里还有恐怖的余悸。孙丹军向我解释，姥姥神经有病，但是从来不打人，只要惯了就没事了。这时，我仍听见厢房里老太婆的吼叫声，“叫他滚！滚出去，这是老孙的屋子！”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许久。
这真是一个不幸的家庭，我开始用另一种感受来阅读这个家庭。
“我还是到招待所里住吧。”我同彩 翠商量。
“就住这里行，”彩翠的情绪有点不太好，她坐在炕沿，向我解释。“她姥姥是好人，多少年了一直没犯病，这一向是受了刺激。小王你看看，俺们这个家，孤儿寡母的……”彩翠哽咽了，但她很快稳住情绪，赶紧走了，她要到西屋去照看老太婆。
我一看这样，就再没好说别了。
上午，彩翠和孙丹军都出去了，我一人在屋里看书，静得很。突然，我又听见“笃笃”的声音响起来，渐渐逼近：是疯老太婆！我的神经倏地绷紧了，那张可怕的面孔在我脑中晃过，我赶紧站起身来，企图使情绪更加从容些，但不行！那张面孔在门口出现了，阴惨的目光使劲地盯着我，我的心不觉一颤，背上渗出了冷汗。就这样相峙着，台钟的秒针在嘀哒嘀哒地响着，就在我对面的墙面上有一面镜子，我不敢朝里看，我只希望老太婆不要迈进屋来！不要迈进来！千万不要迈进来！也不知过了多久，老太婆终于走开了，“笃笃”的声音渐渐地远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想起了彩翠的话：“她姥姥是个好人。”
从此，老太婆再也没露过面，她住在厢房里，吃喝都给她送去。
大港油田坐落在一遍辽阔的盐碱地上，放眼看去，可以看到地平线的尽头。几乎没有植被，更见不到大树，正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上，远处的建筑物和沥青道路的平面恍惚着，似乎被融化了。在采油队来之前，这里少有人烟，因为在盐碱地上耕作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收成很差。采油队来之后，这里开始有了生气，开始有了院落和楼房，能看见三三两两的油井在悄无声息地作业。在采油二分部的屋顶上，插满花花绿绿的彩旗，还延续着“五一”节的气氛。
第三天，我们开始办事。由于老太婆的出现，使我对我这次的使命有了新认识。我真的不该接受这个任务，我真的不该来帮着别人骗她们，这是一个可耻的角色。孙副主任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们这事办不了呢？为什么非得让她们揣着一个梦，然后再让这个梦破灭呢？难受的是，我还不能告诉她们真相，我还得认认真真履行这个程式。
其实孙丹军很现实的，应该说她很快就侦察出我的实力和底细。她是采油工，工作不累，但是常年在旷野里上班的确很枯燥。晚饭桌上她突然问：“王干事，你帮我调动工作靠什么？”靠什么，或者说凭什么，这个问题直指实质。在中国，最难办的事就数调动工作了，这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多数人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不挪窝。所以孙丹军问我调动工作凭借什么，我自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孙丹军马上明白了，说：“哦，什么都没有呀。”这句话让我无地自容，潜台词无非就是：原来两手空空的呀，靠这位嘴上没毛的正排职小干事，糊弄人嘛。
接着这两天，我和彩翠到油田指挥部去，找了所应找的所有人，包括书记、指挥和下面的处长，向他们阐述彩翠一家的不幸遭遇，向他们转达部队首长的谢意，反复告诉他们部队首长对这件事很重视，希望他们能帮助联系天津的单位，帮着调动孙丹军的工作。我是用真诚的表情向他们求助，但是，正如我所意料，没有丝毫的结果，得到的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或者就直接告诉这事办不了。随着矿部领导们一致的冷漠，彩翠饱满的希望开始蔫下去，再蔫下去，我的作用渺小得可笑，唠唠叨叨说了两天的废话，然后就是开导彩翠，给她的热情降温。我告诉她，部队吃香那是在文化革命开始那几年，现在早已臭名昭著了，何况我们部队远离天津，鞭长莫及，爱莫能助；我又从利益的角度劝导她，倘若调天津那么容易，为何油田的书记、指挥们不把自己的儿女调到天津，他们不也在油田呆着么。两天之后，经过无数次的碰壁，彩翠开始接受这个现实了。
这几天，彩翠的火牙又发作了，她很痛苦，也很忧伤，吃不下饭，成天皱着眉头，捂着腮，令我感慨万分。这个尽心尽力为女儿操心的母亲，是值得崇敬的。她爱谈起她的老孙，她常说，要是老孙还在就好了，这句话她常挂在嘴边。她说老孙在的时候，老关系就在，什么事儿都好办一些。我发觉她每次提到老孙的时候，思绪总在游离，看得出来，她是依恋着和深爱着她的丈夫的。有一次她对我说，老孙的前程，全是由她给搅坏了，接着，她谈起了这事的由来。
那还是在吉林海龙的时候，部队从朝鲜回国后，开始修造营房，享受和平的生活了。那时，部队的军官大多没结婚，包括一些师团干部，三、四十岁了，仍是光棍汉。既然战争结束了，和平了，为了稳定部队，于是，刮起了一阵找女人的旋风，部队主动参与，地方党政积极组织协调，军官们的热情高涨，姑娘们虽然羞羞答答，但在舞会上偷偷瞄着军官们，眼里放射着光芒。旋风过后，军营所在城市的很多姑娘陆续搬进了军营，做了太太。
那时的孙营长得还算英俊，性格又厚道，在交谊舞会上结识了一个女大学生，女大学生长着一副鸭蛋脸，肤色也好，十分的迷人，为许多军官们所倾倒，但是老孙的福气好，最终让他独占鳌头了。经过短暂的热恋，孙营长和女大学生很快就确定了关系。当孙营长怀揣着结婚申请报告，精神抖擞地迈进组织科的时候，脸上写满了笑容，幸福地回应着同事们善意的玩笑，向每个人散发香烟。
没过几天，团政治处主任约他谈话。主任的表情很庄重，他掏出孙营长的结婚申请报告，递还给孙营长，只说了两个字：“不能。”
孙营长惶惑了：“为什么？”
主任沉默了一下：“再找别的吧，这女的政审过不了。”
原来是女大学生的父亲被政府镇压。道理很简单，被政府镇压的人是人民的敌人，革命军人是不可能同人民的敌人结为亲属的。
孙营长急了：“我了解她，她本质是好的，是拥护革命政权的！”
主任把脸沉下来：“你了解她，就不要组织上的政审啦？”
孙营长恳求说：“请组织上对她本人表现认真审查。”
“本人表现是以阶级立场作为基础的，营长同志，被女人的脸蛋迷住了吧，就站不稳阶级立场了吧？小心被糖衣炮弹击中。你好好想想，她父亲仇视革命，与革命为敌，她能不受影响？她生活在真空里？这可能吗？”
“革命是不论出身的，有很多例子的……“
“我就不懂了，天下这么多女人，为什么你就偏偏缠上这个？不清不白的。”
“我们之间是清楚的。”孙营长连忙分辨，“不信请组织上调查！”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立场不能不明不白的，别再说了，这是组织的决定，请服从吧。当然，也有特别的处理办法。”
“什么办法？”孙营长忙问。
“除非你脱去这身军装。”
孙营长愣住了。脱军装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孙营长1942年入伍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部队了，从没有想过脱军装，这身军装是他一生的寄托和归宿。主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孙营长神情沮丧地把结婚申请报告揉成一团，走出政治处。
没做任何的权衡，孙营长毅然决定同女大学生分手。
分手的过程撕心裂肺的痛苦，女大学生每天晚上到军营来找孙营长，希望能挽回她的婚姻，她甚至紧紧的搂着他的脖子，把泪脸贴在他刚毅的脸上，把温柔的嘴唇烙在他的身上，把滚烫而饱满的胸膛压在他的心口上，让他窒息，让他柔肠寸断，让他失魂落魄。但是，女大学生终究没能留住这个男人，孙营长用牙齿狠狠地咬住自己手掌的虎口，直至鲜血直流，他向部队请了探亲假回到河南老家，很快和邻村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这姑娘就是现在的彩翠。彩翠出嫁时，才十六岁。婚后，他们便一同来到海龙，安了家。
能嫁给孙营长，当然是彩翠意想不到的，老孙很温存，忠厚，工资也高，天天可以吃到白面，她觉得一下子就到了天堂，生活如意极了，她决心好好地经营她的生活，为老孙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但是，这种如意的生活没过多久，彩翠开始感到不爽快了，甚至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慢慢逼近，那是女人的本能，她要捍卫自己的幸福和家庭。这种潜在的危险就来自于那个女大学生。
女大学生虽然没能同孙营长结婚，但她的希望却没有就此熄灭，她想维系他们的关系，重新点燃希望，每逢周末，她常到孙营长家来玩，同孙营长热情地交谈着，全不把彩翠这个农村小姑娘放在眼里，有时只在床边坐一坐，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按照传统的习俗，这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彩翠断定，这女人是冲着她来争夺她的男人的，是一个十足败坏的女人。开始，每逢女大学生来，她就做做脸色，使使气，但根本没有效果，女大学生照样来，照样和孙营长热情地交谈，完全忽略了这个农村女孩的能耐。后来彩翠终于忍无可忍，只要女大学生一来，彩翠就把门紧紧关住，不让她进屋。女大学生也有主意，就远远地站着，等候孙营长出门，远远地看上一眼。
营教导员找女大学生谈话，请她不要再缠孙营长了。女大学生说：“我没缠她，看一眼不犯法吧。”
彩翠站在家门口，两手叉着腰，像母狼护着狼崽似的，朝远处的女大学生骂道：“看什么看，没见过男人啊，臭不要脸！”女大学生也不搭腔，没事儿一样，任凭彩翠气急败坏地叫骂。有几次彩翠冲过去打算用武力较量，被孙营长好歹拉回屋去。彩翠毕竟是彩翠，她有她的办法，就是逼孙营长转业，离开这个城市。她把孙营长关在屋里，寸步不离，不让他上操，不让他工作，甚至不让他到团里开会。彩翠在身上揣了一瓶农药，闹急了，彩翠就拧开瓶盖往嘴里灌农药。见要闹出人命，孙营长也不敢硬来。团里的首长都来做工作，彩翠说：“事情好办，给俺家老孙办转业，离开这个狐狸精越远越好。你们省心了，我也省心了。”团首长被闹滕得伤透脑筋，在现场一合计，当即决定孙营长转业。
几天后，孙营长被分配到青海油田。
青海就青海，只要离这个女人远就成。但是，彩翠那时对于青海的认识如同于大熊星座那样茫然不知，她只知青海离吉林远，大概要坐半个月的车才能到。
孙营长摘下帽徽和军衔的时候，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眼泪像泉水一样流淌。彩翠安静下来了，无措地看着孙营长伤心流泪，在她那个年龄和文化水平，还感受不到生命的穿透力，她只觉得自己做过了火，闯了祸，让丈夫丢了脸面，她只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在以后的生活里加倍地补偿自己的男人，哪怕是做牛做马。
当时青海油田还刚组建，条件很差，没有大本营，暂时还不能带家属去，彩翠只好收拾行李，告别了丈夫，只身回到河南乡下。
第二年临近冬天，老孙写来信，让她到青海来安家，她收拾了行李，便起程了。先到郑州，再到西安，然后改乘汽车来到祁连山南麓脚下。这时，她才初步亲历了青海，这个让她刻骨铭心的青海。
严冬的祁连山脉，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多度，狂风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屋里冻得像冰窟一样，彩翠把从家带来的衣服全部穿在身上，连晚上睡觉都不敢脱下，丈夫工作的地点海拔三千多公尺，她坐车行进了不到一半就受不了了，高山缺氧，头昏胸闷，喘不过气来，后来，只得折回油田的大本营，在那里，她需要等待三个多月，要等到开春后才能同老孙见上面。生活更受不了，每天吃窝头，硬得像冰雹，打盆水放在屋里都会结冰。大本营尚且这样，山上老孙怎样过的就可想而知。在大本营里，她成天以泪洗面，开始痛悔当初，她觉得是她把老孙害成这样的，也是她把她自己害成这样的。
在青海捱了几年，大庆油田会战时，她又同老孙来到东北，这里的景况比起青海来说强不到哪里去，直到七十年代，他们好歹才在大港安了个像样的家。谁知，没过多久，老孙就这么死去了。她说，要是老孙不转业，就在部队，现在也同孙副主任一样，住在小院里，出门都坐着小车，还有警卫员跟着，丹军也早当兵了，用不着现在这样求爹爹告奶奶，那多好啊。说着，她的神情又游离了，我感觉出她神情中的向往，就像面对一堆破碎的瓷器回味它当初的华贵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她赢得了一次小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我想在她这几十年里，曾经历过上百次这样的回味。她在为她当初的年轻和任性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忏悔。
如果我们不掺杂其他东西，仅从命运的角度评价这件事，当时孙营长选择了在河南老家找对象，其实是同时选择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失去了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另一个是失去了他难以割舍的军队。而这两个结果都富有悲剧性，放弃女大学生的初衷是为了赢得军队，说明他在女大学生和军队之间权衡中，军队的权重大于女大学生。当其鱼和熊掌都难割舍的时候，这种选择是切肤之痛的，结果孙营长把鱼和熊掌都搞丢了，可以想见当时孙营长痛苦之程度。而彩翠没想到这么多，她唯一的目的是和女大学生争夺他的男人，且不谈她心目中的假设敌是否有那么强大，她没考虑更多的结果，她的视野和认识问题的局限性导致她失去了优越的生活，她感受到的痛苦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这就是孙营长和彩翠的悲剧所在。
到此，彩翠基本断绝了为孙丹军调动工作的念头，这种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过意不去。我是被彩翠当作救星请到这里来的，我曾是希望之光，是她们全家的寄托，我曾被彩翠当作稀宝而炫耀，使采油二部人人都知道部队有个王干事专程来给孙丹军调动工作，现在，我就要这么走了，什么事都没办成，反在她家白吃了几天的饭。我见彩翠那副悲伤的样子，便找出几句安慰她的话，尽管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些废话。
临走的那天晚上，彩翠让孙丹军做了顿狗不理包子给我饯行，这时我才知道，狗不理包子的馅要用筷子猛搅，搅得越久越好，直搅得粘粘糊糊。彩翠反而劝我说，事情没办成没关系，情况确实是这样，要是那么好调天津，书记和指挥的儿女早就调去了。看来，彩翠已经溶化了我的思想。接着，彩翠又提出个新问题：能否在部队给丹军找个对象，不论是哪儿的，只要是干部，人精神，能在部队干就行。这个条件不高，我满口应承下来了。彩翠说，最好在团里和师里都找找看，就托付给孙副主任了。
孙丹军递给我一张事先就准备好的照片，我认真看了看，照片是三寸的，比孙丹军本人还漂亮一些，还上了彩色，迷人极了。
我说：“照得还不错。”
孙丹军说：“什么照得不错，本来就不错。”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彩翠一家，肩负着另一重任，寻找返程之途。彩翠让孙丹军送送我。公交车站不远，就在路口，我需要到矿部改乘去天津的公交车。
路上，孙丹军对我说：“你真逗。”
“我逗？我怎么逗？”北方人说的“逗”里面有非常广的含义，包括挺有意思，挺好笑，挺有趣等等。孙丹军只是笑而不答。我登上去矿部的公交车后，孙丹军说：“十.一到我家来玩。”
可巧的是，在矿部等候公交车时，又遇见了我那对小同乡。小伙子仍然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他的娇小娴静的妻子仍然朝着我笑笑。小伙子说他们今天轮休，到矿部来置办点家什，准备独自开伙了，顺便也来看场电影。看得出来，我这对小同乡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热情地道别之后，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默默地祝福他们能够这样长久地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到部队后，我把情况给孙副主任作了汇报，并把照片留在他那里。孙副主任戴上老光眼镜，仔细地端详照片，说：“我来做这个大媒，一个月吧，速战速决。”后来，我就下部队了。一直过了几个月，有次见到孙副主任，问起孙丹军的事，孙副主任说：“对象找到了，是师警卫连的副连长，小伙子挺好，就是家庭条件差了些，是河北农村的。孙丹军来部队见了面，好像没有什么意见。对了，还问到你呢，问你十一怎么不到她家玩。”
我说：“我十一忙着呢。”
孙副主任眨眨眼：“你小子，搞什么名堂。”说完，给了我一个响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