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郎中之死
西北风呜儿呜儿地刮了一天，到了下午，黑沉沉的天空，竟淅淅沥沥地飘起了雪花，几只乌鸦在院墙上呱--呱--地叫着，1969年的第一场冬雪就这样降临了。
下雪了！四娘推门进来，拍打着身上的雪花，附在娘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妯娌俩就匆匆忙忙地向外走去。
雪大吗？我一骨碌爬下炕，穿上棉鞋戴上棉帽，走出院子。刚出门，见村里人都神色慌张的向老屋方向跑去。
村道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两条架子车的轮印，歪歪扭扭的向老屋拐去，伴随着许多杂乱的脚印。
远远看到先生爷家门口，站着一圈人，低低的哭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挤进人群，只见一辆架子车上，大红花的棉被下，露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发黄的脚。旁边人悄悄说，先生爷不在了，刚接回来。大人们一边抽泣一边打扫停柩的地方。
先生爷大名李善存，是我们村方圆百里有名的外科医生。先生爷在我们村辈份最高，是我的曾祖父辈，我应该叫他“爸爷”（关中农村已演变成“八爷”）。村里没人敢直呼他大名，都叫他“先生爷”。父辈们世代务农，看似没有文化，但他们对辈分高的老人，常常称呼“先生爷”、“老人家”，用词十分儒雅，表现了很深的文化积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先生爷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常年戴顶黑色的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石头眼镜，嘴唇地包天，时不时“噗”地吹口气，裤带上吊着个墨绿色的眼镜盒子，外出背着红十字的药箱。来他家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看完病没钱，就说先生爷，我下回带给您。先生爷总是潇洒地一挥手，走吧走吧。
先生爷的三儿子三周，比我大几岁，但我叫他爷爷。学校里有人欺负我，他就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每天放学后，他带着一帮小孩打猪草，玩游戏，一边走一边讲三国聊水浒侃西游。先生爷不在家时，他常常带我去他家玩。先生爷家有好多好多旧书，线装书脊，纸张发黄，大多是医书，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间大屋里，两面靠墙的大柜子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药罐。
先生爷隔一段时间，就要用他专制的炉子炮制“升药”。 “升药”学名叫粗制氧化汞，是水银、白矾与火硝的加工品。具有拔毒排脓，除腐生新之作用。他点着木炭后，人就不离炉子左右，火不能断，水不能干，不断添炭加水，七天七夜才能揭锅，炼制出“红升丹”和“黄升丹”。
我两岁左右，不知得了什么病，不断地想尿，走两步路就要站下小便，每次只滴几滴。娘带我让先生爷治疗，我叫了声“八爷”，先生爷摸了摸我的头，给娘说了个秘方，一分钱没花就治好了。
那时农村家家养猪，买头小公猪，必须及时骟割，否则公猪发情，生长很慢。农村专门骟猪的人叫“骟匠”，“骟匠”挎个白色的布袋子，袋子上绑一绺红布条，手里拿个碗大的铜锣，“当当当”一敲，嘴里喊着，骟牛骟马骟羊骟猪哩！正好邻居家骟了一头小猪，娘捡来骟匠割下的睾丸，洗净，在铁勺里滴了几滴油，炒了炒，给我吃了，第二天我就不频繁地小便了。
那年冬天，婆婆大拇指缝里长了个疮，刚开始也没在意，不几天手指肿得红萝卜粗，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晚上在房间走。那天，先生爷给婆婆做手术，正在抹药，大队的一个主任匆匆忙忙跑来说，哎，老汉，支书酒喝醉了，你快去看看！
先生爷头也不抬，半天才说，你不看我忙着吗？
婆婆起身说，那你去吧，我改日再来。
坐下，急啥哩？人死不了。先生爷依然摆弄他的瓶瓶罐罐，没有一点要去的意思。主任看看没办法，骂骂咧咧地走了。
狗仗人势。先生爷长长地出了口气，准备手术。
他指着门外说，你看孙子干啥哩？婆婆一回头，先生爷出其不意地在婆婆手指上划了一刀，婆婆疼得“啊”的一声，昏了过去。先生爷清理了脓血，撒上药粉，几分钟就包扎完毕。
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了秋天，接踵而来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村里成立了专案组，一下子就挖出了隐藏在村里的台湾特务组织“星星火仁义军”，据说这个组织的联络暗号是绣着一朵梅花的烟袋。有人反映，先生爷曾用过一只绣着梅花的烟袋，可能是个台湾特务。先生爷出诊的路上，就被专案组带走了。村里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时，大队院里建了个草袋厂，一排草房，十几台草袋机，主要拧草绳织草袋，给大队搞些副业。每年秋天，水稻收割完，各生产队就把稻草缴给草袋厂，稻草摞在大队的后院，够草袋厂生产一年。
专案组就设在草袋厂的库房里，专案组的成员是大队选出来所谓“根正苗红”的青年骨干，其实是村里心狠手辣的小混混。凡是地主分子、旧社会历史不清楚的、得罪了人的、干部看不顺眼的，都关进去，敲打敲打。村上人人自危，说不定哪天被专案组叫走。
十几个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台湾特务”、“残渣余孽”，就关在这里，一堆烂稻草里扔着几床漏出棉花的破被子，有的蹲在地铺上反省，有的爬在凳子上写检查，不好好交代的，要么不准睡觉，用大灯泡照射；要么推到黑房子里，给头上套上草袋，用木棒敲脚髁骨；要么冬天从头浇水，为之清醒。
先生爷从冬天关进去，一问三不知，精神恍惚，就一直没有放出来。
1969年的春天，一天早晨，天麻麻亮，有人到村里唯一的一口井上打水，发现百十斤重的石头井盖被挪开，井口放着一双布鞋。伸头往井口一看，井里一个人头。
快！有人跳井了，有人跳井了。打水的人大喊。
大家从睡梦中爬起来，涌到水井房。
井里的人攀着井壁两边的脚窝，已下了几米深。大家趴到井口喊，快上来吧，快上来吧，他还是往下攀。从留在井口的鞋，大家判断这人就是先生爷。他大概实在受不了非人的折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投井又下不了决心。
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把一个小伙绑扎好，放下井去救他。小伙刚要接近他，他乱舞着一只手喊，你叫我死，你叫我死。大家没办法，又放下一根挽着环子的绳子，把环子放下去套在他头上，慢慢地拉了上来。
先生爷被救上井口，脸憋得发青，人已昏迷，大家抬他平躺在地上，半天才有了一丝气息，专案组的人还是坚持要把他带走。
过了三四天，被关押在专案组的一名地主，也趁黑夜看押的人睡着，逃了出来，一头扎进了大队附近的一口深井。打捞出来都没了人形，惨不忍睹。村里人也一个多月没水吃，去几里外的河里挑水。
连续发生了几起意外事件，专案组就把先生爷等几名“阶级敌人”，解送到了县看守所关押。
秋去冬来，先生爷不清不白地死在了看守所，大队干部让家里去运尸。大儿子、二儿子在几十里外的水利工地，三儿子三周那时最多十五六岁，一个人拉着架子车，一边哭一边去四十多里的县城。等到了县城，天已黑了，又冷又饿，他蜷缩在汽车站的候车室，熬到天明。
到了城墙外的看守所，看守捂着鼻子打开了一间铁门，指了指一堆破棉絮里的“犯人”，转身走了。三周把已经僵硬的父亲抱到车上，眼泪已经哭干，大脑一片空白，顶着寒风，翻山越岭，把父亲运回了生他养他的五丈原上。
第二天傍晚，几个人抬着临时赶制的棺材，草草地安葬了先生爷。
多年后，村里的老人生了病，还常常念叨先生爷精湛的外科医术。
2016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