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有苍天
头上有苍天
曹英之
我们中国人在比较严肃的事情面前或比较正式的场合下，习惯说“我扪心自问，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对天发誓”等等。小时候，家里老人也常教育我们:对上天要有敬畏之心，头上三尺有神明。那么，什么是良心？上天又是指什么？昨晚，读高中的女儿正在复习功课，突然问我:日本人上世纪侵略我国，烧杀抢 掠 ，罪恶滔天，却连句认错的话都没有，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日本人，对日本民族的了解知之甚少。日本人对这场同样给自己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如何看待，我无从得知。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有头有脸的国家百数之多，民族就更不用说了；各个国家或民族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及逻辑思维方式。虽然都是东方民族，但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或者说什么民族都有，日本就是这样的民族。
日本，中国古代称之为扶桑或倭国，近代通称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日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尤其与中国唐朝关系最为密切；那时候的日本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僧来华学习交流。唐朝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交往中，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和复杂；中日之间爆发了三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前两次战争是三百多年前中国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战争以及后来明朝老将邓子龙抗倭援朝战争；三次战争让中国人对这位搬不走的东边邻居始终心存戒备，尤其是第三次公元1931年爆发的，持续十四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差一点让我们亡国灭种。
如果一个日本人危襟正坐，不露声色，那么仅从外表上很难区分他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如果我们以日本人的传统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去“理解”日本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就不难发现他们同我们会有多么的不同，甚至是颠覆三观的莫名其妙和匪夷所思。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这样评价日本人: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刻板又善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日本人彬彬彬有礼，但又傲慢，专横自大；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宽宏大度而又心怀叵测……日本人是一系列矛盾的结合体。
日本人常说“情理”最难承受，“情理”大致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为避免向社会致歉而不情愿做的事；还有一层含义是指正当的方式，人们应当遵循的道理。“情理”并不是源自于中国，它是专属于日本文化的范畴。日本人的“情理”分为差异很大的两个类别，一是对社会的“情理”即报答性“情理”；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理”。日本人把不能报答“情理”视作人格破产，人们谨小慎微地履行所有的义务，因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一个不懂情理的人”这样可怕的谴责。在这里，“出于情理”一词充分显示日本人对社会的“情理”也就是报答性“情理”心情沉重和内心的不情愿。因此，对于早年前有恩于己的人，当时无力回报，现在向自己求助，日本人就不得不帮助向他求助的人，以免遭到世人非议。日本人对“情理”的准则十分严格，要求必须回报，在这一点上同还债很相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另外一类对名誉的“情理”，就是保持名声清白，不被任何诋毁和玷污；还要求在受到诽谤和侮辱时必须得到洗刷，必要时对损毁自己声誉的人进行报复，甚至必须自杀。一个为了名誉切腹自杀的人在日本人看来是道德高尚的人。“情理”还包括很多稳重和善的行为，如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见面的一对情侣不会热烈拥抱，而是尽力克制自己，简单的寒暄问候；妇女生孩子时不能大声叫喊；灾难袭来时，不胡乱奔跑，惊慌失措；男人们必须不畏痛苦和艰险。在借债时，借债人要用其对名誉的“情理”作担保，说如果我不能偿还这笔债务，我甘愿当众受人耻笑。而事实上，在新年来临之际，这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会以自杀来使自己（违约)的名声清白。有很多自杀事例同保全自己的对名誉的“情理”有关。学校起火烧毁了悬挂的天皇肖像，校长引咎自杀以死证明自己对名誉的“情理”和对天皇的效忠；在奉读教育敕谕时读错了字，以自杀来洗脱自己的罪名；某人无意中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裕仁---裕仁是天皇的御名，最后这个人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了。对名誉的“情理”要求非常严格，在日本，教师会说，为了维护作为教师的名誉，按“情理”的要求，我不能说我不知道，言下之意我不知道也要假装知道；企业家的对名誉的“情理”就是不让任何人察觉自己濒临破产；外交家的“情理”就是不能承认外交失败。要是被人戳穿了，来一个态度诚恳的鞠躬，就了结了。写到这儿，我有点想笑了，日本人的想法的确很奇葩；就学习态度而言，夫子教育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日本人同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日本封建时代有位大名，让他的三位家臣猜一猜他的宝刀是由哪位名匠锻造的，等到专家鉴定完之后说，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个人准确猜出这宝刀出自名匠村正之手。于是另外两位家臣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死山三，趁山三熟睡之际用刀刺入他的身体，但山三并未刺死，两人还不甘心，再次报复，最终还是把山三杀死。保全了他们所谓的对名誉的“情理”。这个颠覆三观，匪夷所思的复仇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性中丑陋残忍的一面。 被称之为日本的恶之花《武士道》一书中说道，在武士道的法则中，一切以荣誉之名的所作所为都是无需辩护的，因一些小事，甚至是想象的侮辱也会让脾气暴躁的武士愤怒地拔刀相向；有一个好心的市民提醒一位武士，他身上有个跳蚤，竟被那武士一刀砍成两半，理由是受到了侮辱:只有畜生身上才寄生跳蚤，把一位高贵的武士比作畜生是不可饶恕的侮辱。这个杀人理由牵强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武士道》中谈到了日本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如果女人们有存在的价值，就同丈夫一起站到前台；如果帮不了丈夫什么忙，那就默默退到幕后。一对青年男女互相爱慕，但当男青年沉湎于爱河而忘记自己担当的责任时，日本少女便会毅然毁容以减损魅力。武士道的少女们心中向往的理想妻子的形象是：当她发现丈夫的仇敌爱慕上了自己，她便将计就计，假装参与对方的阴谋，然后趁着黑暗，充当丈夫的替身，让那爱慕自己的刺客的剑落在她那忠贞的头上。小泉八云的《日本和日本人》一书中记载了一件发生在1892年长野县的事例。有个叫石岛的有钱人，先是对家人说，他会帮某个候选人获选；后来又违背承诺，反而去帮助原来那个候选人的竞争对手。石岛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穿上白衣，按照古代武士的礼节刎颈自杀了。武士家庭的妇女自杀，大多数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在这里是对自己有过错的丈夫做道德上的劝谏。那么作为武士本人，就更有以死劝谏自家主君的义务，织田信长的家臣平手政秀就是以切腹自杀的方式对自己的主君进行劝谏的。
在日本，四十七义士的故事广为流传，日本歌舞伎《忠良藏》完美演绎了这个悲壮的历史故事。事情发生在日本江户时期公元1703年。幕府将军德川纲吉举行仪式迎接御使，命令赤穗藩主（大名）浅野长炬担任“ 御使走役 ”，但浅野不熟悉典礼仪式，于是向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上野介请教。由于浅野未向吉良行贿；吉良就故意误导浅野，使其在幕府将军府隆重的典礼仪式上丑态百出，出了洋相。当浅野发现自己受到作弄，恼怒之下拔剑刺伤了吉良；在日本人看来，浅野因受到侮辱而向吉良报复是一种体面人的德行，但在幕府将军殿上拔刀相向则违反了“忠”的准则；他必须剖腹自尽，别无选择。从日本人“情理”的责任角度来说，浅野的家臣（四十七义士是其三百多家臣的一部分）有随主人一起剖腹自尽的义务；但四十七义士之首大石心中思量，如果剖腹自尽，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情理”，主君因被其他家臣拉开而未能实施报复，应当完成主君未竟之志，必须杀死吉良为主君报仇。按照一般惯例，封建社会的日本策划复仇的人必须事先向幕府上报复仇计划和复仇期限，然后实施；这样复仇者有可能调和忠与“情理”之间的矛盾而免受惩治。然而吉良是将军近臣，这些浪人不可能获得官方的批准去合法地进行复仇；于是大石等四十七人割破手指，歃血为盟，““情理”将是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 为了麻痹吉良，大石经常沉溺于最低级的花街柳巷，浪人们佯装成“不懂情理”的人，岳父们对他们的可耻行为十分愤怒，解除婚约并把他们赶出家门，朋友们也嘲笑他们；其中一位浪人为筹集复仇资金，竟把妻子卖去妓院，这位妻子的兄长也是浪人之一，当复仇秘密被妹妹知道，竟用刀亲手杀死妹妹以表忠诚，好让大石同意他参与复仇行动；另一位浪人杀死自己的岳父，还有位浪人把亲妹子送给吉良当小妾，以便刺探消息（这个可怜的女子完成复仇之后，必须剖腹自尽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浪人们攻占了吉良的官邸，砍翻了护卫的武士，杀死了吉良，用主君浅野剖腹时使用的刀砍下吉良的首级，然后列队走向浅野的墓地。他们履行了“情理” ，但四十七义士违反了没有幕府批准即行复仇的国法，是为不“忠”，四十七义士以集体剖腹自杀对“情理”和“忠”的义务做了最高偿还。在日本小学课本中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地履行“情理”，应为世世代代所敬仰……据于此，幕府经过再三考虑，特命令他们剖腹自杀，这其实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忠良藏》描述的是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日本，作为武士阶层的家臣如何为主君复仇，向主君尽忠的故事。顺便提一下，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武士尽忠的对象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各地的藩主大名。 从这个历史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历史片段的回放，在华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类似事件有很多，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春秋时期的晋国下宫之难 ，元杂剧《赵氏孤儿》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国国内公卿族之间及诸卿族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晋国大夫屠岸贾率兵在下宫诛灭赵氏一族，赵朔的夫人庄姬是晋室公主，怀有身孕，下宫之难时逃到晋宫里躲过一劫。庄姬后来分娩生下一男孩就是赵氏孤儿。屠岸贾得知消息，就带兵进宫搜查准备斩草除根，庄姬把孤儿藏在裤裆里，祷告说：“赵氏宗族如果要灭，你就哭；如果不灭，你就不要出声，搜查的时候，婴儿竟然没有啼哭。赵朔门客中有一个叫公孙杵臼的对赵朔友人程婴说:“这次屠岸贾没搜到婴儿，还会再来，下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事请问先生，死和扶立遗孤那个更容易？”程婴回答死很容易，扶立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请让我来做容易的事”。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抱着自己的婴儿躲入深山，程婴就到屠岸贾那儿去告密，士兵们在山里搜捕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立即将其斩杀。程婴则背负着卖主求荣的骂名抚养着真正的赵氏孤儿。十五年后，在程婴的帮助下，赵氏孤儿赵武诛灭屠岸贾，并恢复了祖先的宗位。等到赵武已经成人行了冠礼之后，程婴拜别晋国各位大夫，对赵武说当初下宫之难，自己之所以苟活，就是想扶立赵氏孤儿复仇，恢复宗位。如今您已经长大成人，承袭了祖业，我要到地下去报告给您的父亲和公孙杵臼。”赵武叩头啼哭，坚决阻止。但程婴还是伏剑自刎。
四十七义士的历史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的日本， 赵氏孤儿的历史故事发生公元前597年的春秋时期的中国，这两个历史故事在复仇动机和遵循的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但透过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还是能发现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赵氏孤儿》中义士程婴的复仇计划和日本四十七义士的复仇行动从表面上看都是门客或家臣为昔日主君尽忠，报答主君的知遇之恩。赵氏孤儿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儒家思想形成的前夜，但义士公孙杵臼和程婴所体现出的“智”“勇”“忠”“义 ”正是后来形成的中国儒家重要的思想内涵。中国儒家思想是规范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中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一系列“恩”来维系，什么君主的皇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夫妇结发之恩等等。恩在封建社会其实是一种债，儒家要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甚至“以死相报”，否则会被视为知恩不报，不忠不义的小人。中国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仁”的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是儒家其他思想的制约和先决条件；相比之下，忠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必须以“仁”作为存在前提。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及“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要求封建统治者施行仁政。 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的思想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统治者必须有德，也就是仁；如果统治者不行仁政，残暴荒淫无道，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义的。“仁”是万民效忠和人子尽孝的先决条件。《赵氏孤儿》中程婴为代表的义士尽忠的赵氏一族--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赵盾是晋国典型的忠良之臣，当时的国君晋灵公残暴无道，《左传•晋灵公不君》中记载“（晋灵公）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数次直言相谏，晋灵公非常厌恶，派力士鉏麑[chú ní]暗杀他；鉏麑天还没亮就摸进赵府，发现房门已开，赵盾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但时间尚早，坐而假寐。鉏麑退出来，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齐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鉏麑便一头撞死在院子里一棵槐树上。赵氏是晋国忠良与正义力量的化身，灭赵氏一族的屠岸贾不仅是赵氏的仇人，也是程婴等义士，甚至是晋国百姓眼中的大奸臣，大恶人。程婴等义士对赵家的“忠”不仅仅是忠于故主，也是忠于国家。程婴等义士的复仇动机中对主君的忠包涵高尚的仁义道德内涵，他们不仅仅是报一己之私仇，而是家仇和国恨；他们这种对故主的尽忠具有正义性，属于典型的中国儒家思想有“仁”之忠。著有《武士道》的日本人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的基本道德就是对主君尽忠，强调对于主君的毫无保留，无条件忠诚。日本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苏联学者普罗宁可夫在他的著作《日本人》一书中，甚至说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道德伦理基础。但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同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现象。日本社会武士阶层逐步建立以忠为首要义务的伦理道德体系，强调忠的思想是日本儒学的核心，而且是无条件的忠诚，只限于武士自己的领主。另外，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独特的耻感文化是日本传统上多教并行形成的，受辱即行报复在日本传统社会深入人心，被视为一种美德；相对于罪恶感，日本人更注重的是耻辱感，在日本人看来对与错也许并不重要，关键是不要让人嘲笑。在以耻为主要约束力的社会，一个犯错或犯罪的人不会因承认错误，对自己的罪行忏悔而感到解脱；相反，他认为只要恶行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懊恼，坦白是自寻烦恼。如是我们华夏民族即使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如有不当行为也会受到良心的折磨；因为我们相信头上有苍天，天理昭昭！
中国人复仇无论多少血腥，总是要强调仁义道德，也就是复仇的正义性，要占领道德高地；而日本人则强调的是“忠勇雪耻”。这就是中国儒家思想和日本儒学关于忠与孝孰先孰后反应出的中国和日本“有仁之忠”与“无仁之忠”的不同。忠字孝先行，在中国社会中只有为父母尽孝道，人们才会相信你会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主君尽忠；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说他对主上耿耿忠心，要么是天方夜谭，要么是人格分裂的道德败坏之徒。当然，对于忠孝不能两全一说，是指心中有孝道，但因为为国尽忠，不能亲自伺奉父母，属于个人对国家作出的巨大牺牲。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对主上或主君尽忠(这里的主君不是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天子)，或报答知己，要为替父母尽孝让道，一个真正的贤士义士必须做到这一点。如《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的聂政刺杀韩傀事件，春秋战国时期韩国大夫严仲子同韩相韩傀有隙，两人曾在韩哀侯的朝堂上拔剑相向，严仲子恐被诛杀，遂逃亡到齐国；而聂政因杀人避仇，同老母，姐姐也逃亡到齐国，以屠为业。严仲子到齐国后对聂政倾力结交，但聂政起初并没有马上答应严仲子，原因是他老母亲还在，他要尽孝道；老母亲过世后，聂政以死相报，刺杀严仲子的仇人韩傀之后自杀身亡。在中国，儒家把对父母的服从作为人们首要义务，而日本人则不然，他们把对主君无条件的服从，也就是忠放在首位。虽然同是“食君之禄，当死君之难”的伦理要求，但忠和孝哪一个是人生的首要义务，中国和日本虽同属儒家文化圈，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两个国家的社会伦理道德最大差异莫过于此。
公元前340年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诞生于诸侯国楚国的秭归，在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战国末期，在忠的思想还未最后定型的华夏大地，屈原的出现像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流注入华夏干涸的土地，正是屈原将对君主个人的效忠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对故土深深的依恋，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浓重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对自己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产生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至于牺牲生命也无法割裂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眷恋。始终不渝的家国之恋，痛彻心扉的家国之痛，屈原用诗歌和生命诠释了为祖国尽忠，为民族尽忠的崇高人格，而不是效忠于君主个人。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就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华夏传统道德给出了答案和规约；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时代，从事什么职业，也无论我们是否身居高位，还是普通的芸芸众生，当面临生死抉择，艰难取舍时，个人之上永远是家族，家族之上永远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上还有苍天。苍天于儒家而言是心中仁念，于佛家而言是慈悲之心，一丝善念，于道家而言乃是德，也是天道；当天下苍生揭竿而起，替天行道时，那么一个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中国古代思想儒释道三家相互混杂，但又相辅相成；中国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在中国如果君主失德，则会众叛亲离。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以任何理由弃苍天而不顾，不会逆天而行，更不会行“不仁之忠”，即便是国家民族利益面前也是如此；但不幸的是我们东边这位邻居日本人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利益为由，致别的国家民族于死地，而且毫无道德羞耻感，他们的头上没有苍天。四十七义士的故事告诉我们，日本人为了为主君复仇，向主君尽忠，为了所谓的“最高情理”，残忍对待自己的亲人如将妻子卖入妓院，将妹子送给仇人，杀死无意中得知秘密的亲人，甚至弑杀自己的岳父。这些在中国社会想都不能想像的大逆不道的兽行，竟然在为主君或天皇尽忠的名义下得到日本社会的大力推崇。一千多年前日本人把中国的儒家思想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选择性地移植到日本文化中，他们摈弃的正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思想；如果“忠”没有“仁”作为先决条件和制约，将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日本人以为天皇尽忠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对自己也对他人为所欲为。
《日本的真面目》一书中写道“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涂上的漆层越厚，制成的漆器便越有价值。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这样……有句说俄国人的话是‘抓住俄国人，出现的却是鞑靼人’。人们也可以这样来说日本人，‘抓住日本人，刮去漆，出现的却是海盗’。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戚继光同志 经过十几年的军事打击，将倭寇（日本人）赶入大海；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便领兵二十万于公元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入侵朝鲜（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更将侵略目光投向中国；明朝老将邓子龙率数万华夏健儿入朝抗战，经六年血战，同朝鲜名将李舜臣一道粉碎了丰臣秀吉的大日本帝国梦。三百多年后，日本趁着中国百年衰弱之际，又对朝鲜和华夏举起了屠刀。对于旁边窥视着一个骨子里侵略成性，又死不悔改的民族，我们唯有团结奋进，加强武备，别无他法。
2018年8月26日
作者：笔名曹英之，网名阿史那思摩，号.电话号码.本名曹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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