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笔记
故乡笔记
一
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一样的，一条马路，一匹山，一条小河，一群牲畜，几位老者……但每个人的故乡又都是不尽相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记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外流浪的孩子，回到故土，回到那个曾经生他、养他的地方，眼睛所能触及的全是回忆，脚下的泥土满是故事。眼泪欲流又止，微笑停留如面瘫。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真诚过。麻木的内心，在故土面前，溶解了，那一刹那，自己又做回了孩子。
故乡，是童年记忆的承载体，故乡走丢了，那些纯真的记忆将不复存在。或许你得到了整个世界的赞许，却丢失了自己。
二
我的故乡在内江市隆昌县一个遥远的小山村，人们叫它桂花井。据说，名字的由来是村子里有一口老井，那老井在村子的河边静静躺了两百多年了，井的直径为一米，有五十米深。井边有一棵桂花树，每年八月，丹桂飘乡，人们就把那口老井叫作桂花井，渐渐地，这个称呼，就成了村子的名字。那口井、那棵树，成了村子的名片。而且一直保留至今。只是，那棵桂花树在“文革”时期被砍了，现在，泥巴早就覆盖了树的年轮，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已经找不到树的痕迹。但那口井还在，井水还很清澈，每天都还在供应着村子里十几户人家的生活用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离开村子时，我只有八岁。今年过年，我找到了离开村子时留下的照片。照片发黄，我和姐姐站在一起，姐姐穿着红校服，扎着马尾，我穿着暗黄的绵衣，我和姐姐好像在笑，可是却显得那样木讷，我和姐姐都那样瘦，皮肤黄。那时，我的身高还不到一米吧？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油菜花，显得鲜艳。就在那一年初春，妈妈跟随爸爸去了广州谋生，把我和姐姐寄托在了姨妈家。从八岁开始，每年只回家两三次，要么是清明，回去祭祖，要么过年，回去看望叔伯，或者村子里有人去世，回去送终。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在村子里连续呆上过三天。
每一次回家，都觉得亲切，内心感到安静。我喜欢村子里包谷竿燃烧的味道，喜欢看到长辈们的笑脸，喜欢一个人站在老屋的坝子边上，眺望远方的小山和河流……就这样看着故乡的一切，有时回忆往事，有时就让时间“嘀嗒嘀嗒”溜走，而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想。
三
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年底，回家过年。村子里最大的变化是修通了水泥马路。
其实，这条马路五六年前就打算修了，村子里最长老的人死活不同意。有一次村里开完会，那位长者从我面前经过，老态龙钟，满脸横肉，步伐缓慢，嘴里还在唠叨：“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那么多辈人没有修路，还不是过来了！现在干嘛要修路？”说着，口吐泡沫，白眼望着队长家的方向，好像要生吃了队长一样。从此没有人敢惹他，从此也没有人敢再提修马路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老人不愿修马路的原因是心疼钱。他儿子不成才，家里的收入仅仅来自土里和自家里养的几只鸡鸭，老两口又常年有病，还要供孙女上中学，他也喜欢打麻将，几乎逢打必输。于是，要他掏钱修路，简直就是要了他的老命。
前两年，老人去世后，修路又成了村里的重大话题，年轻人都支持修路，这样出行方便。前年确定了修路方案，去年上半年就领到了政府给的补助金，每人又出了一千五百块钱，去年九月，正式开工。
马路是从邻村搭过来的，为了尽少占用耕作土地，路弯弯曲曲，像条蟒蛇盘延在山间。路长一公里。有人担心队长贪污，专门用竹竿一竿头一竿头的量过，结果发现只有九百五十米。他们不干了，喝酒壮胆之后，几个人到队长家闹，说他耍心眼儿，说他贪污。队长有嘴难辩，把存钱的卡交了出来，卡号密码由三个年轻人各自掌握两个数字，少了谁，钱都取不出来，而队长，只能负责记账。这样才算了事儿。
这个事，让邻村的人看了笑话。
马路三米宽，单行车道，故意修了几个会车点，在马路入口，修了栅栏，只有小车才能进入。
过年，我是坐堂哥的小车回家的，一路上，家人都在感叹：“马路修通了就是方便，可以直接开车到家门口了！”我透过车窗望去，村子里有小孩儿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满头是汗也停不下来，技术还不够娴熟，看到小车来了，立马就下车，伸长脖子张望。很远的地方，听得见他奶奶在叫他慢点慢点……悠长的声音，像轻音乐。马路边上，几位老人一边吸烟，一边谈论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声音低沉，他们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时间在他们面前，走得慢悠悠。
马路修通后，村子里开始有了摩托车，小车也会陆陆续续的出现。
修通马路，是一件喜事，只是村里没有摆酒宴庆祝，但是大家望着它，仿佛觉得是自己家的孩子。年轻人将会从这条马路，走向更远的地方，老年人是马路的守护者，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离开它了。小孩子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他们不知道这条马路的来之不易，他们在马路上学会了骑车，或许，也会摔伤手臂。
四
村子里有两块堰塘。一块在我家门前，另一块相隔不过二十米，在杨大爷家门前。两块堰塘都有篮球场般大，它们就像是孪生的兄弟，可是从未谋面，多么尴尬。
前两年过年，队里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这两块堰塘十年的使用权。每户人家都渴望中奖，而幸运的中奖者只有一个。队长用红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勾，其余的都画叉。大家有言在先，一切公平，中奖与否全靠运气，不得抱怨，中奖者每年要向村子里上缴一百块钱，象征性的作为承包费，十年后，又再次以这样的方式决定其使用权。
我代表家里参与了这次抽签，没能中奖。中奖的正好是杨大爷，他占尽了地理上的优势。每个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或许心里还在想：“怎么不是我呢？”杨大爷满脸喜悦，激动得给男人们打烟庄，嘴里承诺，以后卖鱼的时候，都给大家算便宜点！
杨大爷抽到两块堰塘后，我家门前那块堰塘用来栽秧子，他家门前那块用来养鱼和饲养鸭子。去年回家的时候，看见我家门前的堰塘早已干涸，显然他并没有用心管它，他家门前的堰塘一群鸭子游来游去,“叽叽嘎嘎”，荡起一条条水纹。回家那天天气正好，我借了一根鱼竿钓鱼。结果只是钓了一个下午的阳光。倒是在我走神的时候，鸭子把鱼竿拖了下去！
父亲好几次对我说：“要是你抽中那两块堰塘该是多好呀！等你大学毕业了，我就不在广州卖快餐了。我回去养鱼，一定会养得很好！”父亲每次说起，我也只是笑笑，总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我相信父亲养鱼一定养得很好，可惜，我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在我的记忆里，以前我家门前的堰塘是属于爷爷的，爷爷上了年纪，让四个儿子管理，父亲和叔伯一起，春天在堰塘里栽秧子，养鱼。夏末刚收了谷子，就会把堰塘的水放干，一大家子下田网鱼。十几个人在田里，不是传来收获的欢笑。我恳求妈妈，我也要下田网鱼。妈妈同意了，帮我卷起裤脚，我就“噼噼啪啪”地下田了。这样的结局，除了眼睛，混身是泥。我记得我收获了几条鲫鱼，它们让我高兴了许久。那块堰塘的鲫鱼，真是肯长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长到父亲的巴掌般大。
每年辛苦收获稻谷后，网鱼吃鱼，成了爷爷辈下的儿孙相聚一堂的美妙时刻。鱼太多，吃不完，爷爷叫父亲拿些出去送人。晚上，爷爷亲自下厨，一家人都在旁边围观着。倒下半桶菜籽油，辣椒，豆瓣儿，还有酸菜，在烧上十多分钟，鱼就好了，出锅时撒上鱼香。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吃的，对鱼有太多的遐想和期待。鱼分为三份，爷爷叔伯父亲坐一桌，他们吃鱼喝酒聊天儿，汗水岑岑地冒出来，用毛巾擦了，又继续吃鱼。我们小孩子坐一桌，鱼除了香嫩，主要是辣的味道，我们一边吐舌头，又一边把筷子伸进了鱼盆。太辣了，我问爸爸要水喝，二伯把白酒给了我，一口下去，真想把手指伸进喉咙。我的眼泪出来了，二伯哈哈大笑，母亲从厨房走出来，说我不动脑子。母亲和伯娘她们在厨房里吃，孩子们吃完了他们才上桌！
我家门前的那块堰塘承载着一大家人的记忆。我写的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那么，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呢？当父亲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又有多少关于这一块堰塘的记忆呢？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渴望得到那块堰塘的使用权了。一个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感情是很难割舍的。其实，农民与土地的感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父亲常年在外打拼，爷爷去世七年了。父亲把这份感情，寄托给了我家门前的堰塘。而我，只能眼看那块堰塘里的水，一点一点流干！
过年的时候，杨大爷收获了堰塘里的鱼。的确，卖给村子里的人算得很便宜，都是象征性的给一点钱，就像给承包费一样。村里的人还是在享用堰塘带大家带来的实惠，大公家的牛会放在堰塘里洗澡，每户人家都挑着刚出土的红薯，在堰塘边上洗干净了才挑回去。
五
村子里有一条小河，在我家门前的坡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河的名字，好像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样。当春种需要用水时，都是从这条河里抽水灌溉。小河上游有个坝，天干水不够用时，就请求上游的人放水。这条河的存在，关系到了整个村庄稼的质量。
以前，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我们关注小河，只是关注河里的鱼虾。
夏天，是小河边上最热闹的时刻。几乎村子的孩子都到小河边上钓马虾。折一根桑树，系上一条毛线，捉一个青蛙，钓马虾的工具就准备好了。钓马虾不像钓鱼，能提前知道马虾是否上钩，钓马虾只能靠感觉，一般一两分钟就要拉扯一下，如果很沉，就成功了。马虾张牙舞爪，又红又大又魁梧。能够征服这样的生物，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乐趣。半个小时就可以钓好几斤。拿回家，扯掉马虾的脑袋，放一点豆粉裹一下，榨干之后再放干辣椒爆炒，就是一份美味的晚餐。一般，妈妈很忙，都是我负责烧火，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下厨。
有一次钓马虾，我不慎滑进了河里，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小脑袋。一旁的小伙伴看我，就像是在看一个笑话，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应该伸手救我。还是姐姐，立马跳下水，把我拉扯上岸。从那以后，妈妈就不要我和姐姐去钓马虾了，她说，如果发现我们再去钓马虾，就打断我和姐姐的双腿。
没过多久，有人发现河里的鱼浮出水面，不知是谁，在水里放了药。现在想来，一条长七八百米的小河，能够把鱼毒死，该是放了多少农药呀？他又是安的什么心呢？
去年清明节回家。我像小时候一样到河里去钓马虾，钓了很长时间，一只也没有。只得悻悻回家。现在，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河里的马虾几近灭绝。
六
村子里许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恒久不变的，是那条小河和河对面的那座山。
山并不大，人们叫它“毛布山”。两千年左右，重新分配土地后，我们家有块地在那座山上。在分给我们家之前，那块土地并没有种庄稼，野草很多。母亲带上我和姐姐一起去除草。母亲用锄头敲打土地，让它在多年的睡梦中苏醒。我和姐姐跟在母亲身后，把土里的草一根一根扯出来，然后扔到山茅坑里边。母亲挖土的身影，就像一个倒转的“U”，那些年，爸爸都不在家，这么重的活，全是母亲在做。我和姐姐偷懒的时候，母亲说：“这块土很多年没有种庄稼了，土很肥，今年我们种花生，收成肯定特别好。”我和姐姐听母亲这样说，又开始干活。那块土地的草除净以后，我们母子三人又到山上种花生，母亲挖土，我播种，每次撒两颗花生，偶尔会偷吃，妈妈看见了，会放下锄头，朝我笑笑，姐姐狠狠的瞪着我，说：“你现在吃掉的是一颗花生，收花生的时候就是一把花生！”我不理她，叫她赶紧把土盖起来，免得我和妈妈做完了活儿还要等她。
那一年，我们的确收获了许多花生。父亲过年回家的时候，妈妈将花生和着沙子生炒，那不仅是我和姐姐的过年的美味零食，有客人来的时候，母亲也会端花生出来，请客人吃。
那块土地，后来又种了包谷，种了麦子。
四四方方的一块土地，只要播种，就会有额外的回报，这就是大地的馈赠。
因为那座山上有我们家的一块地，我和姐姐常常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去爬山，其实只要一两分钟就爬上去了，但每次爬上去，都有一种成就感。我们站在自家的土地上，姐姐跟我讲庄稼发生的变化，我没有听，而是在周围捡了一捆干草，用火柴将它点燃。火“呲呲”的燃烧着，姐姐骂我不懂事，我静静地望着很低很低的天空，不知是不是被我的那团火给烧红了？姐姐叫我大声尖叫，说山上会有回声，我叫了，只是声音不够大，山听见了我和姐姐的对话，可是它并没有回答我们。
下山的时候，我和姐姐就像脱缰的野马，张开双臂飞奔，风打在脸上，吹干了汗水，地里的庄稼也在随风跳舞。
今年过年我又爬山那座山了，一个人。前两年村子里响应“退耕还林”的号召，山上栽满了核桃树，比人还高。曾经我们耕作的那块土地却空了起来，长满了杂草，淹没了膝盖。这块土地，已经许多年没人管它了，它还要荒芜许久许久。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粮食产量，它的地位一天天下降。
七
在农民的世界里，房子的好坏，直接体现这一家人的富裕状况，它关系到这一家人在整个村子里的脸面与荣耀。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有了平房。那房子是在爸妈结婚一两年后，父亲修的。
父亲是个石匠，房子需要的所有石头，都是他一个人在山上用铁钻打出来的。“哐当哐当”，打石头的声音在山上回唱，石头随着铁钻一点一点的深入，慢慢脱离大山，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的子宫一样。石头都是规则的长方体，一块有一百斤。父亲打好石头后，又用鸡公车一块一块的推回家。有了足够的石头，就开始修建房子，石头做地基，还做平房的起石，所以现在还可以清楚的看到许多石头。平房用红砖修建而成，外表没有涂水泥，屋顶盖青瓦。
父亲一共修建了四间房子，一间堂屋，堂屋的屋顶有两块亮瓦，白天光线通过亮瓦射入堂屋，整个屋子都明亮了。在堂屋的左右各一间卧室，父亲和母亲居右，在那个卧室里还修了一个专门存粮食的石柜。它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一。我和姐姐睡在另外一间卧室。我和姐姐卧室的旁边是厨房，厨房了有一口水缸。在屋的背后，是猪圈和厕所，猪圈都是用石头搭建而成的。
屋子里最贵重的电器就是那台黑白电视机。那是父亲在攀枝花打工挣钱后，回来买的。我们家是村子里最早拥有电视机的人家。每到农闲时，村子里大部分女人和孩子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面前。那时，《还珠格格》正在热播，金庸的《笑傲江湖》刚刚拍成电视剧。电视节目成了村子里谈论的主题，那时，麻将还不够流行，看电视是村里的人劳作一个季节后消遣的最佳方式。
七年前，爷爷在那所房子的堂屋里去世。父亲修建房子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爷爷会在这所房子里断气。后来，爷爷的遗照也挂在了堂屋里。爷爷去世后，那所房子就再也没有住人了。隔房的二伯打电话给母亲说，他要在我们家的屋子里放柴，母亲欣然同意。去年回家过年，打开屋子，看见柴堆得满满当当，已经没有涉足的余地。我就不明白，隔房的二伯，一个人生活，怎么就需要这么多柴呢？再说现在村子里早已通了天然气。像他那样的人，一旦有空，就到山上去找柴，他是在打发时间，填补内心的空虚吗？还是这么多年形成的习惯，已经无法改过来了呢？
爷爷刚刚去世那两年，还常常听父亲打电话请人修补房屋的砖瓦，后来渐渐地就不再请人修了。所以，那所房子越来越烂，现在已经无法住人了。
是的，房子是需要人气的，不管再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就会坏得很快，就像人患有肿瘤，迅速倒塌。
这两年，村子里立起了几幢新楼房。似乎听到别人家的房子修得怎样怎样漂亮，母亲也想回家修房了。只是考虑到我还在读书，需要较大的开支，而且修好后也没人住，就此罢休。
我告诉母亲，不论以后我在哪里工作，都要在老家修房子，最好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建。
修房子，这应该是母亲一生中较大的心愿，住着舒坦是一方面，最最重要的是让她感到脸上有光。
八
现在村子里，年轻人已经不多了。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和几个小孩子。
从今年开始，大伯和大伯娘也加入了这群老人的队伍。
三年前，大伯患病，几乎半身瘫痪。那以后就住在成都，堂哥在成都做生意，照看方便。经过几年的修养，大伯勉强可以离开轮椅，身体也硬朗了许多。去年回老家过年后，大伯娘决定不再上成都了，堂哥刚刚在老家修了新房子，大伯娘想守候着它，不再离开。她说，老家的空气更好，村里的人也常常关照二老，为他们送蔬菜、送鸡蛋，老家更有人情味儿，说话聊天也方便。她还说在成都常常失眠，回到老家一觉睡到大天亮，可香了。堂哥虽然不放心二老，但老人都这样说了，只得同意。
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大伯用手指着坝子边，大伯娘告诉我，大伯想到外边去坐坐，晒晒太阳。我先端了一张椅子在坝子边，又把他扶过去。大伯速度如蚂蚁，几米路走了两三分钟。我扶着他，就像小时候他扶着我一样，只是，我的世界越来越大，而大伯呢？可能从此以后，他都很难再离开这个坝子了。
我们的生命，最初是一个点，慢慢地形成了一条线，随着我们长大，就形成了一个无限大的圆，后来，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圆渐渐缩小，缩成一个面，那个面就是故乡的老房子，后来只是一条线，一条自己只能来回走动的线，最终，线也缩小了，成了一个点，那个点便是坟墓！村子里的老人，大多数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们的一生，爷爷是、将来大伯也是。他们在这里出世、成长、娶妻、生子、再慢慢老去。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的，最终，还是躺在了村子的泥土里。那条河、那座山、那两块堰塘，你们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能否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故事？如果能，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书写故乡的笔记，点点滴滴，一字一句，决不放弃。
洛川
2016.3.26——27
