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酒香

穿越时空的酒香

欧阳克俭

一

1975年夏末，我从敦寨中学首届高中班毕业。

毕业聚餐时，班上杀了二头肥猪，喝了一场“大酒”，很多同学都醉得不知所归。

猪是学生自己喂的，酒是用“勤工俭学”得来的“班费”凭证明到供销社买的。也算“自食其力”，丰衣足食，难免吃喝得有些任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个年代，学生除了上课学习外，还得“勤工俭学”和“开门办学”，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军，兼学别样”。“学工”，是到建在本地的县水泥厂学习制造水泥；“学军”是学习操练、射击（学校有“机械民兵连”建制）；“学农”，除了到当时的“花桥国营农场”帮助春耕夏收和学习拖拉机驾驶外，就是开垦学校自己的农场，种植水稻、红薯、木薯、洋芋、萝卜、白菜等粮食和菜蔬植物。

学校农场在一个名叫“四蔸枫树”的地方，一面是山沟溪谷，一面紧挨公路，数百亩。学生自己筑土墙将农场“”围了起来，各班级分别经营自己的菜地，喂猪的蔬菜自然充足得很。购卖半大猪仔的钱由“班费”支付，学生自己砍树盖猪圈，猪菜学生上轮打，猪潲由学校食堂的工人代煮。半年下来，几头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肥猪便养成了。

本来，按照学校的意见，毕业聚餐是只杀一头猪的。可是，饥饿时代的学生们要尽享自己的劳动成果，难免“见利忘义”，我是班长，综合了几个班委的意见：“把两头猪全杀了，好让师生们饕餮一回！”全班38个同学，男生30人，女生8人，一致赞成这个大胆的决定。意见反映上去，学校只好默许。

十八九岁的高中生，基本上来自农村，已经历过了不少的世事，很多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已能够娴熟地掌握。像杀猪这样技术含量极高的活计也无须再劳神麻烦专业的“杀猪匠”，学生们也能自己动手解决。一帮学生，扭的扭耳朵、揪的揪尾巴，摁的摁脑壳、扯的扯脚、按的按身……一张二人凳把肥猪“固定”牢实。劳动委员亲自握刀，或许是激动之后的“乐极生悲”，又或许是冥冥中真的有一种着意戒罚有违“上意”之人的力量在作祟的缘故，在杀到第二头猪时，一刀进去，未见血；二刀进去，待刀子退出时，劳动委员手掌上的人血却和猪血混杂在一起喷溅了出来。好在伤口不深，简单处理一下后，纱布条儿一扎，汤猪、刮毛、开膛破肚、掏剜内脏、捋下水、开边、切肉、炒肉、喝酒……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以妨碍得了的。

那时，因为高考还没有恢复，高中毕业了也就等于彻底地“辍学”，乃至永远地“失学”了。从此，与“学校生活”一刀两断，真正踏入了“社会”。“哪里来，那里去。”一个班级38人，只有4人属非农业人口，其余89.5％都是农村娃儿，只有做“回乡青年”的命。因为，只具有“非农业人口”身份的学生，才有“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资格。而“农业人口”身份的学生自然只能灰溜溜的“打马回家”，去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农民”了。

既然“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潜《责子》）于是， 不难想象，当年我们的那一场“高中毕业酒”，喝得是多么悲情难抑。有诀别前“执手相看泪眼”的“无语凝噎”，更有肝肠欲断的嘤嘤呜呜。一场“毕业酒”，同时又喝得是那么畅快淋漓的豪情万丈，甚至喝出了些许“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悲壮意味与情怀。

喝酒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境界：起始是举杯相互祝贺，一缕馨香，一丝温暖，多带文人雅士的温文甚至略显矜持；既而，酒过三巡，情到深处，话不多说，咕噜而尽，一股朝气，一种本真，大有武人侠士的豪爽慷慨；最后是，酒已醉、脚欠稳、语疯癫，一通感慨，一身感动……便见得有人击缶而歌，或伏地呕吐，更有随处而卧、酩酊不省人事者。

要走了，依依不舍，却无怨无悔；情缘未尽的，自然心绪万千。

中学生活太急促短暂，三年五载，弹指一挥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借酒浇愁，以酒达古，凭酒抵心，倾酒叙事。一场毕业的聚会，无异于一年里最后一阵秋风吹过，树叶颓败、花草枯索、人已老去经年。

一场酒事，时过境迁，四十有一年矣。何日再得以相聚？昔日的同学们已星散在何方，又有几人别尘作古做了阴阳两隔人?

联想旧时，东坡日月长，先生呼朋饮酒，“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苏轼《十拍子•暮秋》）的境界，我等虽非“强染霜髭扶翠袖”的“狂夫”，却强以“解狂”。他年，若是经历了先生的宦海沉浮、坎坷仕途，成了失意潦倒的“白首苍颜文士”，岂非就更是无奈作狂？

促膝骈肩，置腹畅谈；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夜幕迟迟，晨星远现。当最后一次再凝望曾经仰望过五年的校园天空，憧憬美好的未来时，残酷的现实却逼迫我们不得不拍打起尚未丰满的羽翼，掮起稚嫩的双肩，即刻背起简单的行囊直面未来生活彼岸的波涛忐忑起航！

未来的天空是否仍然洒满斑斓的星光？未来行进的道路上是否还能有昨日课堂里恩师所投来的殷殷希望的目光？

时光流水，白驹过隙，弹指挥间。在这个校园里，有的同学虽然只呆了高中阶段的二年，而我和大多数同学却在这里度过了从初一到高二（学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整整的五年宝贵时光。而转眼就要告别绿树成荫的母校，告别曾给过自己快乐也曾留下过忧伤和彷徨的校园，告别无私奉献谆谆教诲我们的师长，告别载满我们奔逐腾闹的操场，告别曾镌刻满我们青春记忆的课堂，告别早夕相处的同学……

在这个大家庭里，有过我们太多的记忆和梦想，我们学会了自强、自尊、自立和自爱，懂得了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学会了团结协作、真诚友爱……依依不舍、百感交集。处在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啊，面对这种非常时期的“毕业”即“失学”的告别，谁能不流下兴奋而又悲切、欢快而又伤痛，更多的是迷惘彷徨而又失望无助的涟涟泪水？

作为班长，即使在代表首届高中生于毕业典礼大会上作发言时，一向踌躇满志的我也早已失去了刚入校门时孜孜不倦忘我学习的沉勇与果敢，没有了昔日所立下的雄心壮志，更少了平日里每做一道难题而获得破解时的喜悦自在心情，更多的是增添了一重难以化解的于未来陌生生活前途的希冀渺茫与对未来无知命运充满坎坷无常变数的无边等待。

回想起昨夜的纵酒放歌后前途未明的唏嘘悲切，唯殷切祈盼曾经视学生为己出的恩师们身心长健、家庭幸福；希望还不曾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来年毕业“柳暗花明，水绿山妍”，赶上一个政治昌明、教育利好的全新时代，让一场真正的“毕业聚会酒”足以润滑和鲜活你们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完全自由飞翔的灵魂。

当跨出学校门槛的那一刻，复见细雨骤停，金色的阳光穿过天边的云翳照射到教学楼一侧古大树木的颠梢之上，五光十色的光谱又穿透浓荫郁蔽的枝丫而投映到教学楼的玻璃窗户上……一个似乎给人某种希望与寄托的场景，像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隐喻，又好比一个充满暗示的象征。

两年后的1977年初冬，恢复“高考制度”时，那个让人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的场景，常常让我想起，并在不断的回忆中得到某种强化。

二

高中即将毕业的前夕，其时我所在公社的龙池完小附设初中即“小学戴帽初中”的校长龙开祥先生便与我有约，毕业后到其治下当初中老师，身份是“民办”还是“代课”，任由我选择。

其实，“民办”还是“代课”，并非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工资报酬来源渠道上的异同。从工资来说，不管是“民办教师”还是“代课教师”都是每月二十八块五角。不同的是，“代课教师”的工资来源于上级造册拨款，而“民办教师”的工资却来源于公社自筹和国家适当补助。但是，“民办教师”每年还能另外有三百多斤稻谷的实物补助，而“代课教师”却是没有的。在那个粮食极为“紧俏”的年代，我自然是选择了“民办”。但后来，学校在造册上报教师花名册时，我的名字却还是被列在了“代课教师”行列由上级拨款，好在给我的稻谷实物补助并没有少，也就没有究问其中的原因。

当年8月底，教师提前集中开会，做开学的准备工作， 18岁的我便如约来到了所在公社的这所“戴帽初中”里任教，成为初三化学和初二物理，同时接任初一新生一个班的语文，兼任初一两个班的体育，共四个课头每星期近20节课的科任教师，同时还担任初一一个班的班主任。到1978年3月我离开这所学校时去上大学时，我教化学的学生已毕业了两届，从初一接手班主任和三个主科科任老师的班级也即将毕业。历年所在县区统考和升学考试时，我所教授班级的平均成绩、及格率和单科成绩均高出区、县的水平，获得了优异成绩，受到县、区、公社及学校的表彰，这是后话。

我的家住在邦寨，距离公社学校所在地龙池不过五华里的路程。报到前的一天，学校的龙开祥老校长与教导主任杨正松二位领导亲自到家里来接我。

龙池小学是一所拥有一至五年级的初级完全小学(当时小学是五年制)，加上一至三年级的“戴帽初中班”，师生几近1000人。开祥校长既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整个公社所辖村小的“大校长”，相当于现在的“乡中心校”或“片区中心完小”的负责人。开祥先生自当校长来近二十年，于所在公社素负有盛名，在素有“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我的家乡一带颇受家长和社会的尊崇和敬重。

龙池小学也曾经是我的母校，“文革”初期，我在那里上过小学五年级。后来五年级下放到生产大队办学，我才离开那里。开祥先生那时就是我的校长，现在我则即将成为校长的同事。

在家里，父亲好说歹说，才征得老校长的同意，“越俎代庖”，把校长的“接师酒”和学生儿子的“谢师宴”给一块合办了。

提前知道了公社德高望重的老校长要来迎接自己的儿子去“附中”当老师，还有国家的薪水可拿，平时一向严肃沉稳的父亲一下子也变得眉开眼笑起来。因为，在父亲看来，经过自己的艰辛培植，家声重振有望，终没有辜负祖上老窨子屋“书香第”的期望。

因此，虽然尚处在困难年代，但父亲还是早早地就开始筹备烧酒“待客”的有关事宜了。

其时，母亲离世刚好半年，平时一向皆有母亲操心劳烦的家庭“内务”都得由父亲亲自来完成。选择了一个晴好的日子，一大清早，父亲就开始下糟、生火、架甑、坐锅烧酒了。

待校长和主任中午进门时，灶房里烧酒的天锅水已换过了五六回，酒已经接满了四五坛，量已早早超过了二三十斤。但是，笕上流出的酒水却还是带着十分的劲道，半点也不见有“尾子”的前兆。凭以往的经验，二十多斤大米煮饭酿的酒糟，正常情况下只能烧出十四五斤四十度左右的上好米酒；如果能接上了二十多斤，那就是最高的出酒率了，纯度也会大打折扣，一般难以超过三十度。

可是，父亲当天烧酒，似乎遇上了送酒的“喜神”。虽然天锅水已经换了五六锅，酒已经接了四五坛。但是，天锅水还在一锅一锅的接着换，酒还在一坛一坛的接着搬。

继续添柴入灶，火舌烈焰舔舐着灶堂里的锅底万种风情，“噼噼剥剥”的欢笑声；堂锅里的酒糟剌剌不休，“叽里咕噜”的嬉笑着；酒液的精灵在幽深的“笕筒”里汩汩地流淌，轻吟浅唱，最后跃入吐珠纳玉的酒坛……

酒，火之灵，水之魂；酒，水之形，火之性。这粮食的一汪曼妙精华，从此流进寻常百姓家庭的生活里，融入其血脉中，见证了庄稼人的平常人生和他们对待生活的姿态与情趣。

我高兴得一趟又一趟的从寨前的文溪里不断地担水往家里跑，换天锅、搬酒坛、添灶火……诱人的酒香早已透过密封性不太好的传统木甑和酒坛的封垫窜出了老窨子屋的封火高墙，钻进了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酒神的精灵快乐地飘逸、飞翔在鹅卵石铺就的花街路面周遭的天地之间，不绝于缕……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寒露结了霜，就要开镰收割了。十月谷熟，即刻着手清理晾晒谷物的场地。待一切农事既毕之后，辛苦了一年的农人们便要屠宰羔羊，来到乡间学堂，每人设酒两樽，请朋友共饮，并把牛角杯高高举起，相互祝愿大寿无穷，同时祈祝来年丰收大吉，生活富裕。想想，诗中所描绘的这一幅先秦时期乡人于十月在地方学堂行饮酒礼的风俗画不正与时下父亲所摆下的“谢师酒”有曲异工同之处么？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肴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里说的这种士大夫饮酒所持有的风尚雅兴，在我家乡纯朴厚道的百姓家庭里，也同样的被完好地延续和保存了下来。至今回味起来，还是颇为向往，令人怀念的。

新出缸的米酒，余温尚在，其色洁净晶莹，其香馥郁绵长，其味纯正醇和。鸡鸭鱼肉、豆腐蛋面、蔬菜水果也都是家中自产，形美质鲜而安全。座中且有乡贤耆老相陪，“喜酒”办得丰裕而简朴，显得庄重而热烈。

“接师酒”也是“谢师宴”，“欢送席”更作了“壮行酒”。敬酒歌唱了几大箩，酒喝过十数巡，校长与学生、“老师”和“新师”、乡贤与耆老、家主与客人……饮酒人俱皆酡颜目眩，耳热酒酣。

米酒氤氲，弥满百年老窨子幽深的堂屋，酒与人、人与酒、人与人，再无须铺垫、预设、犹豫、斟酌，省略了宏大的叙事，彼此刪繁就简、裸裎相见，尽数迷入浩渺时空的荒野里。相持相守，彼此等待；无消无涨，相互平衡。

醺然入榻，已得人生大佳境；酣声辄起，便是人生大智慧。

天明启程，昨日席间乡贤耆老唱给校长的酒歌还在耳边萦绕，裹满悠悠不散的酒香：

星星出来伴月行，

天下豪杰访能人；

昔日高祖访韩信，

刘备南阳访孔明；

太宗访得白袍将，

元璋访得刘伯温；

唯有老夫无访处，

土中刨食为儿孙；

老夫无访又何妨，

席间遇着孔圣人；

七十二贤圣人教，

党策远谋振黉门；

校长主任高风节，

广纳英才化苍生；

鱼跃龙池龙门启。

人文蔚起大潮声；

恩师饮干这杯酒，

学子个个赛苏秦……

三

农村是个自足的社会单元。米谷产自村前的稻田，蔬果采自寨旁的菜园，禽蛋拾自屋边的埘圈。喝的米酒，自然也是自己动手土法酿制烧烤。

通常情况下，庄户人家，每到农忙季节、逢年过节或是遇上红白喜事，一年中总是要烧上几锅米酒的。所谓“无酒不成席”，酒是“活气佬”，酒是“解气包”，酒是精气神。酒，可活络筋骨、调剂气氛、舒解紧张郁闷、融洽主客间情谊。酒酣耳热，即使是私下里的磕磕碰碰、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平常一时难以说出口的知心话，乃至生活中的辛酸苦辣与无奈一切都融化消解在了这万能的杯中之物里。酒，可叫人撕去面具、摒除虚假，乃至一切生活中的尔虞我诈，还原本身，口吐真言，释放出人类心灵深处的真善美。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生活的本身，一种文化的意象，一种精神的象征。

少时，每见家中酿酒烧酒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一切历历在目，如同昨日。

烧酒工序复杂而耗时：碓窝舂米、簸干筛净、去除杂质、升斗量米、泡米发涨、入锅蒸煮，控温凉饭、撒拌酒曲、盛缸入瓮、酿糟发酵、上锅架甑、蒸馏接引、入坛存窖……非半旬月余而不可得。整个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得掌控好。其中，数“蒸馏”环节是集大成的“出酒”的关节点，尤其显得重要，里人俗语中称作“烧酒”。

烧酒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烧锅”了，烧酒失败，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因此，对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烧酒的活儿，常是由心灵手巧、爱好干净卫生的一方来完成。我的母亲便是一个烧酒的行家里手，所烧出来的米酒，色香味俱佳，颇受邻里称道。

烧酒要用到一种专制的器具—“酒甑”。“酒甑”属于民间木工“圆桶匠”的独门绝活。在民间，做木工的“匠人”，分一般的“木匠”和专业的“圆桶匠”二类，界野分明，互不交集，连使用的工具也有所差异。

家里的“酒甑”，就是由父亲把专业的“圆桶匠”请到家里来专门打制的，同时还制作了水桶、脚盆、木桶、锅盖、端盆等日用器具。“酒甑”以优质的杉木为原材，师傅先用锯子将杉木枋板按尺寸截成一节一节的若干，再用斧头将其砍削成一块一块大小匀称的瓦片状的木片，俗称“木瓦子”。 “甑子”的直径与圆周的比例约为1:3.4，然后在刨好的木瓦子的两侧钻眼，上中下各钻一眼，用于装钉竹楔子，以连接和固定相邻的“木瓦子”。打眼，是使用一种传统的“扯钻”工具。将“木瓦子”再次清缝后，便将木瓦子一块一块地连接组装起来，围成一个“两头通”上口小（无“盖”）、下口大（无“底”）的平截“圆锥体”形状， 一个“甑子”的雏形就算出来了。木瓦子数量的多少，决定“甑子”的形制大小，其中要留下两片对称的“木瓦子”用来砍削出以便抬拿的“耳子”；在酒甑腰部的下端装置一个接引和输送酒水的“笕槽”，上高下低。再用“圆刨”将“甑子”的内壁和外壁分别刨光滑，最后用二至三道蔑箍将“甑子”箍牢实。如此，一个传统的木制酒甑才算最后完工。

酒，如果烧得不好，要么颜色浑浊、泛黄，味道不正，还会带着一股子酸味、糊味甚至是苦味、辣味；要么烤出来的酒，性味寡淡如水，欠了劲道。用这样的酒待客，便会有失主人的颜面。烧得好的米酒，浓度常在三十至四十度左右间，不仅颜色清洌、气味芳香、绵长，味道纯正、柔和而醇厚，余韵存留齿间，而且不打头。

母亲烧酒，总是遵循着固有的程序，有条不紊。首先是将水缸挑满清水，然后将土灶上的大堂锅和另外备用的一只大铁锅（用作“天锅”）洗刷干净，把陶瓮缸里发酵好的酒糟倒进堂锅里。再在堂锅之上坐酒甑，酒甑之上端坐 “天锅”。 于各层结合部塞好垫子，以防漏气，“天锅”里面盛满刚挑来的清水，在土灶背面低于酒甑接引输送酒水的“笕槽”位置，安放好接酒用的坛子。

这样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就可以开始生火烧酒了。待灶上堂锅里的酒糟被煮沸，气体蒸腾上去，碰到注满冷水的天锅的底部，受阻后马上冷却下来形成“蒸馏水”，然后一滴一滴地回落到酒甑腰部下端接引输送酒水的“笕槽”里，净净琮琮、涓涓注入酒坛，即为成品酒。

烧酒，尤其要注意把握火候。柴火要硬柴，且不可夹杂有樟树一类的柴火，以免化了酒气。开始用大火，渐至用中火，火力要讲究持续、均匀，不可忽大忽小、更忌忽明忽灭。要随时留心堂锅里酒糟沸腾翻滚的情状，还要不时用手测试天锅水的温度，大抵到了三十度左右的时候，就得“换水”了，即要将高温的“天锅水”舀出来，重新注入新鲜的冷水。否则，温度太高了，“天锅”之水就不能起到降温冷凝的作用，蒸腾上去的酒（气体）就会被“天锅”吸纳烤干，从而导致“烧过”，导致烧酒失败。

在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物资紧张而奇缺，米谷金贵，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买酒更得凭票供应，供销社卖的酒也多是用其它代用品来酿造的，散装的包谷酒和红苕酒还是好的不易买到，最常见的是土茯苓酒、青冈子酒、麻栗子酒和金刚藤（一种植物的地下茎）酒……度数高，含铅含甲醇高，喝了“打脑壳”、头疼。

故而，在父亲的喝酒生涯中便平添了一段以医药酒精兑酒来喝的故事。

从1975年9月至1978年3月，我在龙池附中当“民办老师”期间，熟悉了公社卫生院里的医生，其中的负责人是所教学生的家长，一个还有点儿挂角亲戚关系。于是，每个星期我便去公社卫生院购买一瓶五百毫升装的75%或是95%的医药酒精，拿回家里送给父亲按比例兑水当作酒来喝。

这一时期，医药酒精，是我回家带给父亲最好、最多的礼物。其时，愚昧得很，用医药酒精代以食用酒，并没有考虑到长期如此会不会对父亲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后来，父亲逐渐老了。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生活逐年向好，作为儿女们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见到各种杯中上品，像洋河大曲、杏花春汾酒、董酒、剑南春、西凤酒、酒鬼酒、五粮液、茅台等等皆如雨后春笋般推向市面，父亲才有机会喝上了儿孙们孝敬的“瓶装好酒”。

新千年前夕，八十有三的父亲，脑血管萎缩，记忆力急剧减退，终日头晕目眩，还患上了严重的痔疮和前列腺性疾病，整日不喜活动，常年嗜睡。于是，我想这是否与当年经常喝用医药酒精勾兑的酒有关？

又越五年，八十八岁高龄的父亲驾鹤西去，再也没有机会喝酒了。不知天堂里的父亲是否还会记得当年那些百味丛生的酒物和酒事？

父亲哟，如获重生，我一定会早晚陪你小酌，哪怕是天天喝“茅台”，只要真能“喝出健康来”。

“将近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 穿越时空的酒香，但顾长醉不复醒。父亲，我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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