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的文章向来以语言简洁、说理透彻而著称。这篇文章也是处处闪耀着鲁迅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一个思想家独特的眼光和不同寻常的思考方式。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订正的是人们对于曹操不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着眼点.戏剧中的曹操是妇孺皆知,戏剧上的脸谱也禁锢和封杀了曹操所有的人性,留下的惨白昭示着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臣贼子。名人是生活在别人为他们创造的世界之中，也许，生者之时可以不顾他人攻击，凭借权势走自己的路，可是去世之后的流言蜚语又如何能够阻挡呢?曹操大概属于这一类悲剧者。“奉天子以令不臣”含蓄的说法也被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向历史宣判着这个谋权篡位的历史小人。小时候的记忆最容易被定为，尤其是在我们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
当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丰满时理智与判断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我突然很想为那个戏剧中被扭曲的乱臣贼子深渊。我在埋怨剧作家的片面认识，尽管他有自己的理由，也许是为了符合人民情感上的需要，也许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也许是个人好恶在文学剧本上的集中表现，还有很多的“也许”。但我在我看来一万个“也许”也不能以误读历史人物为代价。我做过历史题，给出的材料是：白脸表示奸诈，如《群英会》中的曹操；红色表示忠勇，如《单刀会》中的关羽；黑色表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如包拯。请问紫色代表什么？如果单薄的颜色能够代表一个人生命意义的全部，那么人性本不该有文学家描摹的那样复杂，如果白色涵盖了曹操的全部，那么这种颜色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不是曹操诗文中的主旨呢？如果一个人物能用一种颜色来代替的话，那么5000年的历史又有多少完全一样的人物出现呢？可是生物学上明明说过“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又该有怎样新的诠释呢？
心理学有个分支是色彩心理学，色彩心理学上的白色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象征义。（《色彩心理学》乐嘉 白色象征纯洁、神圣、善良、信任与开放。）如果非得把颜色和人性扯上某种关系，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信服“色彩心理学”中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解释？
以一个时代存活的时间长度来联系起世人对于当权者的整体评价，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作为个体的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浮夸的意识。这种浮夸在评价名人的时候更是被发酵一番。很多人除了添加了自己的个人情感，还杜撰了一系列支持自己行文观点的材料。所以《弟子规》里便要求人要做到“人有短 切莫揭 人有私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思勉 扬人恶 既是恶 疾之甚 祸且作 善相劝 德皆建 过不规 道两亏”可是很多人就是喜欢揭短，尤其喜欢把别人的短处做成最高级。由于评价曹操的人都出生在我们之前，我们处在历史车轮的后面，对于很多事情的真实性更是无从考究。“三人成虎”这个成语说明人言可畏的道理，更何况从魏晋传到现在，少说也1800多年了，传过的人早都不止3人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方法去补救无法证实的误传呢？鲁迅在文章中把历史对于曹操的误解原因归咎于曹操在位时间长短，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
从人与文的角度来说，曹操也不该单一的判定为奸臣。孔子有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从曹操的文学造诣上看，他肯定是读过诗的。既然能自封为王，让那么多的人俯首称臣，他肯定也是学过礼的。不仅能够安身立命，还能够建立一方霸业。文滋养着人的灵性，既然曹操有如此之高的文化修养，又怎么单一乱臣贼子评价他“犯上作乱”的举动呢？而完全忽视了他的文学才华。这样实是有失偏颇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篇文章主要从“药”和“酒”这两个方面来谈魏晋文风，至于这两种事物是否魏晋文风的发展及演变方面产生过重要作用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基本上还是赞同鲁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魏晋文章的整体风格是重抒情、重文采的整体趋向，抒情自然是真性情，俗语“酒后吐真言”似乎在说只有在酒的作用下人才能是最真实的自己。阮籍便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阮籍以狂放不羁自称，常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文风是人性的写照，如此个性的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势必也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意识。阮籍多次借用酣醉躲过灾难，也借着酒劲为人之不敢为之事。不知是他在酒中寻找到了真性情，还是浓郁醇香、醇厚炽烈的清酒给了他行走于礼制之外的勇气？另一方面，药，鲁迅先生以“五石散”为例。“五石散”药性如同鸦片,可见此味药可以让人丧失心智,但魏晋学士竟以食用此药为身份象征,我想大概是与饮酒有着同样难以言说的痛苦.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郁郁不得志的条件下似乎难以找到能好的方法来对抗不如意的时局.
鲁迅先生选择的这两件事物都与文人高洁的情致扯得上关系,但他对于礼教的看法我却是不敢恭维.。
他说曹操借礼教的名义斩杀着对抗自己政治的人,其中阮籍便是一例.很多文人在解读阮籍的时候很少把他当作一个游走于礼制之外的叛逆者,相反很多文人在为阮籍辩护。
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对于这段话，现代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阮籍守礼教的的表现。钱文忠在解读《弟子规》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这正是体现了阮籍的孝。母亲去世后，阮籍也是十分难过的，但是他却在和别人下棋，钱文忠则是给这个故事添了时代背景，说当时阮籍正受到别人的监视，他只能故意以这种放荡不羁的形态来掩盖自己心中的悲痛之情。用酒来麻痹自己，等到别人都走了，阮籍竟然是“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由此观之，阮籍实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孝”的尊严。这样的解释也是很合乎情理的。阮籍对于母亲的“孝”是一种压抑的孝，积郁而成的悲伤喷发而出却是碍于礼制的规范。
礼教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统治中的任何人不能逃脱礼制的规范，阮籍为了成全礼制中的孝，以生命做着抗争。
酒的文化领航作用似乎没有因为阮籍的去世而宣告阵亡。恰恰相反，中国的文人在心照不宣的传承着文人饮酒作诗的习惯，似乎酒与文早已融为一体。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主人酒尽君未醉。 薄暮途遥归不归？”“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现代的剧本，文化与酒早已水乳交融。其中李白似乎是酒与文结合的典范，要不然怎么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话语流传下来呢？但是今人却在上演着与古人同样的悲剧。
鲁迅说刚开始吃“五石散”的何晏是为了治病，但竟没有想到吃“五石散”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任何事物都是具有双面性的。“五石散”的副作用则表现在：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这样的解释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估计是鲁迅先生在发挥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吧。“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难道人们已经愚蠢到为了一种虚无的社会名士的表象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也许中国人的盲从心理便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根基了。如果说古人的这种做法是无知的话，那么今人的很多做法则只是虚伪。也不过在重蹈覆辙。很多东西丧失了本来应有的使用价值，出售更多的是品牌价值。如钻石、名牌包等等，我们都知道钻石的本质是碳，名牌包的消费者更多的是攀比心理滋生的虚荣，中国人向来难以理智的思考问题，难以理智的决定自己的态度，于是随波逐流，跟风哄抢的事情在中国早已习以为常。
鲁迅先生的文章更注重人性的启发，如此荒诞的故事情节肯定不代表鲁迅本人的思想水平。这篇文章是一片演讲稿，我在想这样荒诞的故事编排是不是为了迎合学生心理，增强一些趣味性的笑点。这也是一则寓言，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审视着古人，反思着自己。历史大抵如此，我们难道不该在历史的反思中收获自己该有的成长吗？
读完这篇文章，我一如今人对于曹操的误解般刻板化的观察着鲁迅。我眼中的鲁迅是以冷幽默戳中泪点与笑点的人，他似乎永远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挥动着疗救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刀，这篇文章给我呈现出来的鲁迅还有暖幽默呢。我似乎能够想象这位文化巨匠在做这篇演讲时的场景。
人性是复杂的，因为人是立体的。我们不应该用一方面的得失来对一个历史人物判死刑。我们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然而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是应该尽可能的还原，不能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历史本身就是客观真实的。还原人物的过程就是校对历史本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