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速记（八）
——记王学典教授之运河研究院座谈
不清楚对名家学者的“崇拜”会不会形成一种盲目无知的印象，但每每看见图书馆里那些经典书目的作者名字，除却叹喟他们的高屋建瓴之见，余留的便是不断地揣测究竟需要怎样的视野、怎样的见识和怎样的知识储备方能造就这普天之下少有的真知灼见。从古至今，那一域宽阔的眼界、和一篇篇温润的文字未曾中断，远至春秋诸子，近至民国大师及其培养的第二代、第三代……
关于王学典教授及其史学高见，私念，对每一个研习史学的学生来说，着实是一位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上世纪曾诞生过“八马同槽”的山大自己培养出来的当代史学家、齐鲁文化名家、著名《文史哲》杂志主编、顾颉刚的再传弟子……记忆里，《史学引论》中纠葛于史观派与史料派的余温尚未褪去，一位舍友还是王先生的徒孙哩！而今，他受学院邀请前来讲学，消息一传，在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九零后学生群中，犹如晴空中的一闪霹雳，本是定于三点开始的会谈，却在两点半的时候，会议厅便早已人满为患。猛然间，想起“崇拜”这两个字眼，此刻却渲染着满满的温情，和纯粹的感动。温情之于王先生，根源于他那些史学理论的高谈阔论真真不是我辈所能企及，自然这不是吹捧，而是对大视野、大理论与大胸襟的钦佩。而这一袭起于心底的钦佩绝不仅仅指向王先生，还有今世之陈来、钱明、葛剑雄、赵世瑜、郑振满、行龙、杨念群、熊培云、刘瑜、郭于华等诸先生……感动之于我们，纵然不歇地质疑着在这一纳秒社会中习史究竟能否置换成白莹莹的雪花银，但在每一代人身上，都需要不歇地克服着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们也不例外。诚如罗振宇所言：“用不着担心一个领域消失或延续，因为，在每个领域中，总会有那么一撮人仅仅因为喜欢便足以率性遨游”。
这篇日志始于王先生的振耳发聩，显然，王先生并没有准备演讲稿，仅仅是随想随言、肆意畅谈。这也许是名家之所以为名家的原因吧！王先生从人生、史学及治学三部分讲起，尽管酣畅淋漓之处不时杂糅着自己浅薄的理解，但我清楚，这一切皆源自王先生的馈赠。
（一）人生之道
源于座谈会的形式，又目睹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场，作为五十年代生的史学家，王先生从他一生走来的经历诠释着他的人生之道。准确地讲，这些人生之道虽似曾相识，但经他用亲身经历而引出来的另一种解释，确是一番别样的滋味，偶尔，还能硬生生地拽出欲滴的泪眼，和那腔万丈豪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吃苦是人生一定数，要么被苦难死死地压在下面，要么永远站在苦难的上面俯瞰。要趁着年轻这一阶段，多吃苦，吃十年的苦，吃二十年的苦，吃这一辈子的苦。如此行之，方可迎来一段安逸的晚年！十多年来，中国年轻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个人奋斗精神的衰退”。王先生不亏为史学界独树之一帜，只言片语间，便如同一记耳光抽得自己生疼生疼。念及自己刚刚还因专业书籍的枯燥而心絮纷纷，此刻，不禁满面羞愧。无法置否，每一段辉煌的背后怎能没有至少十年的默默无闻和痛苦忍耐呢？人生如此，眼前的诸位老师亦如此，至于自己及未来的“我”，但愿亦如此……
“你是你自己的观念塑造的”，王先生从史学的角度悠悠讲道：“这是在当代新文化史的主流观念影响下形成的，西方新文化史及自由主义主张‘塑造历史的是观念，而非其他’。”正前方，王先生借他曾写过的一篇文章漫溯道，“正是因为山大那片树荫给予我的那一抹清凉，我便决定这辈子永远不离开校园。”倘若将这一警醒置换成管理学中的理论，这不就是显而易见的“定位理论”吗？不可否认，“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谁”仍然是萦绕在一代又一代人头顶上最原始最本质的困惑，王先生的叙述与其说是他的人生经历，倒不如视为他给年轻一代的无畏与决绝……
“大视野、大志向、大关怀、大追求”——“四大”是王先生在人生论上宝贵的告诫。透过“四大”，方能拥有最后的“大动力”。这一刻，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曾有过什么大志向，而未来能否具有，我不敢贸然决定！”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始终无法闪烁在自己的性格之中，二十四年间，在一步步的生命之旅中，我时而糊里糊涂时而摸索校对地走到了现在，以至于有时候猜想，这“大追求”、“大动力”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个体在自远到近的时空中不懈地攀援，不可稍有懈怠。
“黄金三点”被王学典教授拿捏得相当熟练，乃至在台下老师与学生们意犹未尽之际，翩翩音序便戛然而止。刹那间，我悄悄地将这苦难理念、这人生观念、这追求与关怀搁置在脑海最深处，希望等到有一天，哪怕是垂垂暮年，这其间的每一句皆可变现！
（二）史学之道
凭借于长期主编《文史哲》杂志的经验，王先生用深厚的史学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史学的发展渐已完成了代际交替，‘七零后’已成为史学发展的支柱。”紧接着，他高度概括了当代史学发展的脉络：第一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唯物史观派“四先生”为代表；第二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如尹达、胡绳；第三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如林甘泉、张海鹏；第四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如李泉、甘阳；再至第五代，即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如今的“七零后”。乍一瞧，是不是遗漏了上世纪六零后呢？王先生坦言：“上世纪六零后可谓‘生不逢时’，处在‘史学开国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与‘史学开国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空档期，这一代人一部分归为‘五零后’，剩下一部分归为‘七零后’。”关于这段话的理解，用李院长的阐释可能最为恰当了！就知识系统而言，六零后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前者指未能经过系统的学校学习，故而，无法产生完整的知识体系；后者指因为改革开放又接连冲击了沿袭“老三届”的传统观念。伴随王先生与在场老师的探讨，仅存的思维空间推嚷着我不住地思忖，“对于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九零后，这个时代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在我们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本是尼采在一百多年前从森林中狂奔的撕心裂肺，后人用这句话作题目在“正德知行”公众号中写了一篇博文，文中提道，“人在时代中，在某种意义上，其终其一生，都在处理跟时代的关系。我们批评这个时代，我们却和我们批评的东西如此相似；我们与这个时代抗争，而我们抗争的手段却来自这个时代，我们试图逃离这个时代，最终却发现，所谓时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句话将巨大的鸿蒙空间紧锁在一个个特立独行的个体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写道：“一个时代具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具有一时代的价值观”，也许，时代无关乎好坏，心安之处便可为家，觉醒刹那便可成为一个时代的菩提。
如果说史学发展的代际交替是王先生的第一个发现，那第二个发现便是论证每一代人所具有的史学背景。对于前四代人，也就是截止到二〇〇一年左右，王先生颇具自信地说道：“即便是紧闭双眼，我也能勾勒出这四代人的发展脉络和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始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而第五代人呢？“由于年龄、知识及思维方式的限制，我不得不承认，至今仍未能掌握其脉络，一方面是这一代人的成长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涉甚少，另一方面他们的知识理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密切相关”。虽然并未深入了解“七零后”这一代人的史学发展，但他仍然强调，“西方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新文化史学密切相关，‘塑造历史的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更不是其他，而是观念’”至于为何产生当代新文化运动，“我认为，世界性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迎来的是世界性的精神崩溃问题”。按照这一理路，上世纪史学界之所以关于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理论那么澎湃，抛却政治因素，更多的则应立足于当时严峻的生存问题；随后，在世纪之交，当人们逐渐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扑面而来的便是当下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因此，这也构成了新文化史观在当今受人热议的根源。在此，不得不佩服王先生真正的全球化视野，也是在这一次讲谈中不止一次的“大开眼界”。
承接世界性精神危机，王先生点明，“前四代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重，所以，教条主义是其最大弊病；而今，当代史学界最大的弊病则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泛滥”，鉴于此，“关注理论、关注思想”则成为王先生尤为强调的一点。此外，具体到史学研究，他尤其强调，“针对天赋一般的研究者，具有专家背景的“占山头”式的研究方式是其最恰当的方法”（排除像天赋异禀的赵俪生、秦晖等学者），这一点与江老师一直教诲的“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不谋而合，也让我时时刻刻在掂量那长期惯养的随性而读的习惯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懒惰的误区。
（三）治学之道
最为简洁明了的“四力”，即判断力、洞察力、概括力、抽象力，是王先生赠予在场年轻人的无价“精神珍宝”。
关于判断力与洞察力，如若研习过他的理论与思路，我们并不会茫然突兀，这依旧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峙。笔者始终认为王先生是强势史观派的杰出代表，倘若他放乘时光机退回到傅斯年或钱大昕的面前，想来这又将是一场精彩的辩论吧！浸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到乾嘉去”的史学遗风中，王先生质问道，“史料有收集完成的时间吗？哪一次史学研究不是先由有限的史料得出假设，再有有限的新史料论证或推翻旧假设的过程呢？”关于这句话的正确与否，作为刚刚入门的初学者，尚未有所积累的自己不敢断然决定，但透过王先生的“姿意而谈”，忽想起江老师称赞葛兆光先生的“灵气”二字，借用于此也是最为恰当！
毕竟，只有雄伟的高山方可谈及判断力与洞察力，作为刚刚跨过门槛的“小生”，却禁不住思索着怎样才能达到王先生所提及的“后两力”——概括力与抽象力。鉴于中西史学研究的比较，鉴于当代史学存在的集中性问题，缺乏概括力是当代学人最大的缺陷。回忆孔飞力、罗威廉、周锡瑞这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并与最近读过的史学论文相对比，我想，除却视野与知识的比较，剩下的便是概括能力的差距。最简单的例子应该去追溯古代的那十三部“儒家教科书”——十三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诗经》、《尔雅》……哪一部不是举世瞩目的皇皇巨著？哪一部曾是动辄数万的冗长码字呢？
至于抽象力，也就是把发现抽象化为概念，尽管被学者一再诟病，但王先生依旧质问，“试想，哪一门学科领域在你出生之前或之后没有人不曾研究过？但为什么有的人会被记住，有的人却淹没在漫长的时间之中？”王先生以史学界顾颉刚与李学勤两先生为例，试想，顾颉刚、李学勤的前辈与同辈，势必存在比他们的眼界更大、见识更深、知识更厚的人，但为何史学界偏偏记住了这两位呢？“层累地创造中国古史说”、“走出疑古时代”，这两个理论又是谁提出的呢？答案异常明显，因为两位先生创造了概念，创造了一种覆盖巨大知识面积的基本分析工具。而这亦可以解释为何吴思的“潜规则”在当世这般受人热捧的原因！
回归至“四力”出发的方向，其本身便是判断力、洞察力、概括力与抽象力的展现，究竟这“四力”如何被王学典教授运用到学术研究之中？再过一个小时，在他那即将开始的《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讲坛上定会淋漓再现，而这次早已无须外力的生拉硬拽了。
窗外，冷雨、轻飘；寒风，携着暖……
后记：
匆匆之间，王学典教授的讲谈已成为历史，但庆幸的是遗留的文本与沙沙作响的笔记仍可再次目睹一遍遍“芳容”。浸泡在“以小见大”、“碎片化”和“竖排文字”的著作堆中，虽也存在不少那些展映宏观眼光的文章，但像王先生这种“直入鸿伟”的治学范式、这种气势雄浑的性情讲学的确让大家眼前一亮。读完《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改革史学：对若干史学关系的再平衡》与《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推荐阅读），再联想到昨天与今天之种种，犹感，那长时段、大视野与新观点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味？
有关长时段与大视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时代》是“长时段”的经典之作。可惜，百万字的巨著把那一颗本不安静的心蹂躏得千疮百孔，当看完上部时，便预示了下部的暂时告别。而对长时段的运用无时不刻反映在王学典教授的无数文章之中？在说明近代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是学术小工与学术老板的观点时，他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强调道，“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其实一直在跟着外国人的屁股转：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我们的史学跟着日本走，以致有人说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史学界又跟着法国汉学走，伯希和成为一代史家宗师；从战后到文革，中国史学界又跟着苏联走，莫斯科的史学家成为最高的权威；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跟着美国后边亦步亦趋，一批美国史学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细细品来，这长时段、大视野无不在这一句又一句中展现着！
对于新观点，这两天不知颠覆与惊醒了多少曾固有或忽略的思考呢！比如，在论及中华民族是否具有经商禀性时，王先生用“重农抑商”政策提示着，“虽然传统中国政府一直力行‘重农抑商’政策，这对稳定社会的益处不言而喻；但从另一层面上看，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动用最高行政权力来压制商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商业其实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自商鞅变法到文革结束，一直如此；但改革开放后，政府只是在‘重农抑商’政策上稍稍去掉‘抑商’而已，中国的商人便用数十年的时间遍布世界各地，谁又能否认中华民族没有经商意识呢？再如，在论及反思改革史学时，他提道：“只有当改革开放进行到能够开始自我反省、自我审视、甚至自我批判时，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前改革’时期的价值。譬如，只有当改革时期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达到一定程度后，只有当贪污腐败、道德崩溃登峰造极后，人们才能认识前改革时期所崇尚的平等、公正、均平的价值及其所采取的许多极端措施的意义。”诸如此种，注定无法是一篇记述所能尽数的！
从两天之尾漫步走来，新奇一阵阵袭来，豁然了许多，明朗了许多。最后，王学典教授以“历史不会白过，也从来没有白过过”为结语，或许，这不仅仅指向宏观时代，更是指向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个阶段！
人生每一阶段均不会白过，也从来没有白过过，而人生亦不应白过！
2016-11-7，1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