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寄山水间
我的山水情怀始于1990年的那个秋天。
在苏州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后，我被分配到安徽南部绩溪县城的一所铁路子弟学校任教，放下行囊，我就立刻开始了解这个不知道将生活工作到何时的新地方，发现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古县城民风淳朴，环境优美，尤其空气极好。兹后的周末，我常常很早就起床，独自爬山，行至山腰时，那山中薄雾有时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湿润而又清甜的气息，沁人心脾。待到旭日东升，爬坡、折枝、弄石、看书，累了可以卧石栖息，渴了喝上一口山泉水，何等惬意逍遥，我爱上了这片山水。
站在山顶，望着四面环山的绩溪县城，看着火车从一个山洞冒着白烟驶出，贯穿全城，然后鸣叫着进入另一个山洞，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是啊！人生在世，难免生活上经受磨难，肉体上遭受病痛，甚至政治上面临不幸，可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间，放在宇宙大文化中来观照，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其荣辱得失、苦乐遭遇又何值一提，不如寄情青山绿水，释放自然生命，陶冶心灵情感，从精神上超越自我。这种山水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形态，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生命形态。
文人的山水情怀大概始于万世师表的孔子。我们虽然无法从典籍里窥见孔子游山玩水的嗜好，然而他曾周游列国，也曾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甚至将人的品性和山水相连：“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亦极崇尚自然山水，他认为“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天人合一”式的生命境界追求成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纵情山水的文化动力。于是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均有安贫乐道、醉情山水的文化大家。东晋时期，“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鄙视官场黑暗，毅然弃官归田，以《归去来兮辞》表白自己超越的精神，宋代林和靖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不趋荣利，自甘清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成为千古绝唱。
古人热爱山水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那时城市化还没有开始，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乡间，整日和山水田野相伴。文人远行，譬如参加科举考试，势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和他们日夜相随聊解寂寞的除了日月星辰，就是山水自然。那山那水，不仅提供文人休憩的场所，也慰藉着他们的灵魂，这种长时间相处而产生的感情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在绩溪产生山水情怀也有这方面的因素，那时的这个皖南山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活动，图书馆的藏书也不多，每到周末，学生放假回家，我的最佳去处就是环绕县城四周的大山。长期的厮磨，那山那水竟成了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心灵相通的挚友。
在皖南，我曾两度迷失在那片山水之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有一年春游，我带着学生来到同样坐落在群山怀抱中的古徽州府治所所在地歙县，傍晚返校时发现少了一个学生，于是，到附近山上寻找。夜幕降临不久，我就迷了路，忽见远处有灯光，便寻着亮光前往，来到一户山民家中。主人热情地招待了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迷路人，还帮我寻找走失的学生，最让我感慨的不是他的憨厚淳朴，而是黄泥地的正屋中间所挂之劝学楹联，我恍然回到了明清徽商鼎盛的时代，真没想到在如此偏僻的山区竟然有这样浓郁的向学之风，难怪徽商被称为儒商。
《论语》记述，孔子要“侍坐”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老夫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颇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的志向态度淡然，而当曾皙说出自己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他马上感叹：“吾与点也！”是啊！一袭宽袍大袖，放飞自己的灵魂，让它飘逸在春风里，有几个知己，再配上嬉戏无状的顽童，这该是何等惬意的场景。我曾经循着曾皙之志，在春暖花开之际的一个周末，带上没有回家的学生，爬山赏景，迎着和煦的山风诵读吟咏。正流连忘返之时，春雨忽至，急唤熟悉山路的学生带队出山，不料贪玩的孩子故意反方向而行，竟至迷路，不得不沐浴于春雨之中，意外地得到了别样的乐趣，依然有兴致踏歌而归。
调回家乡慈溪后，置身于钢筋水泥的城区，亲近自然山水的机会少了，可我依然不忍割舍那份山水情怀，于是学起了宗炳。这位南朝画家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朝廷屡次征他作官，俱不就，却喜欢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年老之时回到故乡，他将游历过的地方，画于居室之壁，说：“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我改其道而用之，借助如今发达的科技，来了一个“坐以游之”，工作之余，我常常通过网络搜寻自己去过的地方亦或心驰神往的名山大川，神游一番。然而，一有机会，我必是郊游山水，直接面对自然之美，借以滋润自己那在世俗红尘中日渐麻木的心。
山水常在，情怀永存，我庆幸自己有着一份山水情怀。
2012年5月28日发表于《慈溪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