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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猪(散文)

2018-08-09 14:15 作者:樵夫  | 12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实行的是大集体、大呼隆的体制。我们那里人多田少,加之地处汉江平原,地势低洼,天一遇连阴,到处一片汪洋都不见,秋下自然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一年下来一个人毛粮分得360斤到420斤,还吃过几回“返销粮”(生产队拿钱从粮管所把上交的公粮买回来分给农民吃)。

我们那里说起来是“两河夹一沟、一脚踏出油”的鱼米之乡,可吃米饭面食的日子多不过半年。很多的日子是靠“瓜带菜”打发过来的,南瓜、红薯、萝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早上南瓜、红薯、萝卜稀饭,中午南瓜、红薯、萝卜干饭,晚上南瓜、红薯、萝卜糊糊,吃得人醋心。虽然没有发展到饿死人或一家人出门只有一条裤子的地步,但一些家大口阔、不会操持的家户到了一青黄不接的时候常闹饥荒,三不知儿会腆着脸端着葫芦瓢和油盐罐左邻右舍四处讨借。一天只吃得上一顿饭,天未黑就卷缩到被窝里去困觉,又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孩子就多得如同猫狗。在村里,如果谁不好好念书,家长就会训斥道:看你那榆木脑袋的,早晚得回来扳三百六(种田)。

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各家各户除了能根据人口多少划几厘最多分把地的自留地,安个菜园,喂几只鸡鸭外.多数人家每年勉强喂一两头猪,完成了必须的“统购”后才能自己杀年猪(统购统销,就是政府强调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生猪等卖给国家,城市人口所需全由国家供应,农民必须是完成统购任务后才能留自己食用。)记得有一年我家喂不起猪,腊月间杀了一头猪交了国家一半自己仅吃了一半,而有两次交统购还闹出了笑话。为了早日完成任务,节约吃食,父亲估摸着或是简单地秤上一下猪的重量基本达到上交标准了(每头猪不低于120斤),早上把猪喂得像吹气球似的,待用板车“哼哧、哼哧”地拉到七、八里外的公社食品所,一路上几泡屎尿拉过,却差了二、三斤,好话说了一堆,人家死活不收,只好拉回来又喂了好几天才勉强了上去。

而敢喂母猪的家户那在全村是屈指可数的,我家就是其中之一。按说,我们家在村里是公认的条件比较好的,父亲在外教书每月有一、二十元的工资收入,母亲虽然踮着一双小脚,但却像绝大多数主妇一样啥活都干挣着工分,大哥、姐姐、二哥先后回家务农,爷爷奶奶在伯父和我家吃派饭(一家一个月),就我和妹妹吃闲饭,可怎么也想不通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母亲盘算着要让全家的日子过得宽裕点,必须喂头母猪。她跟父亲掰着指头算了算:一个母猪一年可以下两窝猪崽,一窝产崽6—10只,除了自己留用2头,10多头小猪喂到15斤左右可卖大几十块钱来贴补家用。那在一个劳动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算二毛钱的年代,对于一个农家来说是很能抵挡一阵子的。事实证明母亲的眼光是独到的,因为她笃信,只要勤快就饿不到肚子。

在我印象里,我读小学到初中期间,家里先后喂过至少两次母猪。一般的人家,喂一两头肥猪都磨得够呛,而要喂头母猪拖带两窝小猪崽,有些年份还要喂一、两头肥猪,那样的劳累和困苦真不知是咋熬煎过来的。

首先要说说猪圈的问题。我家的宅基地是爷爷解放前就占下的,只有三间屋的基脚,住着大伯和我家,后来人丁兴旺,人经四辈,最高峰时达二三十人,连人住起来都十分紧张。正屋前面是三间厢房,父亲只能贴着厢房打了一圈一米多高的“干打垒”(用土夯就的土墙),在钉上屋架用麦秸搭了个人字棚,就成了猪圈,勉强能喂一头猪。这下计划着要喂母猪,可愁坏了父亲。还好这年冬天正赶上学大寨围湖造田村西头的水库堤要推掉,每逢周日父亲回来,就借了板车叫上我们趁着晚去拉土。到了腊月门前的堰塘水抽干了,我们又去挑塘泥,好几尺高的土岸先一锹一锹往上甩,再一担一担往屋场上挑。硬是一车车一担担把屋场台子往前填了丈余高近两米宽。一开春,父亲便把猪圈扩了出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没过几天,父亲就从集市上捉回一头黑色的小猪,说那就是要喂的母猪。每次劁猪匠骑着“洋驴子”吹着牛角号从我家门前经过,看着我家那只日渐长大的小黑猪,都要停下来问一句,“那黑猪咋不劁?”却没人理会他。我不知道小奶猪怎么变成的大母猪。只知道往年买了小猪都要请劁猪匠。劁猪匠按住那小猪一阵子“嗷、嗷——”地叫唤,在小猪的肚子上划开一个口子,掏出一坨粉红的东西割下来扔到房屋上去了,小母猪、小公猪后来就长成了克朗猪大肥猪。只到有一天,那母猪不好好吃睡,甚至翻过院墙,成天满村子乱跑,母亲说,死畜生,在“跑花”呢!就让我和爷爷把母猪赶往邻村王洲去“搭脚”。那时候,我才十来岁还未开窍。爷爷已六七十岁,肩膀上搭着一个大烟袋。我在前面拉,爷爷在后面赶。那母猪根本不受约束拼命地挣脱了脖子上的绳索,在乡道上、麦田窠里四处狂奔。爷孙俩慌作一团连忙追赶,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4、5里的路程费了九牛尔虎之力才将那畜生连拉带拽地弄了去。被一个足有三四百斤的大公猪“哼哧、哼哧”地爬了一阵子,才顺顺当当地往回走。比我大一点的发小家元和香娃子拿这事取笑我,我还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那是母猪发情后与公猪交配。

喂猪最大的问题是猪饲料。在人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喂猪主要依靠打野草(菜)。米糠和麸皮这些精食料只能象征性地拌在野草里喂猪。哥姐出工了,妹妹尚小,母亲除了干活还要操持家务,里里外外跟头连天。而我十来岁后就成了家里喂猪的主力军。

中午和晚上放学一回家,放下书包慌忙喝碗米茶,抓起两个馒头,拿起镰刀,挽起竹篮,边走边啃,直奔汉江大堤或者田间地头。春雨过后虽然青草长得格外肥嫩,绿莹莹、水灵灵的,可喂猪的野菜不像喂牛的草一片一片的,而要一棵棵剜,一窝窝剔,一丛丛割。有时,满世界的跑几个时辰,还割不满一篮,人早累得满头大汗像个泥猴。遇到春荒头上,大人有时早晨也喊我们起来去割点猪草再去上学。这时,正是天最长活最重,青黄不接的时候。若早上不去割回猪草,那些猪们只有“哼、哼——”挨饿到中午,有时候猪槽给拱翻了,猪圈给扒开了。有段时间,每天天色还是黑黢黢的或是满天星斗,我们几个迷迷糊糊,揉着惺忪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到生产队地里,偷割一种长得又嫩又密的绿肥——红花草,提心吊胆地割了一大篮连忙飞奔回家,生怕被队里发现被扣工分。

乡下有句农谚,叫见青打青就是不要猫儿眼睛。打猪草时,我们口口相传认识了很多的野草,如五月五、黄花苗、灰苋菜、节巴草、灯笼棵、地米菜、牛尾巴蒿、野胡萝卜缨等等。也还因为那些猪们可能有鉴别哪些草能吃、哪些草不能吃的天性。即使我们误割了癞毒皮、猫儿眼或许有毒的野草,它们也会自然地拱在一边。有时候,我们要爬高上低捋一些比较嫩的构树叶、桑树叶、榆树叶。到稻谷田里去捞鸭鸭草、铜钱草,顶着烈日上蒸下煮,蚊虫蚂蟥叮咬,衣裤从来没有干过。每年,我们在门前的塘堰里养殖很多水白菜、水葫芦用来喂猪,可人接触那些水生物之后双手会刺痒。稍有盈余还要晒一些南瓜秧、构树叶,以备冬天填饱那些猪们的肚子。母亲还让我到没有喂猪的家门去挑潲水和别人家不要的南瓜秧、萝卜缨、白菜叶。一年上头,春夏秋冬,我们想尽了办法极尽了能事地去张罗各种各样的猪食料。最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捞水草。下秋了,水已冻得牙巴骨打颤,还要到塘里、沟渠里和水库里捞水草,日复一日,忽冷忽热,最容易引起感冒、发烧、打摆子”(疟疾)。尤其是每年都不知要打多少场“摆子”,有时候是隔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一天一次,人烧得说胡话,冷起来盖几床被子还不滋事,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而打猪草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邀约几个伙伴儿,在田野里边打猪草边天南海北地说古道今嬉戏疯狂,实在是累了躺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看蓝天上白云飘忽,听云雀在半空中鸣唱。每到这时我们完全融入到大自然,仿佛忘记了一切。

眼看着母猪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母亲让我给猪圈的猪窝换得更勤了,猪粪掏得更快了,哪怕是臭气熏天也全然不顾。那两天,母猪不停地将稻草往墙角落里堆积,母亲说:母猪闹窝是要下猪崽喽。果不然,第二天傍晚10头粉红的小猪挤挤挨挨地卧在母猪的肚皮下一个劲地吸着奶,一个“垫窝”(最小的一个)被它的哥哥姐姐挤在一旁吃不上奶,母亲就把别的小猪扒拉开让那“垫窝”吸着奶头。看得出母亲一动不动地眇着那些或纯白或白里带有黑点的、圆滚滚的小猪崽是多么的欣喜。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夏收刚过,父亲便跟母亲嘀咕起来,“今年,无论如何也得杀头年猪还还情,不能老是吃人家的吧!”就从出栏的猪崽中拣大的、壮的留了两头,说喂到年底交了统购杀个年猪。大人忙种田,小娃望过年,我眼前无时不在憧憬着腊月杀年猪的景象。

而往往要把小猪喂养大也不易,特别是半大不小的克朗猪容易得猪瘟。那时候,不知道是兽医技术差,还是那些猪们命薄,喂得活蹦乱跳的猪等发现得病了,打着打着针药,可是没几天就病歪歪地倒下了。猪们已长到三、五十斤甚至七、八十斤,丢了埋了多可惜,我们哪管得上母亲心疼不心疼,让大伯给死猪刮了皮破了肚,把肉在堰塘里清洗干净剁了,点燃土灶,在锅里放上油盐佐料干炸一阵子,满屋子便是猪肉的香味。慢慢地嚼在嘴里还有一股子青霉素的苦味,然而,我们仍吃得津津有味嘴丫子流油,好像过大年似的。

有天傍晚下学后,我照例剜了一淘篮猪草,拖着疲惫的双腿饥肠辘辘地回到家里,进门一看全家老小正围着饭桌吃着热腾腾的炖钵炉。我的火气直冒,折身在屋檐下抓取一把土灰,撒到锅里就跑。母亲先是一愣,随手拿起一个棒槌,在房前屋后追着我跑了几圈。眼看母亲要抓住我,我便三把两把爬到了一棵树上,母亲气急败坏地骂道:我看你个死东西,今天就落屋了?趁她扭身离去,我溜下树来。没想到母亲转身飞奔过来一把薅住了我的领子,“梆、梆”就是两棒槌,我的头上立马鼓起了两个大包。那是我有记忆以来,母亲打我最狠的一次。她是在心疼被我糟蹋了的半锅肥肉丁儿炖萝卜呢。我暗暗地发誓再也不给她喂猪了。第二天、第三天,我翘着气没有再去打猪草,可看到母亲手脚不停忙前忙后的辛劳,还有那些猪们饿得嗷嗷只叫唤,我的心肠又软了下来,提着淘篮不吭不嗯地四处打猪草去了。

由于家境艰难,直到我读小学四、五年级了,还穿着母亲纺织的土布衣裤。一天下午,班上在湖边搞勤工俭学围湖造田,一个姓龚的女生不知怎么就当着大家的面拿我开涮起来:孙XX家里那么有钱,十几岁了,还穿着土布衣裳?有的同学也跟着起哄,弄得我脸红一阵白一阵。晚上回到家里,我跟母亲嚷嚷起来,要她给我做细布衣裳。母亲说,啥都想要,哪来的钱,拿嘴巴子给人家打?我说,那卖猪娃的钱呢?母亲怼了我一句,一大家子人不吃不喝把颈脖子扎起来算了?我一气之下,那就等我挑猪草喂猪卖了钱去扯布。第二天,我果真辍学在家跟着一群大妈们去挑猪草了。直到父亲周末回来听说后劝了母亲几句,是的,老大不小了,也该给他换身像样的衣服了,掏出几块钱给了母亲。母亲才领着我到大队双代店扯了两块细布。我记得很清楚,上衣是格子的,裤子是蓝色的。拿到裁缝王大孃那里去做了一套新衣,我才又去上了学。这事被同学们笑话了好长时间。

每每看着那些猪们狼吞虎咽吞吃着我打回来的猪草,联想到卖猪后换回来一沓花花绿绿的票子,过年能吃上几顿肉,穿上新衣裳,那些起早贪黑的苦、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累都丢到了脑后。我耳边时常想起母亲的话,人只有老死病死的,没有累死的。

78年,我参加高考,由于底子太差而名落孙山。当有同学动员我一起去复读的时候,我很纠结:家里这么困难,还要供我读书。村里像我这大的半小伙子早都回家挣工分呢。待到父亲回来听说此事,宽慰我道:“去吧!考不上举人考秀才,讨不到米有布袋。大不了多下一窝猪娃罢了。”就这样,我复读了一年,拼搏了一年,终于考上了中专,跳出了农门。

就这样,我拔腿去了城市;母亲也老了,抱上孙女孙子了;分田到户了,家境日渐宽裕了。喂猪的日子远离我们而去了。回想那些年喂猪的经历,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和经过的种种磨难,都成了我一生做人的资本和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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