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Y君到B城来探访我们一干老同学。临别时，说好一起送Y君的几位朋友临时发来信息，大体说因为各种事务繁忙不能前来了。送走了Y君，遥想古人送别时的一份雅致，不由生出一些感慨：曾几何时，“送别”于今人倒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今人的生活不缺少送别的场景，只是当今社会通讯发达，世界愈变愈小，今天刚送别完某位故人，或许隔不了多久大家又见面了。那昨天还化不开的依依惜别之情，明天却不知何处安放。古人别离时要互诉衷肠，不知“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今天或许只消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就可以了解彼此的境况了。如此说来，送别倒是显得有些“俗”气，成为一套俗人间的礼节。正如梁实秋先生在《送行》一文中说：“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送行是和拜寿送殡等等一样的成为应酬的礼节之一。”
有时候，“俗礼”也能引出“诗心”。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友人离去，前路漫漫，为友人担忧的同时，也触动了诗人无限的遐想。即使没有具体的某位友人作为送别方，诗人也能找到诉说对象。如徐志摩的名篇《再别康桥》，即是让康桥作为诗人离开的见证。关于自身的离愁别绪写得多了，难免显出有些拘于小我的局限。但诗人总有办法，杜甫写了著名的“三别”诗，借个人的离愁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愤。古时候的官员告老还乡，也要向皇帝和同僚们告别。“皇恩浩荡赐生还，宫阙依然梦想间。”无奈中透露着些许庆幸。
大多数情况下，送别的预设场景大致如斯：被送的一方不愿离去，而送客的一方也期望对方能够留下来，怎奈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双方在伤怀的同时只能退而求其次，展望他日相聚。由于人生阅历的不同，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送别的感怀也是不太一样的。小的时候，我因为对老师感到特别恐惧而不愿上学，父亲只好亲自送我上学。每次到校门口，我与父亲便有一番周旋，这便是我人生中最初始的关于送别的记忆。高中毕业后离家外出上学，离别时，充满了“脱离束缚”的兴奋，被送的一方想着快快离开，送别似乎也就不成立了。到了毕业季，自然也少不了一番送别，但在我的记忆中也都模糊了。再后来有了家庭，时常因为各种原因需要与家人暂时别离。分别时，彼此都想着对方将要失去自己的照顾，叨叨不停，反复叮嘱。牛郎与织女一年才见得上一回，只怕相见时叙旧的时间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话别上了。诗中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相见欢那比别离苦，诗人或许少一些设身处地的思考。
记得梁实秋先生有一篇《送别》的文章。其文章结尾说到：“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或许多情之人有时倒显“薄情”。换做我，遇到不舍其离开的人，总是要送上一程，说一番“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话。送别作为一种仪式，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淡化彼此的依赖。事实上，我也确实会创造条件，或者顺道去某个城市拜访昔日的好友。乍一见面，有时觉得久未谋面的好友确实发生了些许改变。但坐下来，杯箸之间，发现彼此原来还是当年的性情。送别，既不该是氛围沉重的情景剧，也不该是交际场合一个程式化的环节。
随着历史的演进，送别的讲究愈趋完备，不再局限于临别的筵席和临席的唱和，送别的对象也会因时作出相应的改变，不局限于与作者关系亲近的某些具体的人。中国传统社会中有“送瘟神”的古老习俗：“瘟神”作为被驱赶的对象，何至于“送”？大约是其中有“怕”的缘故，如同下级单位欢送视察结束的上级，尤其不能怠慢了礼数。“送瘟神”有一套完备的仪式，应该算得上是“礼送”了。“礼送”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翻新的花样，如大家熟知的“礼送出境”。辛亥革命时，大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李经羲便是被云南的军人们“礼送出境”的。“礼送出境”的双方彼此达成了某种默契，亦不失为一种处理矛盾的有效方法。如此送别，形式上虽显得有些虚伪，却也体现了前人行事的风度。我们的老祖宗也常常被请出来成为被送别的对象。送别的态度也由“温情脉脉”变得有些“恶狠狠”了，恨不得将其驱赶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