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三叹(之二)
二、传记之骨
我细心阅读过叶永烈的《江青传》和师东兵的《秦城冷月》，同是写江青，但我在两部书中读出了两位面孔不同的江青；在美国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与辛子陵的《毛泽东全传》里，我也曾同样读出了两位性格迥异的毛泽东。这是为什么？难道生活中的这一对夫妇，真的存在两副面孔、两种性格？反复的玩味，发觉原来是传记作者们搜集掌握到手的传主 “史料”或“史实” 不同，是他们对所占有的“史料”、“史实”的理解、剖析和运用不同，也就是他们所获得“史识”的不同：传记作者占有什么样的“史料”、“史实”，具备什么样的“史识”，也就必然会写出什么样的传记，树立什么样的传主形象。
在这里，“史料”、“史实”是构成传记的一块块骨头，“史识”是将一块块骨头构成骨架的“思路”和“蓝图”。传记作者首先必须掌握传主身上的每一块大大小小的骨头，然后按着“骨架”挑选出一切有用各具功能的骨头，然后照着“思路”或者“蓝图”才能将一块块骨头搭成一具立体的完整的骨架，传记才“立”得起来，最后加上皮肉。
在这里，骨头必须是大量的、完整的，也就是说搜集的史料、史实应该是全面的，原汁原味的；最后加上去的皮肉，就是所谓“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像”，就是所谓“虚构”和“文采”。
在这里，“史识”是决定一切的，“史识”是一切传记作者的首要素质——有什么样的“思路”就搭成什么样的“骨架”，具有什么样的“史识”就写出什么样的人物；一个人就有一副骨架，长骨、短骨、扁骨……骨头的块数相同，但骨架的高矮大小不一。
2000年11月，刘海粟惟一的研究生简繁创作的传记《沧海》三部曲（《背叛》《彼岸》《见证》）问世，以实录刘海粟、刘夫人夏伊乔及相关当事人言行的写作方式，将刘海粟隐私作全盘曝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简繁在自序中写道：“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乃至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实的。”他说，为写此书，他准备了近二十年，光刘海粟、夏伊乔的谈话录音磁带，就有近三百盘。在书中，艺术大师刘海粟呈现与人们印象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超级吹牛大王，喜好当众表演、作品平庸的艺术骗子，一个捞取政治资本以获得“国宝”地位的投机家，一个私生活糜烂的伪君子。
《沧海》引起不同的反响。有人赞许这部实录作品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深刻内涵，也有人为刘海粟形象遭到亵渎而不平。有人承认，《沧海》三部曲以扭曲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某种历史“真实”，这样大胆肆意的“弑师”，令人震撼。
在《沧海》三部曲之前，已有《艺术大师刘海粟》（柯文辉著）《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石楠著），两部传记里的刘海粟都被塑造得高、大、全、红、光、亮。他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新美术的缔造者、为艺术而艺术的艺坛圣人、举世无双的艺术大师。而到了《沧海》三部曲，则一下子来了180度大转弯，刘海粟由艺坛圣人变成了江洋大盗。这种由“神”而“魔”的转变，固然是时代急剧变化的结果，但这两者内在的思路有着惊人的一致：都是走极端。论者指出，无论把刘海粟当“神”或“魔”，这种“暴走”式思维方式已风行百年，反映了时代文化精神的虚脱和理性的匮乏。对《沧海》这类作品，可以以诊断的眼光解读，将不同文本作“互文”、“对比”解读，抑或从中能够“还原”、“拼凑”出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人物……
传记作者到底应具备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传记”？唐代刘知几称：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清代章学诚又增添一个“史德”，合为“四长”。近人梁启超再将“四长”次序重新排列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但梁启超所言“史德”，“莫过于忠实”。而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家朱东润则更是明明白白地强调“史德”就是以史实为重，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朱东润所说的“史识”，就是要求传记作者要有敏锐的历史鉴断能力，善于辨析原始史料的是非良莠，也就是从一大堆搜集来的骨头里，能识别和挑选出每一块真正是属于传主自己身上的骨头的那种能力。缺少“史识”，就不可能有什么高品位的“史德”；没有“史德”，也就谈不上“史识”。“史德”、“史识”，两者互相包涵，紧密相连。
与众不同的史识卓见往往产生于艰辛的鉴别过程之中和之后，形成精辟的史识更需要把握好已经占有的史料、史实以及对传主的个人情感、好恶的关系。鲁迅誉司马迁的传记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历史、文学兼而有之，并臻极顶。深究其原因，就在于司马迁掌握材料之多，用心之细，感情之丰盛，文字之相副。司马迁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就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史识卓见，他写的是历史，其历史真实性强，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学作品之“极顶”。作为传记作者应该象司马迁那样“好学、深思、深考”，对史料的取舍应该来自于去伪存真的严谨考辨，切忌轻信盲从，人云亦云。如果照抄照搬，陈陈因袭，往往只能拾人牙慧，讹误相传，贻害后人。臧否忠奸固然不难，对褒贬互见的争议人物，见仁见智，应该做到恨不憎恶，爱不溢美，持之公允，力戒偏颇，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岁月和历史的检验。传记作者着手创作传记文学的时候，都要事先认真考虑：我要为谁立传，这个人物值不值得立传？所以，写某一个人的传记，必须首先研究、熟悉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他一生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这一时代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不要“仰视”，也不宜“平视”，而必须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作全景式的“鸟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现在还很难彻底避免“为尊者讳”的做法。但是，当我们一时不允许记叙真实的时候，暂可以避而不谈，但绝对不能述伪。著有《传记通论》的复旦大学教授朱文华说，“对于传记作者来说，不轻信传记资料，而应对所有的传记资料作认真的校订，乃是保证传记作品内容真实性的第一步。”传记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忘却的是“实事求是”，这是为人治史的精髓，也是史识的第一要义。
传记的魅力，要靠传主本身事迹的感人、人格魅力的强大；也更要靠传记作者采访的深入细密、全面地掌握传主的生活素材和文献材料，加上非凡的史识卓见。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不仅应该写出人物“做了什么”，还应该写出他是“怎么做的”，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从事富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活动，从而揭示出人物行为背后的思想动因和历史动因，写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这里，当然绝对不能靠编造，也不能靠叙述者亲自站出来发表大段大段的议论，一不小心，传记文学往往容易写成对人物经历和事迹的文学性描绘。只有把传主的全体材料烂熟于心，只有让传主的整体形象确立于胸，才谈得上匠心独运，才谈得上创造出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
史家撰述，首先需要占有全面丰富的史料、史实，其次是对史料、史实的剖析和运用。传记文学只能靠史料、靠史实说话。那么，传记的大量材料（即史料、史实）又从何而来？著名传记作家宗道一先生认为传记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靠死材料，也就是各种报刊书籍文字档案材料，二靠活材料，也就是对当事人深入细致的采访，乃至实地考察。两者缺一不可。”传记作家必须以治史的方法准备写作的资料。宗道一自己就进行了近40年的材料准备工作，作了10年的采访，才完成了他一系列的外交官传记的写作。他采访了700多位外交家，查阅了从晚清到现在的各种报刊资料回忆录，其中仅《人民日报》他就读了7遍。有了材料，又不能轻信，只要有可能，宗道一对他在作品中要写到的每个地名，他都要实地考察核实。他认为日记书信作为传记资料也有准确性的问题，传记作家要考虑到传主对书信日记的整理和修改，同时注意传主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曲笔、饰伪或自相矛盾之处。
在我所阅读的大量传记作品里，不乏“媚俗”、“克隆”、“快餐”、“工具”和“不真实、不可信”之类的病症。譬如，作者写谁就会对谁产生感情，老是想把谁写得非常完美、高大、亮丽，常常出现“为尊者讳”的现象；有些作者受主人公及其家属的干扰，不敢涉及并写出传主的反面，其实，某些反面材料用得好更能衬托出传主的光辉。传记文学不是历史快餐，更不是单纯的历史，它应该源于历史而高于历史，它应该从历史中找出对现在社会有启发意义、有影响的人物素质进行文学化的挖掘。它表现的是人物对历史的影响，是人物人性的一面，是人物的人格，它的选择标准是人物的精神。
写传记，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先求历史家欣赏，后求文艺家欣赏。其方法主要是掌握材料，判断材料，取舍材料，运用材料。在整理一部丰富多彩的传记时，为了使某些事件清楚明确，有时不得不把时间上交错在一起的情节分开，而把某些只有根据严格的先后程序才能理解的情节排列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把整个内容分成了若干部分，以供研讨、回顾和逐渐加以消化。
笔者认为，一位真正的传记文学家首先应该是历史学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