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 前
一进山西地界，便感到了自然环境与南方完全是两个概念。四月上旬，南方一片绿色，桃李芬芳，山西却是一片灰黄，有如南方的隆冬。到山西，就想着去大寨。如今大寨已经比当年萧条多了，但仍有人去，不是旅游，因为那里没什么玩的，也不是朝拜，因为那里已没有光环。去的人，在石坝前沉思，面对人造平原出神：人们在那些砌得整整齐齐却冷冰冰的石头里汲取着精神的养分，从曾经的“穷山恶水”中感悟着人生的意义。
登上72级青石阶梯，到了虎头山半腰，就是陈永贵的墓了。墓碑上刻着老陈的年龄：1915－1986。我点燃了一支中华烟轻轻搁在石碑上，情不自禁地缓缓低下了头，心中默默地说：“老陈呀，你是当过副总理的人，看看人家现在的干部……”
但是，如果老陈在世，我相信，他断不会看着人家那样，自己也那样的。他生前毕竟跟毛泽东的思想很合拍，一开始就幻想着一个无“私”的社会，义无反顾地为创造那个“一大二公”的社会心甘情愿牺牲一切；他对大家的要求有如农民父亲之于他的儿女，以为吃饱穿暖便是幸福，以为到地里劳动才是美德，以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可有人加入共产党，口里说的是献身，心里却是冲好处来的：入党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发财。这样的人还少吗，你去问一问反贪局，那些因贪污过着铁窗生涯的人们，谁没有在党旗下发过狠誓？
想当年，陈永贵有毛泽东惯着、周恩来护着，若要为自己捞点好处原是小事一桩。可他到了北京，仍记大寨工分，户口不转，工资不拿。周恩来提议他拿工资，他说：“算了吧。记大寨工分，钱就到不了我的口袋，家里还有几口人要吃要穿。”大寨要给他每月发40块钱补助，他不要，说拿双份就是剥削。
当副总理以前，山西省委书记做通老陈工作，每月补他60元；当上副总理，山西省又加40元，国务院补每天一块二，这样他每月有了136元。陈副总理不要服务员，不要管理员，只要一个警卫员张银昌帮他做生活“统管”，136元统统交他管，买了些什么，到月底就掏出个小本子给首长报帐。偏偏首长客人多，大寨的、昔阳的、太原的、外省的……老乡们到了北京都要到他那里坐坐，来了，他就留吃、留宿。还有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桂贤也都喜欢跟他往来，尤其是那几位山西老乡爱吃他的山西拉面，他的钱自然就不够用了。有时政治局开会，国务院开会，中午不能回来，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帐单子就一张张邮到“陈办”来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那个张银昌就一笔笔登门付帐去。
儿子在念书，要出学费，还有孙子，爷爷回大寨不能不带个玩具，还要给村里的其他人买点衣服。他只找张银昌要，超支了，张银昌也不敢说。老陈也知道钱不够用，回趟大寨，就把家里的棒子面什么的塞进软卧车厢，跟农民赶集一般无二，按他的级别，即使坐火车也应该一人一个软车厢，他说：“讲那个排场干啥，一起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家乡人到北京多住他那里，农村人觉得白吃人家的不好意思，那些东西送去了也不能让他知道。有一次，有个人得癌症，去找老陈，他安排警卫员四处跑，帮助联系医院，他亲自打电话。住院之前，就住他那里。那人动了手术，以后去北京复查，为感谢，提只鸡，拎壶酒。吃饭时，他吃出鸡来了，就问，最近没买鸡，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警卫说，是那位看病的送来的，不收不行，实在推不开。“以后不准要人家的东西。把钱给人家寄去！”过了数日，以为他忘了，他忽然问：“钱寄去没有？”统管答，寄了寄了。
老陈的烟瘾大，靠那几个钱抽不起好烟。在大寨时，他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每年安排两个人专门种烟，然后分烟民们炮制。可他不在大寨了，又不能出门时背一捆旱烟，只好买。有一种烟一角九分一包，太原一家宾馆有，所以他每次去，就买一大抱带回北京。后来那烟没的卖了，便买前门烟，一盒三角多，再就是云南出的三七，也是三角多。本来，政治局委员中南海有专供点，专供外面不易买到的好烟，如中华牌。可陈永贵没那么多钱，专供点于他形同虚设。一次访问墨西哥，每人发20块外汇券，他就在墨西哥买中国烟，五十支一筒，一筒七角，很划算。有一回，陈永贵去东北，吉林有个老汉，去大寨参观过，他的老伴在烟厂，知道陈永贵烟瘾大，出于对这位老农民的尊敬和爱戴，就把那没切断的长支烟给他拿了些来，陈永贵很高兴地接了，老汉对老汉，聊了一整宿。离开时，吉林的领导也知道老陈烟瘾大，特地送两条“人参烟”，陈永贵坚决不收，说那花的是公款。进入东北，沈阳军区见一行人穿的衣服不适应东北的气候，每人发了军用的皮靴皮帽皮大衣。转过一圈，到黑龙江要坐飞机走了，老陈将一身皮货脱了下来。那意思是说，这些不能带走。一行人原以为可以带走的，这下老头子全脱了，谁还敢再穿在身上。至于那些脱下的皮货是否回到军区的仓库里，他用不着操这份心。
陈永贵钱少，钱少有钱少的活法。他身在的那个圈子，上至华国锋、纪登奎，下到警卫班战士，他总觉得都是大寨对门隔壁的乡亲，凡事不能只占便宜不吃亏，总得有来有往。可是他钱少，只能踮起脚跟做人。有次东北某人送给他熊掌，他就转手送给王震，王震回头给他什么野味，他又拿来送给陈锡联……有时候要送给谁东西了，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就稀里糊涂拿出来循环，包还未解，就三角债似地转移。回大寨一趟，带回的土货，这个一份，那个一份，警卫班也一份。
到了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周恩来年事已高，而且都病了，陈永贵在政治上也无能为力了；1980年，请求辞职……一直到下野之后，有家乡人给他送东西，他还是不要，说一句以前老说的话：
“让领导干部富很容易，让群众富，才难……”
虎头山上风紧，墓前久立，人外冷内热。抬头不见了石碑上的香烟，以为早已燃尽，待回身，却发现那支烟只焦了个头竟完好地躺在我的脚旁！老陈啊，全国都奔小康了，难道这么一支中华烟你还不肯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