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三叹(之三)

三、传记之魂

真实是传记之魂。

史学家胡适说：“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

对传记文学颇有研究，朱文华教授认为：“传记作品的处理对象即载荷内容而言，从根本上属于历史学的课题，因而这种内容上的特殊性和限定性，决定了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因此他认为：“传记作品的写作必须贯彻历史科学所必须遵循的事实与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而不能望文生义地受文学的诱惑而作任何虚构、想象、夸张、编造。”

与朱文华教授持相同观点的宗道一先生对此有一贴切的比喻。他说：“传记文学作品好象是一棵树，史实的真实与文学上的渲染就象是树干与树叶的关系。先要有史实的基础，其次才能谈到文字的锤炼和背景的描述。”因此他坚持认为“传记文学不能虚构，虚构不是文学性，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只能体现在文笔上，也就是对文字的讲究。只有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传记文学才有生命，才有读者，也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传记文学奉真实为生命。传记文学所要求的真实，不但是史料的真实，而且要以真情表述人物历史的真实。不虚情、不矫情，而是要真情。从这个角度说，传记文学最困难的还不是史实的真实(因为它毕竟是史料的钩稽和考订方面的工作)，而是如何准确、深刻地传出人物的真情，即揭示传记对象的性格、心理和举止言行的风貌。这都是史料所不能简单记述和表达的，它需要作者的敏锐度和艺术的把握，把握人们难以窥见的、隐秘于灵魂最深层次的东西。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都需要真情的笔墨、动情的语言来描述的。有论者甚至说：“坚持传记文学的历史属性，其实际意义在于强调传记作品的事实和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的原则。这是关系到传记文学存亡的大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传记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这传统的首要特点就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传记文学首先在总体上应给人以真实感，这是读者对传记作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作家学者的基本共识。

……

然而，出现在人们阅读视野里的传记，却无处不存在着“虚构”，无处不存在着“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这里有学者研究所得的一系列结论为证：

1、《史记》、《左传》都是体现作者个性的作品

2、《史记》、《左传》里不乏虚构；

3、司马迁的著作，是加有虚拟手法的报告文学；

4、《史记》、《左传》原本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

5、《史记》、《左传》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

6、我国的古史历来以描述为主，为了达到史实的连贯，虚构是必须的；

……

在阅读中，笔者也曾想到，《史记》、《左传》里那么多人物有细节、有对话，读去栩栩如生，一个年代相隔这么久远的作者对当时的场景难道看见了、听到了？不虚构，不做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这可能吗？

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惑经》篇说：“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是就史家的史书、史传而言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传记小说，即所谓“文传”，既然不单单是史传，不是人物与事件的原型复制，而是作家在特定创作动因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之中的文学化的传记，当然应该允许，实际上也无法免除某种想象和虚构，但其主要人物的经历际遇，主要的情节事件，无疑是应该遵循实录直书的原则。历史的场景不是人物传记的附加物，惟有历史与个人相溶解，绘出历史的广度，才能够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深度。

曾经撰写过《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陈香梅传》、《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等长篇传记文学的女作家胡辛，就态度明朗地认为传记文学应当允许虚构，而且传记文学本身就是“虚构在纪实中穿行”的结晶。她说：“复活历史便是一种艺术的还原。还原就是想象在时空中往回穿越。”她告诉记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中有大量虚构的情节，但是读者都给予认同，甚至有人作为史料引用，这就是因为她的虚构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虚构是传记作家在纪实的框架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的“低空飞行”，是他们在面对传主的大量零星资料时必要的剪裁。因此她认为，虽然传记的“真实”是经过改写了的“文学的真实”，但它同样还是一种“真实”，而绝不是反真实的胡诌。胡辛说：“我们必须承认，作传是给人看的。而阅读传记的人，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是为了对传记进行研究，对历史负责的；绝大多数不是为了修史，做学问，而只是为了读一读，满足他们对名人的好奇心，因此，读者对文学性和可读性的要求也就要求了传记作者必须要有所虚构，否则传记文学怎么做到好看呢？”

传记文学到底可否虚构？这是一个已被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引起了文学家、史学家们的注意。传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著名作家郁达夫认为：传记要“见得真，说得像”。直到今天，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依然还在进行。在6月24日刚刚闭幕的“第一届传记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近百名作家学者济济一堂，谈到“虚构”问题，仍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归纳起来，目前人们对传记文学能否虚构的问题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传记文学是纪实文学的一部分，但对真实性的要求比一般的纪实文学（如报告文学）还要高。传记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言行、交往，都必须与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人物、事件相一致，不允许有半点虚构，更不允许胡编乱造。如《田汉传》写田汉之死，那一天是196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气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一场大雪”；“陡然间起了南风”，“气温升至摄氏零上二度”，“这气候有些反常”。就这几句话，《田汉传》的作者董健请专家查阅了北京的气象资料，把那一天的气温、阴晴，连风向、风速、高空气压是多少毫巴都搞清后才写出来的。可见，作家在传记文学写作中如何严格遵循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以确保写好传记文学。

第二种观点，传记文学既是传记，又是文学。它是传记，因此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即书中所写的传主的生平、事迹、关节，都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和传主的真实，来不得半点虚假。谁要在这方面弄虚作假，迟早要被别人戳穿，受欺世盗名之讥，甚至落得千载骂名。但它也是文学，因此允许在符合传记性格真实的前提下，虚构某些细节，虚构某些对话，来突出人物的性格，这样才能写好传记文学。如西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齐后，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请求汉王刘邦立他为“假（代理）齐王”。《史记》是这么描述这一事件的：“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你）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在这段记述里，张良、陈平的“蹑汉王足”，对汉王“附耳”低语；刘邦先后的两种不同态度，都写得栩栩如生。后人早就提出，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和“附耳”低语，谁人所见，谁人所闻，又是谁在当时记载；而刘邦对韩信请求当“假齐王”后的态度的转变，又是谁人所见，谁人所闻，谁在当时记载，因此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虚构。由此可见，为了写好传记，虚构是可以允许的，但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真实。

第三种观点认为，为了写好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中可以虚构，但传记文学中的虚构和历史小说中的虚构不同。历史小说《李自成》，可以虚构历史上并无其人的人物，并无其事的事件，只要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就行。而传记文学中的虚构，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至少要有历史传说作根据。《史记》中有关刘邦、张良、陈平在韩信请求立假齐王一事件言行的记叙，肯定有虚构成分，但这一虚构是司马迁根据有关这一事件一百年后的传说创造出来的，仍然有纪实的因素。如同《史记》写《项羽本记》，叙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意思是：别胡说，否则，整个家族都将被诛戮）这段记叙，可能有虚构，但司马迁还是访问了故老、收集了有关项羽的传说后，才虚构了这一人物对话的。

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它是传记与文学的合壁。笔者认为，倘要踏入这座辉煌的宫殿，而且还要取得成功的话，在多种因素之中，关键在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恰当的选择。选择读者所关注的(至少是读者有了解兴趣的)传记对象；其二，对传记对象的文学化、艺术化的水平。前者是史学，后者是美学。惟有历史与审美二者的高度融汇与溶合，才会“取悦”和征服今日的鉴别力愈来愈高的读者。

传记有“虚构”，乃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传记有“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乃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

传记之魂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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